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晚明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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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二〇一七年初，《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從全球史角度考察晚明社會以及東亞變局，給出了框架清晰、內容充實的嶄新歷史敘述，「總結了東亞獨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於當下亦有重要意義。劉北成、趙世瑜、趙現海、姚勝、曹寅等學者與作者李伯重在北大文研院舉行座談，以書為契機，辯證地思考全球史這一研究範式的利弊，探討其與中國歷史研究的結合點，並尋找新的可能性。
*文章原載《讀書》2018年3期。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與微信後台聯繫。
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史研究
文 | 李伯重等
李伯重：我做明清經濟史，以清代為主，後來逐漸轉移到明代。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小文章《資本主義萌芽情結》，引起很大的爭論。不管我們同不同意資本主義萌芽之說，那麼多的學者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八十年代做了那麼多工作，發掘出那麼多重要的現象，我們應該非常重視。張顯清、商傳、萬明等學者都曾提出「明代是中國向近代轉型的開端」的說法，現在已經逐漸成為明史界的主流。如果說晚明中國出現重大變化，出現社會轉型的開端，那麼這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下出現的？《火槍與賬簿》正是試圖從此入手來看晚明社會轉型的外部環境。我特別希望可以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把這個話題進一步深入下去。
全球視野下的晚明社會轉型
劉北成：這本書特別關註明清之際的大變局，書的最後憂心忡忡地說，我們不能再一次錯過歷史的時機，體現了一代人的人生經驗，也是一種深刻的社會關懷。《火槍與賬簿》包含著一種地緣政治的視角，特別重視考察國際關係——特別是中國和東亞地區的外交關係，以及整個東亞的政治、經濟、軍事格局和文化格局。關於政治格局，書中提到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發展，這是我們常常忽視的。從空間格局的角度來考量文化問題，是這本書的一個亮點。書中提到佛教長城的建構，非常有意思。多年來，我們從線性的社會發展角度來看歷史，文化成為經濟和政治的附屬。這本書把文化視為歷史的重要維度，凸顯了文化格局的長時段意義。這本書講的是東亞變局，其實由此也可以聯想到全球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的格局。
曹寅：就國內而言，全球史確實是一個熱點，但是大多數的論述還是局限在概念討論和方法論介紹上。引進全球史的翻譯著作雖多，但是真正落實到專門用一個事件或者真正用一個時期，來用史料做全球史的原創性研究還是非常少的。《火槍與賬簿》這本書用紮實的史料配之以具體事件闡釋了全球史的研究路徑，可以說有開創之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書的最後部分提及的權利分配跟資本的問題。目前國際上做全球史研究莫過於三個方法：第一是網路，強調不同族群之間怎樣通過移民或者貿易從而形成一個網路；第二是聯繫，跨國的聯繫或者跨區域的聯繫；第三是比較的方法，即對不同地區的事件加以宏觀比較。但是這三個維度給人的感覺像是浮在表面上似的。在發現了各種跨國網路和互動之後又怎樣？這本書最後提及在建構這些網路的過程之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的問題。我認為所有的網路都是權力的分配，而這個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這本書從全球史的角度分析了資本在早期近代的東亞世界是怎樣被重新分配的，西方行為體是怎樣通過軍事或經濟手段來壓迫弱者，強加自己的一套遊戲規則的。我們研究全球史也應當有這種思維深度，不應當僅僅強調互動和聯繫的正面效果。
姚勝：我對於「全球史」一直有一個困惑，我們到底是要「做全球史研究」，還是「以全球史的視野去做研究」？基於這個困惑，也就延伸出三個問題：第一，全球史或者全球史研究到底是什麼，是一種研究方法，還是一種哲學關懷？第二，如果全球史是一種哲學關懷，那麼是以人類的視角去關注全球史問題，還是以上帝的視角去關注人類的歷史問題？第三，如果全球史是一種研究方法，那它的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還是最後會趨同至一元化？我感覺，現有的一些全球史學術成果，包括我們自己在研究全球史的時候，都會在不斷地交流互動過程中逐漸趨向同一個模式。這種趨同傾向，令人擔心。回到《火槍與賬簿》，我認為李伯重教授抓住了晚明所出現的全世界的、整體性的時代特徵，即軍事的近代化和經濟的全球化。與此同時，李教授在寫作過程中，又對東亞地區局部的、特殊的背景做了重點論述，包括東亞四大戰等。本書一方面是在談全球史，另一方面談的還是中國史，談的是基於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明代中國遭遇的各種危機以及明代中國如何想辦法突破危機卻最終失敗。可以說，既有國際視野，又有中國情懷，這才成就了這部書。最後，談一下我對全球史的思考。第一，全球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我認為可以說是交流史。沒有交流的「全球史」，就只能是眾多地區史和區域史的組合。第二，史料是全球史研究的基礎。我們為什麼沒有十六世紀以前的全球史？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史料匱乏。第三，跨學科、跨語言是全球史研究的題中之義。全球化時代以來，人類活動遍及世界各個角落，留下了各種語言文字的史料，全球史研究要想充分開展，並加以拓展和深入，離不開跨學科、跨語言。第四，團隊合作非常重要。中國學者比較多地喜歡「個人作坊式」的工作，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史的時代，「獨狼式」的研究很難跨越學科和語言，團隊合作因而也就異常重要。
趙現海：早期全球化一方面整體上對明代中國構成了很大衝擊，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上，對明代中國的影響尚限於表層。明代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戰爭基本限於局部戰爭，在明朝滅亡的歷史權重上，並非主要因素。早期經濟全球化對於明代中國的影響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大。明後期中國成為早期經濟全球化的中心地帶，大量白銀流入了中國，但由此而帶來的財富，由於明代國家財政仍然屬於傳統的農業財政，其實大部分並沒有被納入國家財政體系，只是更多地促進了民間資本的生成，未促進政權的壯大。這是晚明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的國窮民富現象的歷史根源。當前國際範圍的全球史研究，除卻經濟因素，也應充分考慮其他歷史因素的影響，比如宗教、政治與軍事，這些因素在全球史形成中，同樣扮演了十分重要而關鍵的角色，比如早期全球化過程中伊斯蘭教的全球擴張，再如這一時期明代中國在具備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的前提下，卻受限於相對保守的政治觀念，並未發動類似於亞歐大陸其他文明那樣的文明擴張。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與形塑明代中國歷史道路的，是長城邊疆。在中國歷史上，長城邊疆強大的軍事實力與薄弱的經濟條件之間的長期張力，促使這一高度軍事化的社會，長期內在地具有憑藉強大武力顛覆現存政權的地緣取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巨大的隱患空間。明朝便最終滅亡於長城邊疆內緣的榆林鎮軍民勢力與長城邊疆外緣的建州女真所建立的清朝政權。
（明）仇英《南都繁會圖》局部（現藏於國家博物館）
趙世瑜：全球史是有中國在內的全球史，而不僅是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影響，也不只是中國在世界的角色，後者不應該是全球史的本意。就是科大衛說的，中國史應該是包含地方史在內的中國史，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史里有地方的內容，更重要的是中國史里有哪些最重要的東西是從地方史那裡來的，沒有「地方」就不成「中國」。同樣，沒有「中國」「印度」「內亞」……就不成「全球」。李伯重先生談到災害和環境改變與明亡的關係，這個問題並不完全是氣候變化和災害的問題，更要考慮到十六世紀以來大規模的、頻繁的人口流動和物種流動。國外的學者對此是有一些研究的。大航海時代以後，在東亞，不管是東南亞還是東北亞，甚至包括內亞，人口流動的頻繁是很多變動的初因。明朝中葉在很多地方打仗，跟華南的瑤人打仗，在四川南部與都掌蠻打仗，在雲南與緬甸人打仗。之所以爆發戰爭，是因為原來人們覺得不重要的地方變得非常重要了。人們跑到山區去開發，這些開發造成了土客之間的矛盾，這背後是區域貿易乃至全球性貿易的問題。只有把這些東西寫出來，全球史才是全球史。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應該有這種自覺性或者自主性。另外，我感覺《火槍與賬簿》裡面討論賬簿的部分不是太多。吉登斯講一個社會中組織的重要性，就是提高時空間距化的水平。韋伯那個複式記賬的例子，強化了貨幣在交易中的作用，交易對收支的記錄越詳細有效，組織就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控制時空，因為貨幣使得時空上分離的個人可以進行有約束的交易。現在我們有微信支付、支付寶，可以把更大時空範圍的人聯繫到一起，這就是組織或者社會系統的力量。其實國內的學者還是有人在研究賬簿的問題的，小到蘇州碼，四柱式、家庭的、商號的、會社組織的，大到州縣乃至國家財政的賬簿，怎麼演變成一個全社會和國家制度上的組織系統。最終會對改變我們對中國歷史的宏觀理解產生很重要的作用。
附：關於幾個問題的討論
一、書中為何沒有提及當時非常重要的棉紡織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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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世界，棉布在中國可以自給自足，棉布主要在「長三角」一帶，也被輸送到西北邊疆，供給軍隊。這部分的量確實很大，但它屬於國內貿易，而且具有官方色彩。
劉北成：前些年我們翻譯五卷本的經濟全球化史，第一卷的書名是《紡織的世界》。作者認為從十三世紀左右開始，當時世界貿易中的主角是棉紡織品，紡織品貿易是以印度為中心，也向東方傳播，還包括向非洲和歐洲到處傳播。他們的結論是，棉紡織品是第一個全球化的商品。《火槍與賬簿》在論述經濟全球化時，列舉了當時貿易的項目，提到絲織品，沒有提及棉紡織品，把印度的角色也隱去了。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李伯重：《紡織的世界》的內容是以印度洋和歐洲為主，十七世紀，在印度洋，最大的貿易是棉布貿易。由於歐洲的棉布業很落後，而印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棉布產地，因此印度在印度洋世界以及歐亞貿易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到了明朝後期，棉紡織業已經發展起來，所以中國不需要從印度進口棉布，日本、朝鮮、越南主要從中國進口棉布，也不需要從印度進口。所以印度洋的棉布貿易對東亞的影響很小。而在當時的世界貿易中，除了棉布，還有幾種重要的貿易品：茶、瓷器、絲織品等。這些商品的銷路比棉布更廣泛。同時，穿棉布的人都不一定是最富有的人。中國的絲和絲織品大量地從馬六甲往西輸出，或者向東向太平洋彼岸輸出。在東亞世界，棉布在中國可以自給自足，棉布主要在「長三角」一帶，也被輸送到西北邊疆，供給軍隊。這部分的量確實很大，但它屬於國內貿易，而且具有官方色彩，所以沒有將其作為重要的商品內容梳理。
曹寅：我之前研究過開封的中國猶太人。猶太人自己的文獻里說他們是進貢西洋布到中國才因此定居下來的。一些研究已經表明猶太人說的「西洋布」就是印度的棉紡織品。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寫過，開封猶太人很可能是源自印度西南海岸。十一世紀時猶太人在整個印度洋世界建立了眾多的貿易網路，這些貿易網路的東部節點是在中國境內。他們在中國從事棉布貿易，以泉州為出發點，到寧波、杭州、揚州，從揚州再經過運河一直到開封，往西北可能到達了寧夏。通過這個西洋布的問題，其實我們也能夠觀察到西方崛起之前就早已存在亞洲的跨區域貿易的一個側面。
二、傳教士在東亞世界的作用以及與商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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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革命之後，荷蘭、英國對宗教的熱情已經大大下降。他們的商業文化更成熟，在進行擴張時，不需要再依靠宗教作為實現動員的手段。至於伊斯蘭教和佛教，他們也有一些商業動機，但是更加註重傳統。
李伯重：在近代早期，第一撥兒來到東亞的西方國家是天主教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信奉新教的荷蘭和英國來得晚一點。我們要考慮這些國家各自的背景。西班牙經過幾百年的「收復失地」戰爭，才把穆斯林從西班牙逐出去。西班牙人在擴張的時候，依靠他們在與穆斯林長期戰爭中形成的組織形式和既有的技術手段。這些人到亞洲後，口號就是「上帝和香料」，上帝是動員他們遠征的精神力量，而香料則代表了他們實際追求的經濟利益。這個時期的傳教士並不是純粹的思想傳播者，而是代表以商業為推動力的擴張中的基督教文化。個別的人，例如利瑪竇，我們不知道他們跟商人有什麼關係，但作為整體來看，我們要看他們為什麼要走遍世界傳道，誰資助和支持他們。他們一方面是探索世界，另一方面也為本國或者基督教世界謀利益。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自稱傳播福音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征服美洲後，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累累罪行。
新教革命之後，荷蘭、英國對宗教的熱情已經大大下降。他們的商業文化更成熟，在進行擴張時，不需要再依靠宗教作為實現動員的手段。儘管個人信仰宗教，但是他們不會把宗教當作一個動員的手段。至於伊斯蘭教和佛教，他們也有一些商業動機，但是更加註重傳統，各個宗教情況都不同。從結果來判斷動機，可以看到，歐洲人建立了殖民地之後，很快當地的商業會發展起來，這個情況在各個宗教中的具體結果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李根《利瑪竇和徐光啟的文化盟約》（油畫）
趙世瑜：我非常同意伯重老師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當然有一點小小的補充。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區分兩種情況，一是要看我們經常得到的材料是什麼材料，二是要分清楚，無論是僧侶還是傳教士，個體存在可能千差萬別，不能光看他們到中國來的作品和記錄，還要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或者艦隊的日誌、報告，看那些他們平常來來往往的事情。再有關於伊斯蘭教和佛教。佛教寺院的錢是怎麼來的？其實，寺廟裡是有專人負責跟外面做生意的。俗世的人也有很多辦法，比如建一個佛寺，說這是我的家廟，然後就把很多土地寄在佛寺下面去，聘一個和尚過來幫他看門。像伊斯蘭教蘇菲派的瓦克夫，也有所謂的「寺產」，所以得仔細分析。
三、文人帶兵以及軍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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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歷史上，以文制武、以文統武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根源於明前期呈現了一個明顯的武將斷層。 而相對於武將集團，文官集團更能夠在邊疆防禦與財政開支之間，尋求政治上的平衡，因此是明中後期中央更為倚重的政治勢力，以文制武、以文統武由此而形成。
姚勝：書中談到了東亞四大戰和晚明的軍事改革。我覺得晚明的軍事問題，不僅僅是火器的問題，還有一個軍事體制的問題。明朝中後期是文人帶兵，文官只負責調兵遣將，不能衝鋒陷陣；武官可以攻城拔寨，但不能運籌帷幄。指揮與作戰脫節，導致了許多問題。而且明朝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前線任何決策都要上報朝廷，很容易貽誤戰機。今後能否也做更多的研究？
李伯重：文人帶兵當然弊端很多，但這也是基於慘痛的歷史教訓。唐代前期不是文人帶兵，而是武將帶兵。例如高仙芝，沒有朝廷的命令就跟阿拉伯人打了一仗，這個也是中國和阿拉伯人唯一的一次戰役。這種擅自進行軍事行動的做法，危害甚大，「安史之亂」就是一大教訓。文人帶兵也弊端很多，但是在政治上比較穩妥。文人帶兵時，文人統帥主要是協調大政方針，具體戰場上發揮還是要靠武人。在這個問題上，現海會給我們更好的答案。
趙現海：在明代歷史上，以文制武、以文統武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根源於明前期呈現了一個明顯的武將斷層。明初武功十分強大，武將軍事能力很強，明初一直追著北元打，經過二十餘年的戰爭，大體控制了蒙古高原，這甚至是武功卓著的漢唐都未能完成的壯舉，漢唐都是經歷了長期的休養生息與加強戰備，才取得了蒙古高原戰爭的勝利。但朱元璋出於加強朱氏皇權家天下的考慮，將開國武將集團幾乎全部殺戮。朱棣之所以能夠取得「靖難之役」的勝利，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中央軍武將軍事能力甚至都已不如朱棣了。跟隨朱棣打天下的「靖難勛貴」，大都是原來較為低級的武將，軍事能力也堪憂。朱棣登基後，命靖難第一武將丘福北征，結果全軍覆沒。可見靖難勛貴與開國武將相比，軍事素質相差太遠，這也是為什麼朱棣發動五次北征，卻嚴禁北邊諸將主動出擊，而是嚴守邊境的歷史根源。從朱棣以來，明朝一直都在嘗試從基層將領中尋找優秀將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著名的便是楊洪。楊洪自從跟隨朱棣北征，得到朱棣賞識後，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細心栽培與關照，不僅長期擁有很大的軍事自主權，而且統領著明朝機動化最高、火器配備最為精良的騎兵隊伍，直到他最終出任宣府鎮總兵官。但就是這樣一個被朝野寄予厚望的大將，卻在正統末年瓦剌南進之時，未能起到抵禦瓦剌的軍事屏障作用，從而使親征的明英宗直接暴露在瓦剌軍隊兵鋒之下，導致了「土木之變」的軍事災難。不過這一時期明朝還是有能打仗的將領的，為首的便是大同鎮系列的石亨、石彪叔侄，二者不僅是北京保衛戰的主力，而且在此後抵禦了瓦剌在北部邊疆的多次進攻，取得了多次勝利，石彪還倡議恢復洪武時期的北疆戰略布局。但天順時期，明英宗為了平衡政局，將石氏家族全部誅殺。明朝由此失去了能夠與蒙古作戰的武將，從而在北部邊疆採取了長城防禦的邊防政策。而相對於武將集團，文官集團更能夠在邊疆防禦與財政開支之間，尋求政治上的平衡，因此是明中後期中央更為倚重的政治勢力，以文制武、以文統武由此而形成。反而是嘉靖時期，東南沿海軍隊在與「倭寇」的長期戰爭中，不斷湧現出如戚繼光、俞大猷這樣的傑出將領。張居正鑒於北部邊疆武將能力堪憂，遂將戚繼光調到北邊，訓練軍隊。
《倭寇圖卷》中的明朝軍隊（絹本著色長畫卷局部，現藏於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曹寅：我也想談談軍事改革的問題。目前的研究普遍認為西方軍事革命是由西方自身內部動力發生的，其實不然。《火槍與賬簿》中說，清朝對於晚明軍事改革有一個繼承和延續，但並沒有在晚明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是滿足於現狀。因此到鴉片戰爭時期，清朝還是採用兩百年前的軍事技術在與西方對抗。這是中國的情況，歐洲的情況怎麼樣呢？其實很可能不是通過歐洲人自己的內部發展而取得了長足軍事進步。我最近有一個研究，關於南印度米索爾王國的火箭。十八世紀中後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印度南部的米索爾王國打了四次戰爭，米索爾王國利用米索爾火箭給東印度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殺傷後果。英國人就對這個武器很感興趣，把它帶回英國研發，對其進行了一些改進之後大規模裝備到自己的軍隊中去。在拿破崙戰爭和第二次英美戰爭中，英國軍隊都使用了這個火箭。現在美國國歌里有一段詞：「火箭閃閃發光，炸彈轟轟作響，它們都是見證，國旗安然無恙。」這個「火箭」就是英國軍隊使用的米索爾火箭。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英國軍隊也使用了米索爾火箭。我們現在的研究認為，鴉片戰爭中英國人的先進武器主要是滑膛炮。其實除了滑膛炮，起源於南亞的米索爾火箭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的疑問可能是，在印度次大陸南部的這個地方，怎麼會有火箭呢？按照我們原先的理解，南亞地區的火器應該不是太成熟，更不可能影響到西方的軍事革命。實際上米索爾火箭是十七世紀莫卧兒帝國與南印度各個地方政權不斷衝突的產物。南印度的米索爾王國在吸收了莫卧兒軍隊的火器的基礎上加以改裝，因而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個以鐵管發射的火箭。因此，我們所理解的西歐軍事革命並不能只在西歐尋找其根源，而是要把它也放在一個全球互動的視角下加以觀察。最後，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多了解莫卧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突破研究早期近代史中國史時過度依賴的中西交流互動的二元範式，最終實現一個真正的具有全球史視野的中國史研究。
《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
中國與東亞世界》李伯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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