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之死與晚清政局

作者：鄧文初

來源：作者博客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哲學園鳴謝

The greater the truth ,the greater the liber

——英諺

謠言的魅力就在它的真實，而史學也以追尋真相為職志，那麼，謠言與歷史在探尋真相的冒險中，誰是誰非？這裡通過一百年前光緒之死的分析，試圖作一解剖。

謠言

光緒三十四年，歲在戊申，這年十月廿一日和廿二日（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崩逝，一時謠言四起。當時及此後各種資料的記載，簡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熟悉清末掌故的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對於「光緒之死」深表疑惑，說「德宗先孝欽一日崩，天下未有如是之巧。外間紛傳李蓮英與孝欽有密謀。予遍詢內廷人員，皆畏罪不敢言。然孝欽病痢逾年，秘不肯宣，德宗稍不適，則張皇求醫昭告天下，唯恐人之不知。陸潤庠入內請脈，出語人曰：『皇上本無病，即有病，亦肝鬱耳，意稍順，當自逾，葯何力焉。』迨奕劻薦商部郎中力鈞入宮，進利劑，遂泄瀉不止。次日，鈞再入視，上怒目視之，不敢言。鈞懼，遂託疾不往。謂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賣己以謝天下也。」

胡思敬這裡的說法，沒有明確認定是誰毒殺光緒，但言語中卻暗示，光緒之死，與西太后、李蓮英、慶親王都有關係。

愛新覺羅*溥儀在《我的前半生》回憶錄中，記載了幾種謠傳。其一說袁世凱與慶親王有陰謀，但陰謀的具體內容不詳，據宮中太監李長安的說法是：「光緒在死的前一天還是好好的，只是因為用了一劑葯就壞了，後來才知道這劑葯是袁世凱使人送來的……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傳出不過兩個時辰，就聽說已經『晏駕』了。總之光緒是死得很可疑的。」溥儀認為，「如果太監李長安的說法確實的話，那麼更印證了袁、慶曾有過一個陰謀。而且是相當周密的陰謀。」不過，溥儀又例舉了另一種傳聞，「還有一種傳說，是西太后自知病將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緒前面，所以下了毒手，這也是可能的。」

這些說法，一到演義家筆下，便繪聲繪色起來，原慈禧宮中御前女官德齡在她的半傳奇半聞見的《瀛台泣血記》中如此描述：「萬惡的李蓮英眼看太后的壽命已經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發生問題了，便暗自著急起來。他想與其待光緒帝掌了權來和自己算賬，不如還讓自己先下手的好。經過幾度的籌思，他的毒計便決定了……」

歷史

作為專業的真相追尋者，歷史學家具備更多的優勢，包括資訊、時間及技術手段。

1982年朱金甫、周文泉發表《從清宮醫案論光緒帝載湉之死》，通過對醫案的研究，揭示1907之年前光緒就患有「腎經虧損」、「下元虛弱」等癥狀，此後逾發嚴重，廣招宮外名醫療治。從保存下來的診療記錄看，光緒之死是「病情惡化之結果」，「光緒帝自病重至臨終之時，其癥狀演變屬進行性加劇，而非特殊或異常癥狀出現。其臨終時的癥狀表現，乃是病情惡化之結果」，有研究者更進一步提出光緒是死於「肺結核」 但也有研究者提出，光緒臨終脈案看不出肺結核的癥狀，而且，「在封建專制時代的宮廷，脈案與藥方，並非均為御醫對患者診治的真實記述」，「所以，僅據清宮的脈案、藥方，還是難以揭示光緒帝的真實病情，更不能探明與此相關的內幕」。

刑偵學界也早在80年代就介入光緒之死的調查，1980年清西陵管理處在清理崇陵地宮時，技術部門曾提取光緒遺骸的頸椎骨和毛髮進行過檢驗，但沒有得出結論。2003年又取樣檢測，依然沒有得出確切的結論。200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發表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調研員的文章，文章依據中子活化實驗方法所取得的數據，提出光緒帝為急性砷中毒死亡的結論。看來，這可以作為一個階段性的結論接受了。

其實，這種受到嚴格技術保證的結論，除了證實謠言所傳之外，只為史學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堅固的起點，這一起點與謠言所提出的並沒有實質性的差別。看來，史學的文本分析還是不可或缺的途徑。

台灣掌故學家高拜石先生的《光緒帝猝死之謎——誰是毒殺光緒帝的兇手》，依據的史料是醫案、脈案以及當時御醫們的回憶與陳述，如朱煜、楊際和等四醫官的《光緒脈案》，商部郎中力鈞的回憶，御醫杜鍾駿的《德宗請脈記》、西醫屈貴庭的回憶，並參照鄧之誠的《骨董瑣記》、谷虛的《清宮瑣記》等稗官野史作比較，做出推斷：「從杜、周、屈三醫所述參證，大抵光緒初僅肝鬱脾弱，各葯雜進，拖了兩月余，在十月十六日以前，即有病而非甚重，十七日起，病忽轉亟，十八日這天，又為中西醫並診，各醫都不敢進葯，恐其逝世禍遭不測。在彌留前一剎那，周景燾（應為周景濂）記其『瞠目指口』，觀其『吐血盈床』，杜鍾駿見其『口目鼻俱動』，屈貴庭見其腹部痛亂滾，而認為是『最可怪，與前症絕無關聯』，屈記『其時中醫皆去』，則屈為最後診病之醫生，綜合勘察，是否中毒，不難竊測」。

在確定光緒是被毒弒的結論之後，高拜石開始駁斥溥儀等說法，並逐一排查兇手。他認為溥儀回憶錄中提出的「袁慶陰謀」不成立，光緒之死，是後黨與袁黨聯手做成的，其間的關鍵人物就是李蓮英與楊士琦。認為正是通過楊李聯手，袁世凱得以毒殺光緒帝。

「當時內外議論雖多，但絕大多數人的猜測，都以為主謀者是慈禧，或略知是袁世凱，卻不曉得下手的是李蓮英，更決不會想到用毒計的是那『智多星』的『楊五爺』。」

台灣文史家莊練（蘇同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中談及光緒之死，但基本史料與董叢林、高拜石所見相同。依據對《崇陵傳信錄》的解讀，庄練提出光緒之死，「實系慈禧之預先安排，其死因更疑不能明」。他所依據的新史料，是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第十九首注文：

「袁世凱入軍機，每日與太后宮進奉，賞賜，使命往來，交錯於道。崔玉貴更為小德張介紹於袁。小德張，隆裕宮之太監首領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篤，又令太醫日以皇上脈案宣示中外，開方進葯，上從來未進一口，已視為習慣之具文。當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輩無能為』。豈料彼輩之意，不在方葯中置毒哉？」

庄練由此推測，即不在藥物中置毒，那麼就只有在食物中放毒了。而皇帝之食物出自御膳房，「慈禧倘命人在膳食中置毒，必能使光緒在不知不覺中吃下去，那就無法可防了。」故光緒是被毒弒的，「下毒則系慈禧的指授」，而時間，那必定在二十日之前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掌故學家，其運思過程及結論，均是先假設光緒帝被毒死為前提，再以此為參照篩選、比較材料，辨別真偽。符合毒死說的，便認定為真，否者，則被認定為假。而後，又以經這種篩選之後的「真」材料來證明光緒被毒殺的結論。顯然，這樣的結論屬於典型的「循環解釋」。對於「兇手」的認定也是「推論」的結果，而不是建立在嚴格的證據上。這也說明，歷史學所面對的困境，與謠言所面對的是一個問題：「缺乏可靠的證據標準」。

作為歷史的謠言

其實，歷史學界在面對謠言時，忽視了一個問題：當他們將謠言作為歷史研究素材（待檢驗的證據）對待時，他們已經將謠言的真實簡單化成事實的真實。在歷史學家眼中，謠言的價值無非是能否印證「客觀真實」，他們沒有注意到，謠言還有更加豐富的真實內涵，還包含著對事件的追索、解釋與價值評判。

謠言首先是一個文本，是一個當代的「歷史敘事」。

高拜石文章中提起，最早指證兇手袁世凱的是康有為，而他的「證據」是康有為的《討毒弒全身救民聖主之逆賊袁世凱檄》。不知道高拜石依據的是何種版本，據筆者所見，這份傳單應該就是收在《康有為未刊稿》中的《討袁檄文》。《討袁檄文》說「冬來後病奄殜，人命危淺，宮車宴駕，不日不時，袁世凱遂鋌而走險，力薦學西醫者速發毒謀，西藥性烈，微劑分進，遂於太后升遐之際，能操旦夕絕命之權，天地慘黯，山陵崩壞，風雨號泣，海水怒立，於是我捨身救國之聖主，遂毒弒於逆賊袁世凱之手矣。」

《保皇會》中還收有康有為《光緒帝上賓請討賊哀啟》，哀啟中描繪了袁世凱毒殺光緒帝的細節，「已而西後老病漸危，袁世凱懼皇上一旦復權，己將不利，乃親入軍機，躬當外部，以淅路晨丸取媚而深結外交，以重金厚賄買醫而陰謀毒弒，群醫懼禍，皆拒不受，或預走避。義士程家檉走東洋而登報，楚臬梁鼎芬上劾章而投官，甚至其胞弟袁世彤憂覆宗而與絕書，逆跡昭著，行路皆知矣。及今年西後老病日篤，袁世凱毒謀益甚，日偽傳上病徵醫進葯，上常覆葯曰：『朕躬無病』，及西後彌留，袁世凱遂親入宮以辦大事，於是捨身救國之聖主，遂毒弒於袁世凱之手矣。」

康有為是否真的掌握了證據？其實未必，有他給醇親王的信為證：

信說兩宮先後之喪之巧合，「稽諸前史，從所未聞，舉國洶洶，杯弓蛇影之痛，懷莫能釋，而推原禍首，莫不集矢於逆臣袁世凱之一身。

」

可見康有為對於「袁世凱毒殺說」也只是聽信或懷疑，康並沒有證據，甚至對於自己的懷疑都心存疑慮。

那麼，康有為為什麼要造作「袁世凱毒弒光緒」之說？這裡有更深層的動因。這封致攝政王的信泄露了某些玄機。信中說：「海外孤孽，固不敢妄為臆測，雖然逆臣袁世凱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見，苟有弒逆之事，其惡固濯發難容，即無弒逆之事，其罪亦難從未減。」

也就是說，對於康有為來說，無論有無毒殺事實，其實都不能改變他坐罪甚至誅殺袁世凱的強烈慾望。這種慾望自戊戍政變以來就是流亡海外的康梁集團最主要的任務乃至使命，也是他們能否再獲權力而必須清除的障礙，而與光緒帝的生死糾結在一起。自然，光緒之死，是他們希望的破滅，但也可能是新希望的誕生之機。故在這次巨變前後，可以看到康梁集團頻繁活動的蛛絲馬跡。

顯然，康有為的「謠言」無論是捏造的還是傳播者，都建立在強烈的想像上：袁世凱在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威脅到了光緒帝的安全。袁世凱與光緒、西後之間種種錯綜複雜關係，尤其是力量對比、利益衝突等等事實，很大程度上是康有為想像的產物。慈禧、李蓮英、袁世凱、慶親王之所以成為謠言的主角，其實也是這種想像的產物。

作為謠言的歷史

當謠言進入歷史並深深改變著歷史進程時，謠言也必然改變著歷史敘事，改變著歷史研究者的視角，從這一角度看，「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謠言。

先看作為信史的《崇陵傳信錄》這一文本的產生過程。

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一直被史家當作「信史」看待，認為是「敘述光緒一生歷史最為公正客觀的書」（庄練語），其實，這是對歷史文本的簡單化處理，是歷史想像空間逼仄的結果。《崇陵傳信錄》還應該有另一種讀法，那就是將之作為「光緒之死」的謠言（傳聞）對待，當作惲毓鼎對「光緒之死」的解釋文本。其中包含的不僅有事實，還有假設、解釋、惲的認識及其對光緒之死各種傳聞的應對與態度。好在惲毓鼎日記已經出版，對於我們解讀《崇陵傳信錄》有了一個參照。

如果細讀《惲毓鼎澄齋日記》便會發現日記與《崇陵傳信錄》之間有諸多出入，其中與光緒之死直接相關的，如十月初十日條記載，日記就不同於《崇陵傳信錄》。

《澄齋日記》當日記載：

「陰。皇太后大壽，升儀鸞殿。辰正，皇上率王公百官在來熏風門外行禮，臣毓鼎侍班，入寶光門後始知聖躬不豫，唯在內廷行禮。毓鼎乃隨諸臣入班叩賀。」

與日記比較，《崇陵傳信錄》的記載顯然有「演繹」成分。如果日記所記為真，則至少說明光緒不能祝壽確實有身體不適之原因。

從史料角度講，日記為第一手資料，可信度要在著述之上。但即使是日記，如專業史家（惲毓鼎為起居注官）的日記，也有不可信之處，記載時有迴避、側重與選擇，有的事後回憶（雖然時間間隔很短）有誤。如七月二十八日日記云：

補記星異：廿四日九句鍾時，余正與朗軒坐書齋劇談，忽見窗外電光爍然。急出視，則見一巨星為碗大，自西北向東南而隕，行不甚疾，其高度距地似不過十餘丈，掠屋檐斜飛，其光如電燈，微赤，尾帶赤線甚長，謖謖有聲。星既隕，余白線一條，界畫半空，直穿明河，良久始隱。次日市井喧傳紫薇星隕，則誕妄之言。然異象殊可懼也。是夜海淀及崇文門外人家皆見之，而東城人所見則尤低，據云去檐不遠耳。

《崇陵傳信錄》的記載，與日記就稍有差異：「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檐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爍爍照庭宇，至東南而隕。都市喧傳紫微星墜，群話其不詳。」

日記雖註明是補記，但時間卻明顯有誤。如果是七月二十一日，則補記之日離事件發生時間也不過一周，但卻錯記在二十四日。問題是，何以在當時沒有記載而事隔一周之後才補記？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次日市井喧傳紫薇星隕，則誕妄之言」這一句話，顯然，對於這位起居注官來說，真正關注這一星異現象的，不是親見，而是市井傳聞這樣的「誕妄之言」。那麼，所謂的誕妄之言指的是什麼？日記中沒有記載，但我們在以信史寫小說的蔡東藩《慈禧太后演義》中可以印證。

《慈禧太后演義》中說，都中人士傳言紫薇星下墜，「果下詔徵求名醫，診視帝病，應徵醫生，診脈出來，都說帝病已劇，不易療治。」

其實關於星象及災異觀察，在《澄齋日記》中還有多處，且都與光緒之死有關。如戊戍年正月初一條：「日有食之」。「申正初虧，酉初食甚，酉正二刻復圓。日食三朝，自古忌之。天象示警，杞憂殊切。今日侍側，仰觀聖顏憔悴特甚。歸為弟輩言之。不禁欷歔欲絕也。」 而十月二十一日日記，又有一條觀察天象的記載：「與袁、吳兩師及子侄輩夜觀乾象，帝星暗散無光，前星尤微」。需要注意的是，惲毓鼎最早得知光緒之死是在第二天，即二十二日，這一天日記記載：「晨興驚悉大行皇帝與二十一日酉刻龍馭上賓」。

有關光緒之病，日記也有記載，如八月初六日記載，「閱邸抄，知已三日不進外折，可見聖躬之不豫。至不叫外起，則月余矣。」

根據這些記載，至少可以說明，光緒之病早在八月就已經嚴重，而外間傳聞光緒將殞卻在七月下旬就已經開始了。通觀1908年日記，尤其是光緒死後惲毓鼎的這部分日記，其實沒有發現任何懷疑光緒之死的跡象，這至少說明在當時「毒弒說」遠沒有那麼嚴重。

通過《澄齋日記》與《崇陵傳信錄》的對讀，可以認為，後者的撰述深受謠言的影響。正因為對謠言的某種認同，記憶中的「事實」被過濾、遺忘、強化、選擇等等重組，沉積為《崇陵傳信錄》。

這些被忽視的，或者說被有意遺忘的謠言、傳聞，其實構成另一類「歷史文本」。這一歷史文本，呈現的是另一幅畫卷：民眾對於光緒之死的態度，那種意料之中的冷靜、與冷漠，也許還帶有某種期待心態。《國聞備乘》記載光緒死後的民間與官場的反應，確實證實了這種民間態度：「當德宗晏駕時，遺詔未下，民間已周知。是日遍城無人不薙髮，嫁娶者紛紛，鼓樂聲不絕」。這正可與《澄齋日記》記載的「搶婚」相互印證。而喪禮上官員們「笑語喧嘩」的舉措顯示的也是這種預料之中的冷漠。可以想見，「毒弒」一說其實遠遠沒有後世史家想像的那麼嚴峻。

那麼，是誰最需要光緒的非正常死亡？其實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只有海外的康梁集團最需要光緒的非正常死亡這一旗幟，也只有他們才有謠言的強烈衝動。通過廣泛的輿論活動（電報、通信、新聞、口傳、傳單等），袁世凱毒弒光緒帝的「機密」就成了「路人皆知」的事實了。

謠言與歷史

人類學家提醒，謠言 「之所以可以流行正是因為它們無法得到證實，哪怕有的謠言往往根本不可能屬實。它們之所以流行，正是因為他們迎合了人們的偏見和期望。」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人類學家安德魯*斯特拉森才會提出「社會建基於謠言之上」（rumor as foundation of socialtheory）的說法。因為，謠言可以隨著解釋不同而進入傳說或歷史，並且成為神話或歷史。

「在科學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樣，我們所擁護和反對的並不是人和事的本來面目，而是我們為其所作的漫畫」（熊彼特語）。客觀真實的不可及，逼使我們轉向文本真實，追求文本真實的深層內涵。而文本真實，其實就是我們對歷史的想像，是我們心中歷史的映像。文本真實所傳達的正是這種「我們心中的歷史」——歷史事實、事實的解釋、以及解釋背後的偏見、慾望、想像。

那麼，「我們」是誰？這是史學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史學敘事主體無法迴避的問題。歷史作為人類集體記憶的組織化，其生產機制，與謠言一樣，也是記憶篩選、重組，是記憶的「削尖、磨平，強化」的過程，是意義重組的過程。面對謠言，我們會不自覺地追問：誰的謠言？面對歷史，我們自然也應該追問一句：「誰的歷史」？然而「歷史」卻以「客觀真實」面目呈現，其實，這只是一種幻覺。這種幻覺正是「歷史」的任務——史學主體的「不在場」假象，所塑造的就是這種客觀性幻像。而客觀性幻像之目的，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掩蓋另一類歷史，掩蓋真相！

「思考歷史、神話、謠言的時候，我們考慮是歷史的競爭性特徵。那麼，誰的歷史才是正確的版本呢？歷史可以被視為事實性的（factual）也可以被視為有導向性的(agenda-driven)」，因此，人類學家安德魯斯特拉森說——

「歷史可以是一種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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