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教育：近代中國一場彌足珍貴的啟蒙｜大象文摘

我們今天推薦的，是一百年前的一段博物故事。

如今，你在萬能的朋友圈、微博上找人辨植物，認蟲子，甚至區分飯盤裡的魚骨頭。而一百年前那個寫了最多博物教科書的人，只能「自覓門徑」。

本文由公眾號「東方歷史評論」（ID：ohistory）授權轉載，歡迎點擊「閱讀原文」訪問關注。

撰文 / 畢苑

歐洲的18世紀是啟蒙昌明的時代。法國博物學家布豐以其如椽之筆寫就的《自然史》巨著，幫助人們拋棄神學信條、樹立自然觀念。作為進化論的先驅，他以科學實驗得出的物種進化結論成為啟蒙的一盞明燈。布豐和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啟蒙巨匠一起，把歐洲推進了理性解放的「人」的時代。

自然史

這個時代在中國，遲到了一個多世紀。

「博物」觀念在中國古代出現很早。《爾雅》諸篇包括對花草、樹木、昆蟲、魚類、鳥類、獸類等的解釋，是較早的關於自然知識的文獻。不過花鳥蟲魚固然出現較早，在中國傳統教化體系看來，卻是難登大雅之堂的知識，被排除在科舉進身階之外。直到晚清，隨著教育與仕途分離、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博物」知識才進入普通學堂。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壬寅癸卯」學制，規定中小學堂設博物課，教授植物、動物、礦物和生理知識。「博物」科從此成為近代基礎教育的一門科目。

博物課程的教學用書，在清末民初經歷了從譯本到自編教本的轉變。19、20世紀之交，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中國學者都購買、閱讀日文書籍。此間中國翻譯出版的博物教科書，亦多譯自日本。在這些讀本影響下，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博物教科書——1902年虞和寅編輯的《博物學教科書》和1903年華循編著的《蒙學動物教科書》。尤其後者作為文明書局「蒙學教科書」之一種，伴隨新學制出版、適用於學堂教學，可謂正式揭開了中國兒童自然教育的序幕。這一時期對博物教育和博物學傳播貢獻卓著者，是他們的同代學者、近代自然教育的開創者杜亞泉。

1

杜亞泉的博物教育成就

杜亞泉是編寫博物教科書最多的近代學者，中國近代自然教育的啟蒙者。這一點並不為人熟知。

杜亞泉（1873-1933），原名煒孫，字秋帆，以亞泉為號，有傖父等筆名，會稽傖塘（今浙江上虞）人。他早歲投身科舉，甲午之後意識到科舉誤人，於是對西學發生濃厚興趣， 「自覓門徑」從數學入手自修物理、化學、動物、植物和礦物諸科。 他曾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應蔡元培聘請，任紹興中西學堂數學和理科教員。1903年與友人在家鄉組織越郡公學，任理化博物教員，期間因化學實驗被玻璃瓶炸傷面部。1904年應張元濟之邀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直到1932年「一二·八」戰事商務印書館遭日軍轟炸火焚而離職，杜亞泉和商務印書館「共安樂、共患難，有始有卒積三十年」。

杜亞泉

杜亞泉在商務印書館任職時期完成了大量著述，「館中出版博物理化教科參考圖籍，什九皆出君手」。據筆者耙疏，杜亞泉最早編纂出版的新式教科書是1902年印行的《最新格致教科書》。這是商務印書館「最新教科書」之一種，質量上乘，銷量極佳。次年杜亞泉編纂出版了《新撰植物學教科書》、《最新中學植物學教科書》和《普通植物學教科書》等幾種。1912年商務印書館按新學制適時推出一套「共和國教科書」，杜亞泉編纂了高小用理科教科書6冊和中學用植物學、礦物學和生理學教科書等4種。1922年，中國教育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壬戌學制」頒布，商務印書館組織出版了近代教育史和出版史上堪稱壯觀的一套教科書——「新學制教科書」，近百種教科書的編校者有周予同、顧頡剛、葉紹鈞、胡適、任鴻雋、陶孟和、陳衡哲等，可謂明星璀璨、集一時之選，杜亞泉編寫了初中學生用「自然教科書」6冊。筆者查檢杜亞泉編纂、譯介的博物類教科書幾乎全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包括博物、植物、動物、礦物、生理、自然、理科和格致等門類，大致約52種，這可算得出版史上一個奇觀。

杜亞泉編寫的博物教科書具有優於同時代教本的三大特點：

其一，他對自然科學的了解較為全面，這歸功於他的自然科學素養。很少有人像他那樣，能夠編寫動物、植物、礦物、化學、理科以及生理學等門類眾多的教科書。他把相關知識由淺入深、融會貫通，隨課時和節令變化巧妙編排。例如他編寫的《共和國教科書新理科》，以「田野」為第一課，讓兒童頓生親切明朗之感。介紹兒童熟悉的環境之後再講述稻、棉、大豆，然後是「稻之害蟲」、蜻蜓螳螂等課文。這樣編排恰當、符合兒童心理，難怪廣受歡迎。

其二，文筆清新流暢，極具美感，雖是科學著作卻讀來悅人耳目。如他主持編寫的191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共和國教科書」之高小用理科，第七課《秋之風景》：

秋日氣候漸寒，風景獨佳。其點綴以成秋色者，則有雜草；凄切以發秋聲者，則有鳴蟲。雜草之果實，至秋成熟。種子散落以後，漸漸枯死。其種子於明春發生新芽，再成雜草。鳴蟲之翅，常摩擦而成聲，有高低強弱之殊，各不相混……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書中，像這樣具有形象美、韻律美、有色彩感和知識性的課文並不多見。這正是杜亞泉編寫的教科書幾十年暢銷不衰的原因。

其三，他重視對進化論的引介。

博物教科書的最大貢獻在於把自然進化論引入中國。杜亞泉編寫的博物教科書和其他學者的博物教本一樣，表現了對近代自然科學的一大主題——進化論成果的吸收。

杜亞泉在編寫教科書之前就有了較定型的自然哲學觀，表現出他已經閱讀過一些著作，了解並吸收了「進化」理論。19世紀末他在紹興中西學堂任理科教員時，就「提倡物競爭存之進化論」，並因此「與舊思想衝突」。他在190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人為脊椎動物之一類，而他之脊椎動物即吾類也；人又為動物中之一類，則動物皆吾同類也；人為生物中之一類，則凡生物皆吾同類也」；萬物有序，「競爭」是「天則」，「秩序亦天則」。可見杜亞泉和相當一部分學者一樣，在嚴復譯介進化論之前就對生物進化有一定了解，並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它。1905年杜亞泉發表了他在《東方雜誌》的第一篇文章《物質進化論》，充分表現出他對「進化」的理解。他認為，「進化者固地球惟一之特性也」。

杜亞泉重視對進化論的介紹，但不是簡單講述「達爾文」，而注意介紹整個進化理論的來龍去脈。晚清教科書中較少有提到拉馬克（Lamark）對於進化論的貢獻的，儘管拉馬克的理論對達爾文的啟發在自然科學史上是一個重要常識。杜亞泉從西方人習以為常的上帝安排一切和「生物不變說」講起，特意提到「拉邁克氏使用說（Lamark』s Theory Use and Disuse）」即「用進退廢」理論對於達爾文的啟發和影響，全面譯介了達爾文在「《物種原論》（Origin of Species）」中的「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和「自然淘汰」等概念，在進化學理的介紹上更為嚴謹周全。

杜亞泉注意選擇易為學生理解的現象，作為有關進化的證據。他以德國發現的鳥類化石「構造在鳥類與爬蟲類之間，為兩類本為同種之確證」為例，推而說明「且觀下等生物，動植之界限不明，則即謂動物與植物，其初均為同種。」也只有他明確指出了進化論對於動植物研究的意義：「動植物之分類，即依其體制之繁簡單復，……為綱為目，分科分屬，無不以進化論為根據。」

在他編校的動物學、礦物學教科書中，有關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動物的演進及滅絕是一大特點，較早介紹了「石炭系」、「二疊系」、「侏羅系」、「白堊系」等知識。教科書還配有三葉蟲、劍龍、始祖鳥等插圖，有「始祖鳥，殆為爬蟲類與鳥類之中間物」等說明，為其他教科書所少見。

2

杜亞泉的進化論述與其「形而下」的自然哲學觀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杜亞泉為人所知並不是因為他編譯過大量教科書，而是因為「五四」前後那場著名的「東西文化論戰」。當時杜亞泉正在《東方雜誌》主編任上，他和持「激進」態度的陳獨秀等人各為一方代表展開論戰。論戰的結果一般認為是「科學派」取得了勝利，杜亞泉以「調和論」者的形象黯然退場。這場論戰意義重大，「第一次對東西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實開我國文化研究之先河」。1990年代以來，杜亞泉這個名字又一次引起學界注意。隨著「保守主義」價值被「發現」，學界在反思近代激進思潮時，肯定杜亞泉在文化上所持的「內在超越」模式，冠之為「另一種啟蒙」。

如何理解杜亞泉及其文化觀，關涉到如何看待文化上的「激進」與「保守」以及是否存在「保守的啟蒙」等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理解杜亞泉的自然哲學觀。一個「在學理規範和科學普及上埋頭干實事」的學者、編譯了眾多自然科學著作的學者，其自然科學觀與文化觀是什麼關係？這一切都可以從杜亞泉的博物學進化論述中找到線索。

杜亞泉對東西文明的看法、他的文化觀，奠基在他對進化論的理解之上。他在《東方雜誌》上1913年7、8、9三個月連續發表《精神救國論》長文，深入闡明了他所譯介的「進化論」對其東西文明觀形成的影響，從而表達了他對中國未來文明的態度。

通過對生物進化理論的研究，杜亞泉認為達爾文的學說「由馬爾桑斯之人口論推演而來」，強調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加上斯賓塞的進化說，雖然不同於純粹的生物學原理，但二者都是「唯物論」的進化說。正是這種「唯物」哲學，大大釋放了人類的貪慾。如他所說，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以孔德之實驗論啟其緒，以達爾文之動物進化論植其基，以斯賓塞之哲學論總其成」的「唯物論哲學」帶來一股「物質主義之潮流」，逐漸向世界瀰漫，以致形成一種「危險至極之唯物主義」。其危險性在於「一激進人類之競爭心，二使人類之物質欲昂進，三使人類陷於悲觀主義」，這是中國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

一戰後中國人對於西方「物質主義」進行反省，這是當時很多學者所持的立場。近代全球化的啟動表現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殖民征服。面對這個開端，積貧積弱的中國難以抗衡在科學和民主成果推動下，生產力和需求日益增長的西方列強。杜亞泉把物質進步的歷史看成是物質主義的泛濫，把「進化理論」看成是打開了物質主義洪水的閘門，表現出西方「物質」與中華「文化」對立的思路。他甚至認為洋務運動以來，李鴻章等人提倡富國強兵論，結果卻造成洋務人員成為「奢侈與腐敗之代表」，其罪魁禍首就是「物質主義」。他的解決思路是用「唯心論」來對抗此種「唯物主義」。早在20世紀初他就在《普通學報》發表文章認為，「基於科學而發達之形體的文明，即形而下之文明，則東固輸一籌於西；若屬於思想道義界之精神的文明，即形而上之文明，東西之孰優孰劣，固未易遽判也」。這段話鮮明表達了杜亞泉對所從事的科學工作的態度。在他看來，「科學」不過是「形而下之文明」，遠不如中華傳統的「精神文明」。他開出的「調劑」藥方就是以「吾固有文明為繩索」，串起「如遍地散錢」的「西洋之片斷的文明」。這種看法與晚清「體用」思維模式下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一脈相承。就此而言，龔育之認為杜亞泉思想實質上是晚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再現，這一評價是深刻的。

我們回頭再看東西文化論戰中杜亞泉的對手對進化論的認識，並不淺薄。以陳獨秀為代表，他認為生物進化論和人權說、社會主義學說三者並列為「近代文明之特徵」。從拉馬克到達爾文，「生物進化說」的最重大意義在於改變了歐洲人篤信創造世界之耶和華、不容有所短長的觀念，使「人類爭吁智靈，以人勝天，以學理構成原則，自造其禍福，自導其知行」，人類的自主性和理性被激發出來，科學文明由此而生。比較二人對於進化論的理解，毋寧說陳獨秀的看法更深刻地揭示了進化論對近代科學、理性文明的推動意義。

杜亞泉對近代博物學的啟蒙貢獻卓著，但他在文化選擇上的猶疑徘徊和分歧，說明了近代文化轉型的複雜。杜亞泉說自己不過是「科學家的介紹者」，的確有點名副其實。時代讓杜亞泉身兼二任：既是傳統社會最後一位「自然科學家」，又是近代科學教育的奠基人。我們應當給杜亞泉在科學進化論傳播上一個應有的位置。

3

博物教育：中國啟蒙之始

就像法國博物學家布豐揭開歐洲啟蒙的序幕一樣，杜亞泉等學者的博物教育對近代中國的啟蒙意義同樣重大。

從知識傳播角度看，自然常識長久以來被排除在兒童基礎教育之外、只作為經驗性常識存在。博物教育改變了這一狀態，幫助兒童樹立合理、健全的知識結構。從思維方法上來說，近代博物教科書以科學的分類學安排知識，講求觀察和實驗，這在傳統蒙童教育是沒有的，它是科學教育的重要開端。

博物教育的最重要貢獻是傳播了自然進化理論。以往我們多隻注意進化學說傳入中國的嚴復路徑。現在我們發現，博物教科書也是傳播科學進化知識的元勛。從康有為、譚嗣同到嚴復都強調進化學說的哲學和政治倫理意涵；而博物教科書所持的是嚴肅的科學立場，所盡的是知識傳播的責任。它本著科學精神，給學生們展現出一個真實的外部世界，「19世紀整個生物科學最突出的重大成就」——細胞理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都在博物教科書中作為常識而播種。這是一場彌足珍貴的科學啟蒙。

博物教育對中國人文化觀念的影響、民族意識的覺醒同樣極具作用。民國初年著名的博物教科書翻譯者唐英曾經說過：

自動物學發達以來，知諸動物之構造作用及生活狀態之中，元有一定之法則，並知人類亦依此法則生活於地球上。故以人類為中心之誤解全消，而所謂人類者之觀念遂以公平矣。

這證明科學、理性和秩序（法則）是博物學對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重要貢獻。

當然我們還應看到，博物知識的學習與科學的自然哲學觀的樹立還有一定距離。杜亞泉的博物教育成就和他對進化學理的理解這二者之間的反差就是例證。編譯博物教科書最多、對自然科學教育做出重大成就的學者，卻把博物學和進化論看成「形而下」的知識，這反映了自然科學教育在中國起步時的複雜狀貌。當時中國人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熱情超過了對科學的關注，故而科學觀念、科學思維的樹立自然不易。科學精神的培養、啟蒙之艱難至今猶然，值得後人深思。（注釋略）

大象文摘是我們的新欄目。

在這個話題無孔不入且熱愛閱讀的新媒體編輯部，我們經常在各種五花八門的公眾號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眾、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鮮玩意兒。

現在，它們都將一一出現在這個欄目里。

我們也隨時歡迎您的參與，留言向我們推薦您讀到的低調好文。

本文由公眾號

「東方歷史評論」（ID：ohistory）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