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畫卷，一段天路，一曲漢藏盟歌：縱覽首都博物館「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
《中國美術報》第103期 美術新聞
2018年3月9日早，首都博物館（以下簡稱首博）門口照例排起長隊，此時距離「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開幕（2月27日）已過去11天。北京的初春依然寒冷，一場足以讓人大呼「隔行如隔山」、需要足夠知識儲備才能看個明白的歷史文物展，為何偏偏牢牢抓住了公眾的注意力？
何止一卷《步輦圖》
2月26日晚，首博展廳內的布展接近尾聲，所有的文物安置完畢，僅剩一個展櫃虛位以待，它在等候唐代閻立本的作品《步輦圖》的到來。
《步輦圖》描繪的是吐蕃松贊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祿東贊到長安通聘，迎娶文成公主，拜見唐太宗的場面，這讓其天然具備了參與一次深入介紹藏文化特展的資格。但考慮到人們對於《步輦圖》的熟悉程度、其複製品的傳播力度以及手卷觀看的「私密性」特質（只能平鋪在桌面，無法讓更多觀眾同時研讀），即便這卷名跡上次公開亮相還是在11年前（2007年《步輦圖》隨其他31件文物赴香港參加「國中重寶——故宮博物院金唐宋元書畫展」），即便在那之後它一直隱居故宮「深閨」，即便它只會在首博展出兩個月，單單一件作品真的能再次引發讓觀者疲憊不堪的「排長隊＋衝刺跑」么？
【唐】閻立本 步輦圖 絹本設色 38.5cm×129.6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事實證明，「天路文華」特展的精彩絕不僅是《步輦圖》。當記者步入展廳，彷彿立刻被吸入宏偉深邃的時空漩渦。展覽共分「文明溯源」「高原天路」「雪域佛韻」「和同一家」四個單元，根據時間的推移，層層遞進，逐步揭開藏文化的起源、演進以及漢藏文化交匯的過程。據策展人張傑介紹，此次展覽是西藏以外地區有史以來徵集範圍最廣、規模最大的西藏文物展，彙集了北京、西藏、河北、重慶、青海5省區市21家文物收藏單位的藏品。展覽由北京市政府、西藏自治區政府主辦，展出的216件（組）文物中，180餘件（組）由西藏地區文博機構和寺廟提供，其中三級品以上國家珍貴文物佔90.8%。從大昭寺、扎什倫布寺、薩迦寺等13家寺廟借展的文物均是首次與公眾見面，包括諸多以往秘不示人的禮器。
獨立展櫃中並未完全鋪開的《步輦圖》似乎只是展覽的點題之處，並非點睛之筆。在這裡，抱著「圖個新鮮」的態度踱步，你根本無法釋懷。當觀者低頭觀看展品，神秘悠遠的藏文化彷彿成為了讓人仰視的聳立的「巨人」，每件展品背後的故事都足夠傾聽許久。
高原天路始於足下
策展人張傑提醒：「我們希望告訴大家，西藏文化並非因為自然環境惡劣而孤立發展，自古以來就是開放的，從石器時代開始就有黃河流域文明的反映，一直吸收周邊地區的文明成果，促進了人與人的交往。」展覽開端處，青藏高原衛星圖點出了藏文化萌生原初的艱難。如若沒有展廳一、二單元內有力的文化傳播例證，非專業學者可能很難想像在新石器時代，漢地民族選擇放棄游牧、安居樂業後，藏區遠古先民的足跡仍能不斷翻越「生命的禁區」，從東西兩個方向汲取文明的養分。
在「文明溯源」單元，一尊出土於昌都卡若遺址的雙體陶罐揭示出距今5000年前西藏便有先民居住，陶罐上的紋飾也證明了西藏三大古文明（卡若文明、拉薩曲貢文明、藏北細石器文明），與黃河流域乃至克什米爾地區遠古文化間開始有聯繫。
出土於昌都卡若遺址的雙體陶罐
出土於曲貢遺址的西藏早期金屬時代的鐵柄銅鏡和公元3世紀製造的黃金面具明確印證了藏文化和遙遠西方國度的交流。有學者認為，鐵柄銅鏡可能為西藏本地製造，亦或通過與周鄰的貿易、交換、貢納或戰爭掠奪等方式獲得。即使為西藏本土製造，其形制樣式也不能排除是模仿西方系統帶柄鏡的可能。這類屬於西方系統的帶柄鏡，在西藏北面的新疆、西面的中亞、南面的南亞、東南面的四川和雲南都有過發現。阿里地區札達縣曲踏墓地出土的黃金面具，反映出象雄國存在的覆面葬俗。以黃金面具作為隨葬品的文化現象廣泛存在於當時的歐亞大陸，研究者認為早在距今2000～1800年前，西藏西部地區已經與新疆、南亞次大陸聯繫緊密，並通過新疆與中原、中亞和歐亞草原產生互動。
公元 3 世紀製造的黃金面具
出土於曲貢遺址的西藏早期金屬時代的鐵柄銅鏡
在「高原天路」單元，更多關於文化交流、經濟貿易的多元文化物證出現，高原絲路和茶馬互市成為了西藏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關鍵詞。獸首胡人紋銀壺（複製品）同《步輦圖》一樣僅做短暫展出，在展覽結束前，它就要返回「崗位」，其「職務」是為大昭寺的香客、朝聖者存儲青稞酒。這件巨大（高90cm，瓶身周長54cm，瓶底周長34cm）銀壺的本尊依舊擺放在大昭寺松贊干布修行殿，從約公元7世紀起沿用至今。關於壺身的三個樂舞伎的服飾和身份，眾說紛紜。瑞士學者烏爾里希·馮·施羅德（Ulrich Von Schroeder）認為，從儀式功能看，其與源於古希臘的酒神崇拜有明顯關係，令人聯想到薩珊君王的形象。奧地利學者阿米·海勒（Amy Heller）認為，上述人物髮帶上的日月頭飾不是薩珊王冠的翻版，早在公元8世紀至9世紀的吐蕃王墓前和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石碑上就有日月圖案。而參考《步輦圖》上的服裝樣式得知，銀瓶上的人物服飾在吐蕃王朝時期就已經流行。
獸首胡人紋銀壺 （複製品 ）
另一件關鍵藏品是「王侯」漢字織錦。象泉河上游噶爾縣門士鄉境內著名的苯教寺院故如甲寺，是阿里地區目前唯一保留下來的苯教寺院。此件絲織品因寺前公路被載重汽車壓塌而出土。被寺院僧人用玻璃板封存保護。對於這件絲織品材質，學者認為是絲綢或平紋經錦。布面上在每組動物（成對的龍、鳳、羊、獅）紋飾的空白處，都有四個漢字，有學者釋讀出它們分別是「王」「侯」兩字，這是西藏西部首次發現的漢地絲織物。
除了兩件絲路文化遺存，多件馬具以及一塊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茶葉解開了茶馬互市的歷史秘密。唐代以前，沒有茶葉進入新疆、青藏的證據。高寒地區不生長茶樹，印度也僅有200多年的種茶歷史，茶葉到達西藏應該與距今2200多年前漢代開通的絲綢之路有關。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絲綢之路是由許多網狀的分支組成的。這塊茶葉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葉就已被輸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
小小展廳里的千年朝聖
熟識藏傳佛教藝術的人，一定不希望錯過展廳的第三單元「雪域佛韻」，該單元是展示美術元素最為豐富的部分。本單元包括佛教初傳、復興和佛教藝術本土化三部分，體現出宗教對藏族藝術、醫學、科技的影響。雖然產生背景的複雜性以及表現形式的樣式化一直是世界各地佛教美術的基本特質，但作為藏族藝術至高的表現平台，宗教塑造了極為獨特的藏民族美術，讓觀眾看到了藏文化中的莊嚴虔誠。
該單元最珍貴、年代最久遠的兩尊佛像當屬背後銘文同為北魏和平三年（462）的銅鎏金彌勒像和合金釋迦牟尼立像。有研究者認為高28厘米、底寬14.5厘米的銅鎏金彌勒像，其背後的文字字體與北魏時期的字體形態相差較多，可能是吐蕃仿造的北魏造像。但無論是仿造還是北魏原物，都反映了吐蕃對內地文化的認同吸收。合金釋迦牟尼立像體量更大，通高63厘米，寬22厘米。此尊造像為克什米爾類型造像，螺發、高鼻樑、通體鎏金。通肩袈裟衣紋呈U形排列，濕衣貼體，顯示著犍陀羅藝術的影響。
銅鎏金彌勒像 北魏和平三年制
隨著佛教在西藏地區的發展，吐蕃王朝的瓦解促進了多個教派的誕生，佛教美術元素走出了塑像領域。兩頁《文殊正名曼荼羅儀軌無暇虛空》經書，文字五彩斑斕，紙張用藍靛染色，塗羊腦，用天珠、硨磲拋光，書寫用墨以金、銀、銅、松石、珊瑚、青金石、海螺磨粉混合製成；法器中衍生出多種樂器，兩件清代制金嵌珠寶檀香木嗩吶，在藏語中它們被稱為「甲林」，「甲」指藏區以外的地方，「林」即「林普」，意為笛子，人們普遍認為甲林是內地嗩吶傳入西藏而得名。
與宗教用品製造一樣，此時唐卡藝術走向全盛。該單元展廳中9幅唐卡作品並列，集中展示了不同畫派之間的區別，以及材料的不一而足。其中包括尼泊爾畫派作品、齊崗畫派作品、勉唐畫派作品、欽澤畫派作品、噶赤畫派作品，以及包含刺繡、提花、貼花、緙絲等技藝的貼花因竭陀尊者唐卡和一幅作為星象圖的布畫天體日月星辰運行圖唐卡、兩幅藏醫原理圖解（布畫人體經絡圖唐卡、布畫人體生理穩態和病理狀態樹喻圖唐卡）。雖然關於唐卡究竟發源於古印度還是我國中原地區的爭論還在繼續，但從唐卡流派的時代先後分析，其風格是在尼泊爾畫派的基礎上，逐步融入民族審美意識，借鑒中原藝術風格形成的。噶赤畫派的布畫米拉日巴唐卡的背景圖繪帶有明顯的青綠山水色彩，正反映了中原畫風對於藏文化的影響。
噶赤畫派的布畫米拉日巴唐卡（局部）
排列在唐卡作品後的是「雪堆白」 工藝品。1754年，七世達賴喇嘛正式建立「雪堆白」造像場，「雪堆白」意為「如意蓮花工院」，「雪」指布達拉宮腳下，「堆白」指工匠能造出人們想像的任何東西。雪堆白是西藏地方政府為自己特殊的政教事務需求而專門組織、建立的一個藏傳佛教造像和各種宗教用品的製造廠，也是整個西藏手工業的管理機構，其金屬工藝是當時藏族民族金屬工藝發展水平的高峰，造像具有帕拉遺風。在這批佛教用品中，18世紀鑄造的雙龍戲珠紋菊瓣金盤、明永樂年間造銅鎏金八瓣蓮花大威德金剛曼陀羅（複製品），工藝極其複雜精美。
「雪堆白」工藝製品，右一為明永樂年間造銅鎏金八瓣蓮花大威德金剛曼陀羅（複製品）
17至18世紀的藝術均含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藏傳佛教藝術自然是其中翹楚。電影《岡仁波齊》中11位藏民，跨越2500公里的遙遙路途只為抵達聖山，同那些俯身遠行的朝聖者一樣辛勞的，是製造出我們眼前這些精美器具的藏族工匠。可以想像，對於他們來說，在工業製造技術沒有長足進步的時代，傳承這項手藝無疑是另一場肅穆的朝聖之旅。
宏大敘事中締結漢藏之緣
雪山、曠野、原始部落影像、廟宇結構的吊頂，這都是展廳內的裝飾陳設，如果說這些是為觀眾營造想像的氛圍，而貫穿展覽的核心內容則是關於國家民族的宏大歷史敘事。最後一個單元「和同一家」是整個展覽的重中之重，它展示了漢藏兩個民族相互間的文化認同。該單元分四部分，展示唐與吐蕃和親、元代薩迦派帝師、明代多封眾建、清代「興黃安蒙」的歷史，西藏地區在不同時期與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繫一目了然。
除了《步輦圖》，布畫祿東贊請婚圖唐卡、布畫金成公主進藏圖唐卡、論博言墓誌同樣體現了漢藏結盟、和親的歷史事實；宣政院印章印證了從元朝開始，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轄之下，中央王朝對西藏的管理逐漸變得系統而完善；緙絲大慈法王唐卡（複製品）是多封眾建即明成祖先後分封兩大法王、五大教王、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禪師宗教職位等，使頗具影響的西藏宗教界安寧下來，政教合一的體製得以保留的見證；皇太極敦請薩迦法王會晤聖旨是皇太極寫給薩迦法王邀請他會晤的文書，是清政府向西藏頒發的最早的聖旨；布畫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傳記唐卡，記錄了五世達賴赴京朝見清帝事件，此後歷代達賴喇嘛必須經過清中央政府冊封，成為制度。同年，清政府冊封青藏高原和碩特部固始汗「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基本政策確定；《御筆寫娑羅樹並贊圖》是乾隆皇帝於乾隆四十五年（1781）十一月為患病的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祈福親筆所作，是六世班禪進京祝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宗教領袖間親密關係的實物見證，可惜在畫完幾日後六世班禪便圓寂了。
清代制布畫祿東贊請婚圖唐卡
結束參觀，一段展覽結束語似乎切合了每位觀眾的心思：「縱橫在世界屋脊上的那條離天空最近的道路，一端連著雪域高原，一端連著中原腹地，世界因此與我們相連。千百年來，天路上行進著無數不畏艱險的賢者，一串串腳印、一行行車轍，連接著人們的血脈。世上本無路，天路是每個熱愛西藏的人走出來的，也包括駐足在此的你和我。」當每個主題板塊串聯起來，隨著《步輦圖》在獨立展櫃中緩緩鋪開，百件文物列立兩廂，一曲悠遠的漢藏盟歌被譜寫出來，這段宏大的歷史敘事不會因參觀的結束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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