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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彬:興象系統與《易》之綱《詩》之綱

(PHOTOS TAKEN BY FU DAOBIN)

弗洛伊德與榮格由於無意識的理論而相識,卻由於對無意識的主要成分──力比多的認識不同而分道揚鑣。在弗洛伊德看來,力比多是性慾,是性本能,無意識層次作為人的深層心理的最主要內容是被壓抑了的性本能;但在榮格看來,力比多不僅僅是性本能的代稱,而是指一種中性的個人身心能量,這種能量總是經過轉變以象徵形式表現出來,構成神話、民間傳說、童話的永恆主題,成為藝術創作的根本動力。很顯然,弗洛伊德是在兩個層次上探討著同一個問題。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自然狀態和生物狀態存在的人的性。換言之,弗洛伊德是從人的生物傳統出發的;但榮格卻不然,它注意的是力比多轉化成象徵的集體無意識,而作為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它也是一種傳統,當原始的生命本能升華為文化的生命之後,它也就是一種存在,一種文化的存在,從而構成了人的生存傳統。文化的傳統一經形成,同自然生命的屬性一樣,它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並不是所有的文化事實總是直接受制於自然的性本能,在這一點上榮格無疑比弗洛伊德更為深刻也更為進步。人的生命力可劃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自然層次上的原始生命力,二是存在層次上的文化生命力。自然原始的生命力是本源的。文化的生命力是派生的,所以文化的生命是自然生命的象徵與升華,最終受制於自然生命力。因此文化原型總體現出生命的意向。但是,這不是說,文化的生命總是自然的生命,它們有一種一對一的關係,文化的生命相對於自然的生命,是升華與張揚,試圖用全部性慾本能來解釋文化生命並不高明,因為它忽略了文化生命升華後的力量。

中國文化的興象系統中隱藏著深刻的生命事實。這不僅根源於人類歷史發展共同的生殖崇拜基礎上,還在於中國文化對世界認識的特殊手段和特殊的觀察方式。中國文化的邏輯起點根源於生命本體論,中國哲學認識世界的基本符號是陰與陽,而陰陽正是由抽象的男女生殖器官的模型抽象而來的。詩是表達人的思想感情的,但人類最基本的情感還是發源於靈魂深處的生命情感,離開了生命的基礎就不會有那些動人心魄的戀情,也就不會有感人至深的詩篇流傳後世了。這樣興與象便又在表現生命事實這一點上取得了統一。但是興與象既然是一種象徵藝術,那麼它就是象徵了的思想與感情,它還是屬於文化的生命層次。因此,在取象比興人類最基本的生命思想和生命感情的時候,它都作了詩意化的處理。

乾坤兩卦是《易》之總綱,故《易·繫辭》云:「《乾》《坤》其《易》之門邪?」相傳孔子也專門為《乾》《坤》另作《文言》之傳。而乾坤的取象正是根源於男女生殖器官的特點。所謂「夫乾其動也直,其靜也專;夫坤其動也辟,其靜也翕」,二者都以生殖器官的動靜特點來表示乾坤的特點,而這正是《易經》全書的總綱。

《周易》的《咸》卦是描寫性愛生活的詩,《咸》卦爻辭作: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無悔。上六,咸其輔頰舌。」《荀子·大略》認為:「《易》之咸,見夫婦……,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咸字實即感之初文,咸、感一也。「感」字本身就是男女性行為的專門術語。《列子·天瑞》云:「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蔡邕《協和婚賦》說:「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都是從性的角度來理解和運用感的隱義的。

《周易·咸》爻辭露骨地描繪了男女之間的性行為。《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咸卦的卦象作12(下艮上兌)。孔穎達《正義》云:「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無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這是明顯地用性行為來解釋這一卦象的。按此卦象艮為少男,兌為少女,少男少女相感自然是與性相關之象。《咸》的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正義》云:「澤性下流,能潤於下,山體上承,能受其潤。以山感澤,所以為咸。」潘光旦先生在靄理士《性心理學》的譯註中說:「有人說起《易經》的咸卦是中國最古老的描寫性交的文字,但譯者以為與其說是描寫性交的本身,無寧說描寫性交的準備。所謂『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執其隨』,『咸其脢』,『咸其輔頰舌』, 都是一些準備性的性戲耍,並且自外而內,步驟分明。」[9]

同《周易》對野性的生命戀情的歌頌一樣,《詩經》中的許多歌謠也絕不是什麼「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類的中規中矩的風化教育,而是充滿了一片蠻荒的自然的生命情趣。《周易》以《乾》《坤》為綱,本於陰陽;《詩經》則以《周南》、《召南》為綱,本於男女,都反映出明顯的生殖崇拜傾向。黎子耀先生說:「《詩經》之有《周南》《召南》,猶如《易經》之有《乾》《坤》二卦」。「《詩經》中周南是男婚之詩,用天干數,召南是女嫁之詩,用地支數」,[10]這一推論是有道理的。《乾》、《坤》二卦為《易》之綱,所以孔子作《文言》獨傳《乾》《坤》;《周南》、《召南》為《詩》之綱,所以孔子特彆強調二南詩的重要性,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11]孔子之所以在三百篇中特彆強調二南詩的重要,正是由於二南詩是言男婚女嫁的,而在儒家看來,男女之別、夫婦之義是人類道德的基本準則。下面讓我們分析一下兩首二南詩:

《詩·周南·關雎》毛傳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這是經學家的臆測。縱觀《關雎》之詩,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男子春心躁動而思窈窕淑女,所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二是思淑女而不可得的苦悶,即「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三是男歡女愛終成眷屬,即「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潘光旦先生說:「中國人以前說到婚姻生活的健全,最喜歡用音樂的和諧來比喻……;並且事實上也不止是一個比喻。《詩·鄭風·女曰雞鳴》篇第二章說: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又《小雅·常棣》第七章有句: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後世又每稱美滿婚姻為得倡和之樂或倡隨之樂,也有同樣的根據。」[12]

揭示《關雎》為男婚之詩這一主題是作為整首詩意象基礎的興。《關雎》以「雎鳩」起興,雎即雄鳥。雎字從且從隹,隹為古鳥字,且為男根之象,引申為一切雄性動物。人之雄性為祖,馬之雄性為駔,鳥之雄者為雎,整首詩是以雄鳥之求偶關關而鳴而引起男子思淑女之聯想,從這「雎」字破譯中可以看出《關雎》言男婚之義甚明。

同《周南》相對,《召南》言女嫁之詩也是非常明確的。《召南》詩第一首《鵲巢》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謂:「《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雖然這種解釋不乏經學家的偏見,但有一點是真實的,此詩的主題是女子出嫁。理解這一主題的關鍵是對「鳩」鳥的破譯。在這首詩里鳩為女性的象徵。鳩字從九從鳥,一母九子,蓋言能生殖也。鳩在整個《詩經》中都是愛情鳥的象徵,所以《衛風·氓》中的棄婦警告那些沉溺愛情的女子「於嗟鳩兮,無食桑葚;於嗟女兮,無與士耽」。「鳩」與「女」是相對的。正因為鳩鳥是愛情鳥,是女性的象徵,所以雎(雄性)和鳩(雌性)相對,構成男女的象徵意義。《關雎》之「雎鳩」與此處象徵女性的「鳩鳥」正好對應起來,構成了男婚女嫁的和諧曲。《易》之乾坤兩卦與《詩》之二南之詩,都統一於生殖崇拜的文化原型。這樣《易》與《詩》那麼多對性愛的熱烈頌讚便不足為怪了。

《詩經·召南·草蟲》詩謂: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夷。

依聞一多先生解此詩是賦性交合感受的作品,潘光旦先生也謂:「各句中的『降』、『說』、『夷』等字樣確乎能表示女子在交合後的心理狀態。王實甫《西廂記》上『渾身通泰』的說法也很近情。」[13]

《易》與《詩》的時代,中國文化還呈現出一片生命盎然的世界。它們從不遮掩人類最神聖最莊嚴的生命感情,但這並不是說它們不升華,《易》之象與《詩》之興在轉述這種盎然的生命力時,採用了象徵的手法,從而把原始野性的生命力納入了審美的文化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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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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