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革命——宗教改革五百年
原標題：閱讀的革命——宗教改革五百年
正如中國印刷術最早被運用於佛經，谷登堡印刷機的處女作便是基督教的《聖經》，這種42行本的《聖經》也被稱作「谷登堡聖經」。從谷登堡開始，《聖經》幾乎成為印刷機的唯一產品，因為中世紀的歐洲有無數狂熱的信徒。但隨著不同版本不同語言的《聖經》如雨後春筍般紛紛面世，卻摧毀了一個由教廷和拉丁文一統天下的中世紀。谷登堡印刷機堪稱上帝的傑作，傳播福音幾乎成為它唯一的功能。
在《聖經》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通俗讀物，從幾句聖徒語錄的單頁傳單，到改編自聖經故事的各種小冊子。文字和書籍前所未有地淪落凡間，從珍貴的羊皮卷變成了低廉的讀物，從少數貴族和教士擴散到最廣泛的社會各階層，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聆聽上帝的教誨。
在中世紀，天主教是「羅馬帝國的幽靈」。雖然沒有軍隊和警察，從某種程度上，羅馬教廷延續了羅馬帝國對歐洲的統治。教會和修道院控制著歐洲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如教會保存了大量文字和書籍，教會也一直是谷登堡的重要客戶和資助者。早在印刷《聖經》之前，谷登堡就為教會印刷了大量贖罪券；反過來說，正是因為印刷數量巨大的贖罪券的需要，谷登堡印刷機才得以迅速發展擴散。
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倡導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創始人馬丁·路德
1514年，勃蘭登堡的阿爾貝特為了購買美因茲地區大主教的職位，以修建聖彼得大教堂的名義發行贖罪券，大肆圈錢。3年之後，即 1517年10月31日，身為教士的馬丁·路德將批判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張貼在維騰堡教堂門口。這本是教士們內部進行學術交流的常事，但令路德沒想到的是，僅僅半個月時間，這篇拉丁文文章就經過印刷機傳遍了整個德意志，一個月內傳遍歐洲。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就從這張「可怕的」傳單開始。
《論綱》的核心就是反對教會用贖罪券斂財。「赦免之權只在上帝，教皇無權赦免任何罪債。」路德提出以真誠的信仰來取代虛偽的善功，「因信稱義」，以《聖經》的權威來取代教會的權威，以上帝的恩典來取代教皇的專制。「唯獨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路德本想點燃一根火柴暖和一下自己，誰知卻點燃了整個森林。此後10年間，印刷出版的各種小冊子多達600萬本，其中三分之一為路德所著。「印刷業和印刷品更廣的傳播使辯論走出相對孤立的小空間，成為一場普遍的運動」。
路德時代的德國根本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也正因為缺乏統一的抄書行會，印刷才得以誕生。當時德國每年流入羅馬教廷的財產超過政府稅收的20倍，《論綱》在德國引起廣泛的共鳴，路德和德國貴族決意要擺脫羅馬教廷的掠奪和統治，建立獨立的國家教會，用本民族語言進行祈禱，這就是改變西方世界的新教運動。
之後6年，路德用德文翻譯了《聖經》，用海涅的話說，「從一種已死的、已埋沒在地下的語言，譯成了另一種還完全沒有出生的語言」；德語從一種蠻族語言變成了一種高雅的文字，路德也因此成為「德文規則的起草人」。德國人第一次看到用自己的母語寫成的《聖經》，每個人都可藉助德文版《聖經》與上帝直接交流。「這部路德譯的《聖經》，通過新發明的印刷術，通過這種黑色的藝術，以成千上萬的印數散布到人民中去以後；這路德式的語言在不多幾年內便普及到全德意志，並被提升為共同的書面語言。這種書面語言今天仍盛行於德國，並賦予這個政治上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國家，以一種語言上的統一。」在短短的4年間，路德編寫了30 本書，總共印行了30餘萬冊；德文《聖經》在兩年中總共再版了80次，其中有66種是盜版。1513年，德國印行的圖書只有90種，1518年增加到146種，1523年達到944種。隨著印刷和出版逐步分離，新興的法蘭克福書展對整個歐洲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如歷史學家杜蘭所說，「谷登堡使路德成為可能」。毫無疑問，沒有比印刷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傳教方式了。就連路德也讚歎道，印刷術是「神的恩典的最大和最極致的顯示，福音的影響通過它得到傳播」。
實際上，路德並不是第一個反對贖罪券的，但之前的反對者沒有印刷機，結果在他們的思想尚未傳播開之前便被教會燒死了。印刷這奇妙精微的新藝術，使每個人都求知若渴，同時不免驚詫於自己先前的蒙昧。因為路德，兜售贖罪券的人沒有了，推銷《聖經》的人隨處可見。在漫長的中世紀，雖然人們無比虔誠地信奉上帝，但卻沒有多少人見過《聖經》；甚至說，《聖經》幾乎跟「禁書」一般，任何爭論聖經的人都將被視為「異端」而活活燒死。教會向來擁有對《聖經》的絕對闡釋權，由聖熱羅姆修訂的4世紀拉丁語《聖經》是唯一的《聖經》。時過境遷，路德翻譯的德文《聖經》等於打破了版本禁錮。
隨著印刷《聖經》的泛濫，教會逐漸失去了對《聖經》的壟斷，教會勢力被大大削弱。一份1583年的《殉教者書》中寫道：「教皇要麼必須廢除印刷，要麼就得另找一個世界去統治；不然在這個世界上，印刷必定會推翻他。」經過多年的努力和抗爭，羅馬教會終於承認了新教（路德派）的合法地位，並且確定了「教隨國定」的原則。
從權力角度來說，基督教最重要的教義是「我們應該服從上帝而不服從人」。「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打破了宗教僵化的連續性、傳統對過去及對死人智慧的崇拜。這場運動摧毀了保守主義的巨大根基，並使得社會加速變化，獨立思想開始出現。」
1611年，由54位學者翻譯並由英國國王詹姆士欽定的《聖經》正式出版。1623年，第一本對開印刷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出版。前者包括1萬個不同的英語單詞，後者多達3萬個，而現在英語常用辭彙也不過2000個左右。因此，很多歷史學家認為，英語的世界性地位正是由這兩部印刷書確立的。這本沒有任何注釋的《聖經》成為文字世界無與倫比的利器，從英國內戰到美國民權運動，《聖經》為反抗暴政提供了無盡的力量和理由。如今，每年由基甸基金會向全世界發放的「詹姆士王聖經」達6300萬本之多。
新教革命中的閱讀與啟蒙
宗教改革是一場思想啟蒙，也是一場閱讀革命。因為路德的出現，「教堂的時代已成過去，印刷機的時代開始了」。
英國新教改革運動活動家約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書中寫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劍去征服他那地位顯要的敵人了，他現在的武器是文字、閱讀和印刷。」教堂是口語化的，閱讀將宗教變成一種書面語文化；對每個人來說，信仰與思維發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變了思維，思維也改變了信仰。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宗教始終是印刷產品的最大宗主題。「直到1900年，宗教書籍的出版數量（起碼在英國）才首次被其他書籍超過。」
文字與宗教一起，也成為歐洲君主製革命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助產婆。「地理大發現時代的開始、印刷術的發明以及基督教會的分裂這三大歷史事件，宣告了舊的大一統理想的終結。」
比路德稍晚幾年，茨溫利發布《六十七條論綱》，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受路德和茨溫利的影響，加爾文於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並在日內瓦創立新教加爾文宗。「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極高識字率的日內瓦成為現代第一個「靠嚴格的自律，使個人自由和平等相結合的社會；這個社會的基礎，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奮鬥」。
新教徒崇尚勤勞、儉樸和積極向上，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勞而獲，更關注現世而不是來世；他們認為世俗義務是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勞動是人生最大的責任。「如此賦予俗世職業生活以道德意義，事實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別是路德影響深遠的一大成就。」恩格斯發現，「在路德遭到失敗的地方，加爾文卻獲得了勝利。加爾文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一大批冒險進取、克勤克儉，對社會有著強烈責任感的信徒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精神代表。後來，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鄭重指出，整個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正是源自這種宗教信仰。
與韋伯齊名的桑巴特在《猶太人和現代資本主義》中進一步指出：清教就是猶太教。與偶像崇拜的佛教不同，猶太教的「摩西十誡」中禁止「雕刻偶像」，這使得猶太人的上帝僅存於文字中，或通過文字而存在；這需要人們必須閱讀，並進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因而猶太人成為最熱愛閱讀的民族。作為一個長期以來漂泊不定、沒有固定生活空間的民族，猶太人的生命空間是基於《聖經》而延續的。《舊約全書》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聖經。馬克思說，基督教起源於猶太教，又還原為猶太教。關於猶太人，尼採在《快樂的科學》中說：「歐洲受猶太人的幫助頗大，尤其是德國人……猶太人的思想影響到哪裡，哪裡的人便會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銳的辯論，書寫更清晰更精簡。」猶太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說：「發財致富對猶太人來說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是達到真正的目的的一種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內在目標。一個猶太人的真正願望，他的潛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進入更高的文化層次。」猶太民族對現代世界的貢獻極其卓越，馬克思於哲學、卡夫卡於文學、弗洛伊德於心理學、愛因斯坦於物理學、羅斯柴爾德於金融、沃克菲勒於商業，無一不是開創性的。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國家也是現代的產物。
韋伯說，「在近代的企業里，資本家與企業經營者、連同熟練的上層勞動階層，特別是在技術上或商業上受過高等教育訓練者，全都帶有非常濃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社會學家默頓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國科學的主要動力源泉，科學探索是「讚頌上帝」的最可貴努力。「清教主義和科學最為氣味相投，因為在清教倫理中居十分顯著位置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結合，也構成了近代科學的精神實質。」一份統計資料顯示，雖然清教徒在英國佔少數，但皇家學會68名會員中，清教徒卻佔42位。歐洲天主教徒總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但在著名科學家中，清教徒人數卻超過天主教徒。對於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至關重要，這為西方理性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應當指出的是，理性和獨立作為新教的美德，與閱讀密不可分。「新教徒們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書，新教從業人員平均擁有的書是天主教相對應人員的3倍，這比例和商人、藝人及低級文職人員一樣。在那些被劃為『資產階級』的階層中，加爾文派的書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 「在信奉新教的國土上，到處都開設了學校，他們花費大量寶貴時間闡釋教義，但除神學外，他們也傳授一些其他知識。他們鼓勵人們閱讀，從而促使了印刷業的蓬勃發展。」《比利時懺悔錄》（1561）在加爾文信徒中不脛而走，書中寫道，自然是「我們眼前一部最美麗的書籍，在這部書里，所有創造出來的東西，無論大小，都是向我們展現上帝昭示給我們的無形之物的字母」。
「人必須為真理而戰。」印刷術被馬克思稱為「新教的工具」，其實它還是國家的工具、資本主義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新教革命引發了一場全民閱讀運動，並由此發展為宗教民主運動，每一個「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過閱讀《聖經》來直接理解上帝，發現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權威專家和中間代理人。
與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僅擁有較高的識字率，而且具有更強的閱讀能力，而閱讀能力是現代人的基本標誌之一。「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蓋源於這樣一個觀點：《聖經》所言絕對不會出錯。」一個人的閱讀取消了口語傳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獨中面對自我，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被激活。新教傳播了關於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現代觀念，並通過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約關係，這種精神經典地體現在《五月花號公約》中。在美國殖民地時代早期，每個牧師都會得到10英鎊來啟動一個宗教圖書館；清教徒對文字和書籍有著宗教般嚴肅甚至神聖的感情，「《聖經》是所有家庭的必讀書，因為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們和路德一樣，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現形式，耶穌的教義將藉此被不斷推廣』」。
伯茲曼認為，天主教有利於訴諸華麗的裝飾、美妙的音樂和繪畫，而北歐作為新教地區，比較注重詞語，並發展出以文字文本為基礎的現代民主政體：沒有君主的神聖權力，沒有神秘主義，僅僅幾頁紙的文本——美國憲法。換言之，美國憲法、獨立宣言和聖經，這三份被廣泛印刷的文件，構成美國的根基。
新教是一種倡導文化知識、倡導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長壽的宗教，新教對這一切都起到了促進作用。文明是知識、文化和制度結合的產物，……新教對歐洲的現代化進程總的來說貢獻的是合適的文化，而英國新教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則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憲政體，以及一個非神權的、更寬容的教會，並使教會成為社會而不是國家的一部分。
19世紀的德國法學家吉爾克指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根本區別在於，現代社會裡，個人主權與國家主權並存：一方面，個人從家庭、宗族、地域和宗教如同的陰影下獨立出來，成為社會基本單位和法律保護對象；另一方面，民族國家成為現代社會的權力中心。「加爾文與路德關於人的學說，對於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他們為這樣一種觀點奠定了理論基礎：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視為其生活的目標，人只不過是為達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種目標的一種工具，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強大無比的世俗權威和規範、國家、事業、成就的附庸。」
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像
值得一提是，新教運動的壓力迫使羅馬教會不得不進行內部改革，「耶穌會」登上歷史舞台。耶穌會試圖重新恢復天主教徒的美德——清貧、貞潔、服從，他們創辦大學和醫院，投資工商業，研究科學，教育青年，傳播古典文化，培養了一大批的思想保守，但信仰堅定的知識分子。這些不穿盔甲的傳教士作為現代十字軍騎士，不遠萬里，遊走世界，出入宮廷，關注科學。利瑪竇、卜彌格、湯若望、南懷仁、蔣友仁、郎世寧等，成為17世紀中國與西方交流的真正的「世界公民」。1605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年初，利瑪竇寫道：「在中國，通過我們的科學，就能收穫累累碩果。」5月12日寫信要求耶穌總會「派數學家並隨身帶科學書來北京」。
耶穌會作為最有學問的宗教組織，早在創立人西班牙的羅耀拉起草會章之際，就已經呼籲有系統地搜集、傳遞、出版各類信息。耶穌會發展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從1534年創設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鎮壓為止，近250年間，共出版了5600種科學方面的著作，包括醫藥、地理、農學和自然史等。1735至1795年間，北京的耶穌會士總共翻譯了400多種中文作品。利瑪竇、白晉和殷弘緒等人寫了卷帙浩繁的報告，寄給他們在法國的上級，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網的誕生。
註：本文節選自杜君立《現代的歷程》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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