范古農居士——中國近代佛學復興的助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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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佛學復興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居士佛教的興起。在家居士不僅僅作為傳統意義上的佛法的信受者和襄助者，更重要的是作為弘法利生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居士群體之中，不僅有傳統意義上的資財襄助者，而且有深通教義的善知識，以及投身佛教經籍著述出版事業的圖書出版家。范古農居士正是集上述三者於一身的著名人士。在弘法利生及佛教書籍的出版流通方面，都作出了紮實的貢獻。

范古農(1881-195l)，字寄東，號幻庵，法名幻修，筆名海屍道人。浙江嘉興月河裡人，生於清末光緒七年(1881年10月10日)。

他的父親文質公，以耕讀傳家。范古農自幼受傳統的私塾教育，攻讀經史子集。他生性勤奮好學，加以聰穎過人，在鄉里頗有讚譽。十八歲時，肄業於上海南洋公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畢業之後，古農至杭州求是學院求學。在此校與同學蔣百器交往甚密。百器之父蔣智由在天津辦報，一直以東西方哲學教誨百器，並且特別讚揚佛教哲理的殊勝。受百器影響，范古農對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次，古農偶然於書肆購得《圓覺經直解》一書。初步閱讀，心中卻十分喜好。古農當時正在學習《幾何原本》，其書有按語曰：「學此書者，但當依照所定之理解決問題，切不可懷疑，亦不可杜撰。」受此語的啟發，古農領悟到閱讀佛教書籍也應當如此。也就是信受佛語，不可妄解，也不可懷疑。此段經歷，是范古農對佛法產生信仰的肇端。

光緒二十七年（1901），范古農結婚成家，娶妻戚瑾良。婚後，古農留在家鄉創辦了毓秀女子學校，在當地反響甚大。光緒三十四年（1908），古農告別家鄉，東渡日本求學。是時，楊仁山的弟子桂伯華、黎端甫等人也在東京求學，相與研究佛法。范古農與他們交往甚為深厚。其外，國學大師章太炎受《蘇報》案牽累，出獄後流亡日本東京。古農也得以交遊、問學，收穫頗為豐富。受此三人啟悟，范古農此時於佛法（唯識學）稍有心得。其後又得《大乘起信論直解》、《大乘起信論義記》二書，古農認真研習之後，信仰佛教之心日益堅定。

清宣統二年（1910），范古農離開東京回國，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在校務、教學之餘，廣泛搜求佛典，潛心研究，手不釋卷，至俗事於不顧。1911年，范古農前往浙江平湖報本寺聽華山法師宣講《阿彌陀經疏鈔》，神遊領悟，對於凈土法門發起信向。在此期間，古農根據楊仁山所定的佛學課程，自行研讀修持不懈，所得良多。

民國建立之後不久，范古農在嘉興組織佛學研究會，會址設於精嚴寺內，會中設有大藏經以及各種佛學書刊，設立閱覽室備人閱讀。佛學研究會定期舉行講經會，范古農自任主講。這是他講經的開始。此舉影響深遠，並且波及到臨近地區。不但在嘉興澤被者數以千計，附近信眾也產生了欣慕之心。於是，范古農就利用寒暑假，分別至上海、杭州、松江、紹興等地講經說法。自此，范古農的法音遠播，聲名遠揚。古農於嘉興所設立的佛學研究會，是近代幾個成立較早的佛學研究機構之一，特別是在江、浙、滬，實為首創。

1917年，范古農皈依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法名幻修，同時稟受優婆塞滿分戒，在寺中隨眾聽諦閑法師講經，由此通達天台宗教義。古農弘法講經，最初以天台、華嚴並弘，同時稱揚凈土宗，對於三論、唯識則稍提及。後來，他又接續前業，再行精心研習唯識章疏。古農曾謂：學理高深莫過於《成唯識論》，行持方法莫詳於《瑜伽師地論》，並以此兩點教誨學人。不過，在各地弘法講經的許多時候，仍然以《凈土十要》、《普賢行願品》為主（普利大眾）。他強調解行並重，修持為本。

當時有名士李叔同，專程至嘉興拜訪范古農，兩人相見如故。李叔同此時已有出家的念頭，古農則相當贊同，並相邀如果出家之後，暫時不習慣住寺，可到嘉興佛教研究會居住。1918年7月李叔同至杭州虎跑寺剃度，9月到西湖靈隱寺受具足戒，10月就到嘉興住在佛學研究會中。這位李叔同就是後來著名的弘一律師。弘一律師在佛學會住了數月之後，至杭州玉泉寺安居，專門研習律部。古農與弘一律師的交往，一直綿延未曾間斷。

1929年1月，上海熱心弘揚佛法的居士，以股份制形式組織「佛學書局」，專門出版佛教圖書典籍，並且供應佛教文物法器。緣於范古農的佛學造詣和弘法的聲望，佛學書局聘請范古農為總編輯。古農接受邀請，舉家遷居上海。從此，范古農的弘教活動轉而以上海為中心。古農主事佛學書局編務十餘年，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書籍，並且主辦了多種佛教書刊，為上海佛教乃至全國佛教的復興與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7年8月，中日戰事爆發，古農歸浙江天目山，住於禪源寺，棲息林壑，專志凈土法門。1938年，他應上海省心蓮社的邀請，離天目山至省心蓮社講經。同時，又應蔣維喬的委託，將江味農居士的《金剛經講義》整理校訂出版，前後逾時兩年。抗戰勝利後，范古農重歸浙江嘉興，時年65歲。然而，他仍然不辭勞苦，巡行於平湖、松江、蘇州等地講經說法。又憐憫故里兒童失學，特舍宅第興辦范氏小學，收留鄉里兒童以培育之。

1947年，上海諸多道侶翹慕至殷，迎請古農重返上海，仍住於省心蓮社。當時，古農年近七旬，發須皆白而精神矍鑠，弘法之志老而彌切。1948年，有感於一些佛教青年均奮然有學佛之志，「然以教誨汪洋，莫之能涉。諸宗各有所長，契機難於一致。…則攝三乘以為教，遍五性而普益，抉擇所得，學友攸歸。爰議組織法相學社，以資進修。」范古農創辦「法相學社」以為培養佛學研究人才，並親自撰寫緣起，訂立章程，編訂課程。學社於當年12月7日正式開學。

在法相學社中，范古農除了每星期二、四、六下午親自講課之外，還舉辦通訊研究班，編輯《法相學社刊》，刊行法相講義以及各種回答法相宗義的通訊，同時也刊行相關的論文，以作學員修學之助。

1948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改組，范古農被推舉為第六屆林長，領導居士林工作。1951年春，范古農在法相學社主講《顯揚聖教論》，3月21日講畢，22日示微疾，4月12日於臨終前，神志清明，念佛不輟，一笑坐化。安葬於浙江靈岩山。世壽七十一歲。

范古農的佛學素養深廣通博，對中國佛教諸宗思想都有所通達。受金陵刻經處的影響，對法相唯識學有較深研究，晚年尤以弘揚唯識為己任。他深信凈土法門，又多於印光大師交往問學，於凈業多有所得，一生修持未曾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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