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科技讓生活碎片化和概念化，是我們被自己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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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期前後，才能稍稍品嘗棉被的溫暖，把自己藏在被窩裡，裹住身子，只露腦袋在外面，四肢百骸，儘是妥帖。冬季供暖，夏季空調，給人帶來了舒適，可在恆溫之下，在工業與科技製造的精確性之中，人類的感官似乎變得不那麼敏感，四季均是一季，所處皆是春天。
記得小時候，我家房後是便是田野，每到夏季，幾個同齡的小夥伴無事便往玉米地里鑽，悉悉索索穿入茂密，只一瞬便都消失其中，頭頂是烈日，青紗帳里充滿悶熱，渾身的衣服粘到身上，汗濕後的布料蓋住被葉片划過的皮膚，滿是刺痛和麻癢，可我們卻依舊玩的不亦樂乎，興緻高昂。
這並非忘卻既往苦痛的無聊懷舊，亦不全是矯揉造作，科技畢竟已經發展，人類再也回不到，並且也沒有必要回到被自然所侵害的粗糲生活之中。我只是覺得，如果冬不經寒，夏不歷暑，我們的肉體，還有什麼滋味？唯有各種感官都被調動起來，在酸甜苦辣、冷暖、五光十色、疼痛酥癢中，把這一獨特的，遍布神經系統和理性情感的軀體鍛煉和經歷，方能在某一方面獲得存在感。
寫這篇文章之前，收攏思緒，狠心關掉手機，擱置到幾米之外。近來，不時拿起手機翻看已經成癮，解鎖屏幕後又不知做些什麼，似乎只是為了解鎖的那一瞬間。已然被這一電子產品所綁架。
古今中外，能夠綁架我們的事物太多，金錢恐怕能排在第一位。你完全可以做出不為五斗米折腰這樣的瀟洒之態，可當溫飽都成為問題之時，恐怕只能淪為孔乙己般，拖著一條傷腿，還妄自念叨著茴香豆幾種寫法。此刻，孔乙己們，恰恰正是被金錢所鉗制。
手機之於當代人，如果一朝丟掉，那麼不僅是戒煙一般的痛苦撲面而來，估計接下來就要品嘗生活極度的不方便了，甚至有可能因此被冷落到社會正常活動之外。
看來，綁架和被綁架都是相對的，這些我們看似極力避免和掙脫的事物反而給了我們更大的自由和更舒適的生活，之所以有一種被綁架感，不在於外物，何嘗不是我們自己心底惶惶然去要求被其控制，此時我們彷彿找到了一絲極易獲得的存在感。
當面對屏幕和各種終端變為一種常態，我努力回憶，十幾年前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那？那時，若想探親訪友，只能提前約定，譬如周末找別人去玩，必要當面講明，又或突然的造訪，這完全是一種儀式感，一種出人意外的欣喜感。
在路上匆匆遇到舊友也變成了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估計多半會相約附近飯館，喝上幾盅，暢懷久未見面之情。哪像現在，人們低頭看著手機，無意間碰到熟人，打招呼的方式也變成了，有事微信聯繫。
但兩人之間，又何嘗有什麼事情？公務之餘，家長里短之外，除了請託辦事找朋友敘談，見面的次數也被壓縮到只為了維護感情的地步。當下，四處都是屏幕終端，看電視、玩遊戲、打牌，變成了一件手到擒來的事情。想當年，我們小老百姓最大的娛樂，不就是相逢一杯酒，笑談辛酸事嗎？
在人與人的關係處理中，過多依賴電子設備這個媒介，必然帶來的就是對溝通對象的標籤化，你無法知道對方屏幕前的那張臉是嬉笑怒罵，還是哀傷愁苦，所看到的文字，多是經過反覆加工處理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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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逐漸開始面對兩個問題，一方面是網路終端的帶給我們生活的碎片感，另一方面是其用簡便的即時的休閑功能降低著眾人的享受格調。
網路技術的發展只是讓上述兩點成為突破表層的一個現象，在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後，社會分工的細化，各種行業的市場化和金錢化，其實已經包含了這一場景出現的環境因素，另外，碎片化的生活其隱含之力量，必然就是概念化和同質化。
從鋪天蓋地的廣告中對形容詞的濫用就可見一斑，曾經詩意和遠方般的詞語同汽車、房產、飲料、巧克力等形形色色的商品相聯結，是一輪新時代的辭彙去魅運動，現代商業廣告，把那些高居神壇之上的辭彙和語言，把朦朧繾綣只能意會的優美文字，鍛煉成市井之言，固化了其概念，還復到人群之中，變為冷冰冰的工具。
進而在真正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對修辭表達的乏力，上述各種辭彙的概念化和具體化，必然導致文學表達的無力感和程式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創造的魅惑在作者和讀者之間逐漸喪失。
新文化運動之時，胡適提出了八條《文學改良芻議》：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儘管，往事已歷百年，可當下看之，除了把文言文廢掉了，這八條反倒改觀不大。
近日，再次捧讀《聊齋志異》，文字太美太生動，完全被其所迷。好的文章，不是形容詞的濫用，不是感情的宣洩。它應於抒情時不著甚筆墨，寥寥幾字，卻輕鬆撩撥人們的心弦；敘事描物時，輾轉騰挪，天外一筆，喜怒哀樂頓躍紙上。
為達到這些要求，除了創作者紮實的功力與天賦，還需要好的文字，合適的辭彙，《聊齋志異》中有一篇名為《斫蛇》的文章，斫字當代已很少應用，其意為用刀斧砍削，但又是形聲字。如此文題目換為「砍蛇」、「劈蛇」，便沒有了刀斧入肉瞬間的聲音和揮刀砍下去的場景顯現，似乎就少了那麼一絲感覺。藝術就是這樣，創作者呈現一半，欣賞者想像另一半，完全調動大腦的潛力，但呈現的那一半必然要有一個模糊的導向。
文言作品讀起來，具有藝術作品的模糊感，卻又給人一種超美的既視感。這就是書面語的力量。新文化運動在解放了中國文字的同時，為了儘快達到文字工具性和精確性這一目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了大量的藝術屬性。
到了當下，屏幕生活只是給這樣的情況添了一把柴而已。短時間的閱讀和娛樂，不得不用大量的概念化語句，把讀者生拉硬拽進一個場景，人們在淺層的情緒激動過後，最終什麼也剩不下。或者，開始一段即時遊戲，三五分鐘解決戰鬥。這就是當下的網路狀況，面對文字，需要的是三五分鐘結束，面對遊戲，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插件，當年那些耗費時日的網路遊戲只是淪為小眾之內的情懷消遣。
當下娛樂生活的易獲得屬性，帶來了娛樂的表面化，淺層性，也就是說，大多數時候，美色太容易獲得了，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功夫，甚至沒有意願，去了解一個人，進而去愛一個人，去獲得心靈彼此的震顫。這是人的本性，非有大智慧，不能脫此窠臼。不經過時間沉澱的情緒，只會淪為慾望的表演。
3
當年胡適的初衷似乎並非盡廢文言，其改良的動機大於革新。改良是在舊有的傳統上修改使之順應時代與社會，而革新是推倒重來，創造一片新天地。
然中國之文化源遠流長，並非完全摒棄既往的傳承，就能得到新生，孱弱的靈魂需要灌注祖先的思想，才能有新的迸發和創造，偉大的作品都是生長於民族土壤之上的。
在我們廢除掉文言文的同時，一些文言化的詞語被真正的俗字俗語所取帶，還有一些詞語被概念化，在接下來幾十年被政治、市場、少數人的好惡所綁架，喪失了原來的魅惑之感。
與其說胡適那一代人是為了徹底革新中國文學，不如說，他們更多關注的是壓抑在中國文人心頭的腐舊之氣。中國的文人兼具士大夫的屬性，在朝執政，在野議論，不可避免的，在經歷了初期蓬勃發展之後，五四後期，新文化的改良迅速讓位於救亡圖存，讓位於對西方科學的翻譯與應用，在文學呈現面，只能說是一個半拉子工程。
再看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仔細斟酌上述八條，其所述更像是一個新時期的「古文運動」，通過修改文學這個「器用」，進而改造中國文人的思維模式。「文人」算是是中國特有的辭彙了，文字在春秋末年逐漸由貴族普及到平民之後，中國歷史經歷過一段沒有「文人」的階段，後來由於求學成本的加大和經書的壟斷，漢末開始出現唯「士族」方能為官的現象，固有所謂「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的說法，遷延至隋唐，科舉的出現又把普通讀書人的地位提到了很高的程度，從此「文人」似乎成了一個超然的階層。
中國的現代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人」的平民化，平民化只進行到一半，於是「知識分子」橫空而出，變成了一條封建時代的尾巴。當代中國讀書人似乎始終擺脫不了學而優則仕的奴性歷史觀，好的作品不應是出於沾沾自喜的與常人的不同感，不應是認為自己靈魂異於常人的假清高，更不應是出於顧影自憐的虛情假意。不把自己降到塵埃里，如何能感知塵埃的感覺？又如何能知道自己也不過一枚塵埃？司馬遷和曹雪芹，兩位相隔兩千年的巨匠，恐怕於此一點是心心想通的。而前述之孔乙己又何嘗不是在心底把自己認為成一個穿長衫的「文人」？這兩者高下立判。
說到底還是沒有燭照本心，在語言概念化加劇的當代，我們和自己本心隔得更遠。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我很喜歡最後這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仁義便是求本心，求真我，不明己如何明物，不明物如何寫物？而我們現在好多創作者所達到的卻是先「行仁義」，非「仁義行」。首先給了自己一個廣告化的「仁義」概念，進而反其道而行之，這又如何能明心見性？
人與人的關係、人所面對的文學作品，在當下，就是上面所說的幾種狀況，隔著一層。人人皆在無形的套中，想像力被鉗制，藝術遐思被具體，美被喪失。被一層屏幕所隔，被舊有的沾沾自喜所隔。不是科技讓你我碎片化和概念化，是我們被自己引誘，它太容易了，太能讓自己獲得淺顯的享受了，太能讓我們變成禽獸。而禽獸在飽食之餘，是最樂於在自己骯髒的窩裡呼呼大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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