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才算是「正常人」？

知識 03-22

利維坦按：正所謂世間萬物有利亦有弊，有些遺傳疾病在帶給人們痛苦的同時，也會讓他們在某些方面獲益。比如，導致胰腺囊腫性纖維化的基因變異可以預防霍亂，而形成鐮狀細胞的變異也可以使機體對瘧疾免疫。早在十幾年前，有遺傳學家進行的研究表明，人類精神分裂症致病基因很可能賦予攜帶者某些優勢，從而受到自然選擇的青睞，並在人類中長期存在下來。但這種優勢究竟是什麼，還沒有定論。也有人認為，精神分裂可能是由於大腦皮層區域特有的基因表達改變而引起的。

（www.nature.com/articles/mp2016195）

本文作者自陳有過「驚恐發作」的經歷，而這恰恰也促使他反思了某些精神病遺傳學以及所謂「正常」的現狀。一些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視作進化過程中的某種基因表達？在思考基因科學是否可以消除精神疾病這個問題前，我們是否也該花些心力先去考慮研究一些新的精神疾病的療法？

文/Jim Kozubek

譯/喬琦

校對/斬光

原文/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what-is-normal-anyway/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喬琦在利維坦發布

圖源：Dr Elizabeth Woodcock

今年冬天，我在沃爾瑪商場購物時，突然出現了精神失常的狀況。當時，我感受到了精神處在崩潰邊緣，那是一種突如其來的人格解體的感覺，並且覺得世界末日迫在眉睫，因而十分恐懼。

陡升的腎上腺素警告我，我越是想要控制自己，正在失去自我意識和處於重大危險中的恐懼感就會越尖銳。

周圍的人們仍在繼續購物。一位女士正在往她的購物車裡扔牙膏。而我正在迅速丟失基礎性記憶，甚至記不得我自己是誰，連幾秒鐘之前發生的事兒都記不住。

這種體驗通常叫作「

驚恐發作

」

（panic attack，即

驚恐障礙，體現在反覆出現的顯著心悸、出汗、震顫等自主神經癥狀，伴以強烈的瀕死感或失控感

）

。當時，我真的覺得就要失去意識了，甚至是失去生命，幸好這隻持續了不到15分鐘。我第一次注意到這種急性事件是在20歲左右的時候。那個時候，為了緩解這種癥狀，我大量飲酒，並且總是在牛仔褲口袋裡揣上一袋蘑菇，可這並不管用。我開始變得內向起來。有那麼一段時間，我被迫服用了一些藥物，其中包括強效抗精神病葯再普樂。

在服用甲狀腺功能替代藥物幾年後，我才重新找回了健康的感覺。20年來，我既沒有看過精神病醫生，也沒有接受相關治療，更沒有服用非法藥物。

圖源：Metro

第二階段會是怎樣？舉個例子，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何時會陷入恐慌狀態或是急性精神錯亂，你也許會選擇儘可能避免參與社交，而這就可能引發過度的內疚感，甚至是輕微的抑鬱。去年，我無視了在波士頓公共廣播新聞台上直播的一檔湯姆·阿什布魯克（Tom Ashbrook）主持的電台脫口秀節目On Point的邀請。

我一度因此感到惶恐不安，就好像我這麼做讓我的出版商，劍橋大學出版社失望了一樣。然而，事實上無論是出版商還是阿什布魯克的團隊都沒有上綱上線

——我也因此得以解脫，擺脫了這件事給我造成的不良影響。社交反饋的良性循環確實能讓情況有所改善，其機制與「低情感表達」這一概念相關——其他人認為這類事件只是偶然發生的，抑或是認為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圖源：Science Alert

一年前，我為《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撰寫了一篇題為《修復基因並不能拯救人類》的文章，文中深入批評了精神病遺傳學的現狀。因為我擁有遺傳學碩士學位，也曾發表過幾篇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方面的技術性論文，所以我覺得我寫下這麼一篇文章，起碼還是有點底氣的。這篇文章也確實激起了許多反饋。由於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我反科學或者認為我反對生物科技，我覺得有必要費些筆墨澄清我的立場。

第一點，

大部分與精神狀況有關的遺傳變異都影響甚微，通常這些遺傳變異只會增加不到1%患上相應精神疾病的風險。

許多這類遺傳變異都是多向性的，這意味著它們對其他遺傳變異都有不同的增強或是抵消作用，也意味著它們對不同種類的細胞產生的作用都不盡相同。如果有害的基因突變確實有助於「平衡選擇」的話，它們也將留存下來，因為它們增加了基因多樣性。

就廣義的遺傳可能性而言，遺傳會影響到內表型——潛在的心理趨勢或特質——但世間萬物有利亦有弊。

驚恐障礙患者常常對自身更為敏感，這就是說，他們對自己的心臟跳動

（想想埃德加·愛倫·坡）

、血液流動或者思想崩潰有著清醒的認識；實際上，他們總是懷有高度的自我意識。作家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在《憂鬱》（The Noonday Demon）一書中描述了一個理論：

抑鬱的人常常比正常人對現實更加敏感。

根據阿諾德·路德維希（Arnold Ludwig）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項研究，

那些對人生無常十分敏感的著名詩人和小說家，更有可能患上躁鬱症或抑鬱症。

奧利維婭·萊恩（Olivia Laing）在《回聲泉之旅》（The Trip to Echo Spring）一書中講述了5位作家的故事，其中包括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書中寫道，威廉斯年輕的時候在巴黎大街上突然對他所說的「思考過程」感到害怕，並且「發了一小陣瘋」。他稱這段經歷為「我早年遭遇的一場最可怕、最接近精神失常的危機」。我說這事兒的目的不是為了通過和文學藝術的聯繫，抬高精神疾病的價值——我永遠都不會這麼做——我想說的是，

對人生存在感的原始體驗是一種失控狀態，而非默認的可控。

田納西·威廉斯（1911-1983）：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他於1948年及1955年分別以他的《慾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及《熱鐵皮屋頂上的貓》（Cat on A Hot Tim Roof）贏得普利策戲劇獎。圖源：Wall Street Journal

各類研究表明，基因突變會給我們帶來一定程度的風險，或是讓我們變得更加敏感，或是改變我們的注意力水平，其具體效果要視遺傳背景而定。某種基因變異可以讓GMOT基因減產四分之三，這種基因可以生產出一種能夠分解額葉前部皮層內多巴胺的酶。因此，這種變異會導致多巴胺數量增加。

這可以增強注意力，但也會讓人變得更加神經質或是更惶恐不安。

這類好壞參半的基因突變讓我相信，在未來幾千年的時間內，自閉症和其他精神疾病仍舊會和我們相伴。

然而，我們還是常常聽到資金募集者發表諸如有望「治癒」自閉症這樣的言論。如今，公眾普遍接受了我們可以改善人類本性的積極新自由主義觀點。但是，

這類精神疾病可能只是人類面對生存現實的另一種方法。

在醫學上，「正常」這個概念的歷史相當複雜。19世紀，法國生理學家克勞德·伯爾納（Claude Bernard）記述道，自己曾試圖確定偏離人群標準的統計性差異，以期鑒別出疾病的起因。

大約在我寫作本文的同時，喬納森·肖（Jonathan Sholl）在Aeon網站上剛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阿道夫·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將統計學應用到人體上，希望能在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個體差異中，發掘一系列有共性的『特徵型』。由於統計工具可以照顧到所有個體差異，所以似乎平均數可以解釋一切：身高、體重、血壓、心率、出生率以及死亡率等，都可以用一條舒服的曲線，甚至是正態分布曲線表現出來。」

圖源：The Writing Cat

例如，凱特勒發明了頗具爭議的身體質量指數（BMI）。肖認為，這就是一個平均水平演變成了理想狀態的例子。「

平均水平代表著整個人類的真實情況，

但如果以此作為參照的話，個體數據就是錯誤的同義詞。

」將全人類統計數據的平均水平設置為標準的做法是很值得商榷的。舉個例子，我的膽紅素水平偏高——膽紅素是一種可以分解血紅素的化合物，是紅細胞的一種產物。

從統計學角度上講，我的膽紅素水平已經高到足以損害健康了，但我家裡的其他人也有這麼高的膽紅素水平，卻還沒有出現任何負面效果。

肖還寫道，法國哲學家喬治·岡圭朗（Georges Canguilhem）在《正常與病理》（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雜誌的一篇文章中（1943），「挑戰了『正常』這一概念的現狀，認為它與進化生物學對變異的觀點不符。

他提倡用『

標準

』一詞來描述各項指標，從身體內部的荷爾蒙調節到膳食結構的改變。

他這麼做是為了提醒人們，無論個體的行為或身體指標有多麼罕見或者與眾不同，只要他能在某種環境條件下確保生存下去，那麼他依然能被視作正常人。」

1978年，捷克哲學家Ji?í Vácha對「正常」這一概念作了區分：當人群樣本用典型正態分布曲線表現出來時，它可以代表「頻繁出現」

（眾數）

，也可以代表「平均」

（平均數）

。此外，它同樣可以代表「完備」，沒有缺點、缺陷；從感到身體健康或者精神矍鑠的角度上說，它也可以代表「最佳狀態」。肖寫道，

正常的含義常常「在這些不同的直接意義或間接意義中變化，從正統的、標準的到人們期待的、正面的都有

」，並且「正常」的含義「影響深遠，當它被這個世界賦予了特權地位的時候，更是如此」。

風險投資對那些想要開發市場新葯的科學家有著極為巨大的影響。比如，麻省理工學院布羅德研究所斯坦利精神病學研究中心就接受了泰德·斯坦利（Ted Stanley）及其家族6億5千萬美元的捐贈，作為啟動資金。現在看來，他們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作出相關的科學成果並將精神障礙治療市場化。

然而，人們普遍已經了解：諸如慢性刺激及生理壓力這樣的社會經濟效應是導致精神障礙的主要因素。科學研究所能給出的生理學原因卻仍寥寥無幾，所能甄別出的、對患上精神疾病風險影響比較明顯的基因變異也依然不多。一個例子是，

若我們將目光投向人體生物學的非穩態特徵，而不是穩態特徵，就能得到更有意思的洞見。

比如，

血壓基礎水平就有可能隨著社會角色的需要而發生改變，因此貧困的人或是持續受到經濟、社會重壓的人，可能會生活在一種慢性刺激的狀態中，他們的血壓基礎水平可能會因此變高。

圖源：redOrbit

另一個重要概念是「倒U型」理論，該理論說的是，壓力的增加往往會和創造力相關，並能促使你拿出最好的表現。不過，

如果這種過重的壓力轉為長期、慢性的話，你的生產力水平就會突然產生一個巨大的滑坡。

這表明，社會經濟效應對健康、心理，甚至是死亡率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對基因平衡及非穩態效應的識別表明，人體生物學的存在是建立在動態連續平衡的基礎之上的，這挑戰了醫學固有的標準化思想。

在演化過程中，沒有什麼是免費而來的。

基因科學也許有助於我們更精細地深入了解精神病的遺傳機理，但它絕不可能徹底消除精神病，甚至很可能無法為我們帶來更有效的新一代精神病治療藥物。如果科學家能在精神病學上有所進展的話，目前我們完全沒有理由相信這會是什麼重大突破，只能是一些小步前進。這些年來，精神病學上出現的最大成果就是克他命，也就是眾所周知的街頭毒品特效K粉。

克他命能夠穩定結構性突觸連接，而不是修正大腦中的化學失衡。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遺傳因素或者生理學因素的話，花在研發新葯上的錢所能收到的效果，很可能和花在開發精神療法及其他一些形式的社會、經濟支持上的效果差不多——然而，我們現在還沒有後者這樣的商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