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鄧小平：市場經濟「去標籤化」
《我心中的鄧小平》系列連載
我心中的鄧小平：市場經濟「去標籤化」
胡鵬池
（一）從酵母菌的作用談起
一個摻合了發酵粉的麵糰放在蒸籠里，在蒸氣的作用下，無數酵母菌便開始自覺地作布朗運動，稍無聲息地將麵糰里的每一個角落都耕耘得鬆鬆軟軟，有眼有洞，於是麵糰便騰騰地膨脹起來。揭開籠來一看，嘩！一個個熱氣騰騰，豐滿光亮的，且似乎仍在繼續生長著，可愛的饅頭娃娃出現在你的面前。你撿起一個饅頭娃娃捧著，熱氣燙著手心，你捨不得放下，你又捨不得吃，一陣陳生命的喜悅充溢在心間。
其實，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猶如同蒸饅頭的道理一樣，商人的作用就如同酵母菌。在一定的政策條件下，商人為利益驅動，自覺地走南闖北，沐風櫛雨，融通有無，走到哪裡，就將哪裡的經濟土壤耕耘得鬆鬆軟軟。
筆者來自於蘇北平原，在舊時代，無數次看見開往上海的長江輪的五等艙和甲板上，擠滿了來自蘇北農村的挑夫販卒，他們擠擠撞撞地把米、魚、肉、蛋、雞、鴨、蔬菜等農副產品送進大上海，再把大上海的服裝鞋帽、各色日用工業品買回去。於是，廣大農村的種植業和養殖業得以興盛，大上海的工業品有了銷路，工廠才能繼續開工，工人們也能繼續上班，領一份工資養家活口，跑到農貿市場去向郊縣與蘇南蘇北來的農民兄弟們購買副食品。就這樣周而復始，周而復始，循環不息，維持和發展了大上海的繁榮。
我的家鄉有一個小鎮，也不知從何時起，家家戶戶開始生產被套、枕套，漸漸地有了名氣，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都到這兒來批發。本地商人為了尋找更廣闊的市場，走遍全國，走到雲貴川、西藏、新疆，甚至越過邊境，把生意做到越南、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也不在乎那兒政局是否穩定，在不在打仗，有沒有地震和海嘯。正是有了這些為了賺錢而不怕死的男人們的長途販運，小鎮上坐在家裡的綉娘們的勞動換回了活錢。小鎮於是而迅速繁榮了，率先成為遠近聞名的億元鎮。家家戶戶手上有了錢，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房拔地而起。幾十年間做大做強，如今這兒已成了全國聞名乃至世界聞名的針紡織品集散地。
至於深圳，這裡是中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特區，是在中國內地造就的一個碩大無比的饅頭。在這個饅頭裡耕耘的酵母菌不僅數量多，而且個兒大，還有港澳台及海外來的優秀品種。要不是萬商雲集，那麼多高樓誰去住？那麼多的酒店誰去吃？那麼多的的士誰去坐？正是中外客商的雲集造就了深圳的輝煌。
酵母菌是沒有意識的，它們的運動純屬本能，正是這種無意識行為的客觀效果造就了饅頭。挑夫販卒、富商大賈們是有意識的，他們最基本、最原始的意識只有一條——賺錢。賺錢以養家糊口；賺錢以發家致富；賺錢以孝敬父母；賺錢以培養子女去上好的學校；賺錢為了給閨女一份好嫁妝，為給兒子娶上好媳婦；賺錢以衣錦還鄉，光宗耀祖；賺錢以造橋修路，造福鄉梓，留芳一世。錢代表著物質，除了生命而外，這個世界上最可寶貴的就是金錢。當然也有人說還有愛情，那是另一種的概念。
商人無利而不往，苟利而趨之。賺錢可以說是商人的屬性，沒有這個屬性則不是商人。在商言商，沒有一名商人做生意是為了蝕本，如有斯人，蘇北人稱為「臭豬頭」；上海人稱為「豬頭三」，香港人則說「殺頭的事情有人做，賠本的買賣沒人做」。正是這種以賺錢為目的商業精神驅動了商販們無休止的運動。不需要學一號文件，不需要開動員大會動員，不需要開現場會演示，更不需要做什麼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這一切的可笑程序全都免了。商人們行一路，走一方，自覺地往一切有生意做，有錢賺的地方延伸與擴展，從而使整個的社會經濟繁榮起來。
但是，無論是酵母菌的運動還是商人的運動也都是有條件的。俗話說：「饃饃不中氣不順」，溫度不到把，氣流不通暢，酵母菌的運動與繁殖受到抑制，蒸出來的饅頭就是「死麵疙瘩」，不中看，更不中吃。商人的活動也是以一定的外部政策為條件，政策寬鬆，商人的活力就大。政策一出偏差商人立刻敏覺而蟄伏，經濟就呈一團死水，最終吃虧的是那些吃饅頭的人。如從前曾長期推行的取消皮包公司，打擊倒買倒賣，將長短途的販運列為投機倒把，將僱工開廠列為壓迫剝削，都是有偏差的政策。這些可笑的政策取向反映了決策者們對商品經濟認識的低水平和狹隘性。胡曉平在當商業部長時提出「以商興國」，朱鎔基在當上海市長時提出「以商興滬」的口號，這才是卓著之見。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思想多元化，商人的地位受到尊重，知識分子也不鄙視財富，商人可以成為政治家。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任用管仲，鮑叔牙為相，管鮑二人都是商人出身，在合夥做生意的過程中互相了解了對方的才華。尤其是管仲，對財經事務嫻熟，他組織的財經內閣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所以才能使齊桓公九合中原一匡天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重農抑商的思想不斷發展，商人遭到極不公平的待遇。秦始皇把商人、富豪、招女婿一律看作賤民，將天下富商十二萬戶強行遷至咸陽統一管理。隋文帝時，汴州刺史令狐熙甚至提出「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禁游食，抑工商」等荒誕不經的措施作為施政綱領，竟還被後世譽為「良政」，真是豈有此理。
中國此後的一千多年，儒家的傳統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成為統治階級信條，錢財糞土，商賈銅臭，金錢是萬惡之源的極端偏見逐漸肆虐於大眾之中，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長期停滯。明朝一度萌發的資本主義幼芽，終究被儒家學說的汪洋所淹死。在抑商思潮下，人不能通過商賈之正途獲取物質的滿足，而只能通過權勢，貪贓枉法，巧取豪奪，造成社會的腐敗。
不過，綜觀中國的歷朝歷代，仍然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可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那真是一個抑商思想神經病大發作的時代，無法想像的愚蠢，無法想像的瘋狂。一個農民挎著籃子，裝幾個雞蛋到集市上去賣，以企換來幾個零花錢買點油鹽醬醋，這就為政策不允許，說是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掉，於是雞蛋被沒收，籃子被踩爛。我一位親戚在房前小河邊種了幾畦黃豆，眼看就要開花結籽了，被鎮上的思想宣傳隊拔掉，因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古今中外，沒有一個朝代也沒有一個統治者是這樣乾的，秦始皇雖蠢雖暴也沒到這般程度。
雖然是抑商，可也不重農工。學校停課，工廠停工，農民不種地。重什麼呢？重的是曠古未聞的一門新功課：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於是，全中國的人都在搞階級鬥爭，學語錄，學小靳庄，批唯生產力論，評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其實就是鬥雞、鬥牛、鬥蟋蟀，把全中國當作角斗場，把百姓當作蟋蟀斗著玩，斗著開心，直斗得個個鮮血淋淋，也還要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斗得雞鳴狗跳、天怨地荒，斗得國民經濟長久停滯不前。還不滿足，說七、八年還要再來一次。
直至公元1992年10月，「市場經濟」千呼萬喚，才終於寫進黨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之中。五千年的中國，終於打碎了秦始皇等加在身上的三千年的枷鎖，四十餘年的共和國，終於扔掉了斯大林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和「階級鬥爭為綱」的緊箍咒。從此，「發展市場經濟」終於成為當代中國最響亮的時代號角。
春潮帶雨晚來急，借著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商品大潮終於以銳不可當的態勢，席捲中國大地。
「市場經濟」比「以商興國」的提法更準確，含義也更豐富，是一個科學的名詞。從此「商人」得以正名。那隻鮮活的饅頭娃娃誘引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口水。
（二）計劃經濟為什麼行不通？
「經濟學」雖然也是一門科學，但與其它許多學科有所不同。
一般的科學門類，都是隔行隔山，不學這一行，就對這一行的甚至是最基本的知識都不懂。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能有幾人是懂的？又比如電腦，晶元是怎麼回事？越想越神奇。
「經濟學」則不同，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與經濟息息相關，每天都在與商品打交道。對於商品與貨幣，每天都有感受與比較。所以許多人都能通過日常經濟生活感受到「經濟學」中的一些基本的、普通的道理與原理，比如說「物稀為貴」、「穀賤傷農」。
計劃經濟為什麼行不通？其實也根本不需要什麼理論推導，只要用腦子想一想。當然前提是這個腦子得正常，並貯存了一定量的生活經驗。
因為這個世界上永遠不存在一個超級大腦，也不存在由幾十人、幾百人，哪怕是成千上萬人組成的一個計劃部門能夠計劃一個國家幾千萬、幾億人口每年的生產、需求與供應。
1959年，領袖在廬山在談到當時的物資緊張時幾次以「頭髮卡子」說事，在那個著名的「723」講話中說：「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
且不說豬肉與肥皂，就說說這個「頭髮卡子」吧！當年它只賣幾分錢或幾毛錢一隻，無非是婦女們用於方便生活及美化生活，婦女們不用「頭髮卡子」也可以用橡皮筋、紅頭繩或色布條子來代替，頭髮卡子對百姓生活的影響實在是微乎其微。然而即便是這樣一個渺小的商品，即也包含了一切商品的所有要素：材質、款式、質量、使用壽命、設計、設備、工序、工藝、價格、製造成本、運輸成本、原輔材料供應------今年需要多少？明年需要多少？安排A廠生產什麼款式多少數量？B廠又生產多少？哪個廠負責供應江浙閩，哪個廠供應新疆與內蒙？一個微不足道的「頭髮卡子」就能搞死一班子搞計劃的人，即使他們累得吐血，也永遠無法制訂出一個完整的計劃來。何況一個社會所需要的商品有千百萬種，每一種商品不僅自身變化著，而且互相關聯著。絕大多數的商品都比「頭髮卡子」複雜得多得多，絕不是陳雲、李先念這樣的老革命家的知識與能力所能覆蓋的，更不是他們的頭腦所能計劃的；即使請楊振寧、李政道來領導一個有大量電腦配置、現代裝備的計劃部門也不可能搞得好。雖然他們能發現「宇稱不守恆」，能得諾貝爾獎，但絕對造不出一個「頭髮卡子」的合理完整計劃。
所以計劃生產與計劃供應，都必然搞不好，永遠搞不好。事實上也沒有一個成功的例子，沒有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能夠搞好國民經濟的。
然而，市場卻能將這些問題輕鬆地解決了。
因為,市場有一隻無形的手——市場調節；
因為,市場還有一根無形的杠子——價值杠竿。
千萬不要小看了這隻「手」，它是整個生產流通領域裡所有參與者合成的一隻手，比「千手觀音」的手神奇多了；
千萬不要小看了這根「杠子」，它是所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們合力扛起的一根杠子，比孫悟空的「金箍棒」厲害十萬八千倍。
「自有天作主，何必人操心」，市場就是「天」；「多管閑事多吃屁」，舊式政府里的管市場的計劃部門就是「多管閑事多吃屁」的衙門。
正因為市場有了這隻「手」和這根「杠子」，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中出現的問題就都解決了。價格高了沒人買；價格低了沒人產；東西多了賣不掉；東西少了價格高，就有人加大投產。市場總是在圍繞著一個合理的價格區間、合理的數量在不斷地波動。
而這樣一個用正常腦子稍稍想一想就能明白的道理，其實就是經濟學中的十大原理之六：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
當然也有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如資源配置與外力干預。這裡的學問就比較深了，但常識也能幫助我們理解一些。比如我們家附近的菜市場曾經一度出現過一個賣生薑的河南漢子，他每天一早就將他的生薑放滿了路邊的攤位，在局部地域形成了獨家壟斷經營，哄抬物價，以次充好、牟取暴利。這就有了城管執法，警告、罰款、取締。於是這一地域的生薑貿易又趨於正常。城管就是代表了政府權力。市場還常常出現各種不法商人的種種違法經營現象，有的甚至很嚴重，如地溝油、毒奶粉等事件，那也只能靠政府有關部門法治來解決。
所以，市場經濟不能排斥政府，需要有政府的公權來保護「看不見的手」與「價值槓桿」，使得它們能正常地發揮作用。這就是經濟學十大原理之七：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
但是政府干預有雙向性，如果城管收取了那位河南漢子的賄賂，這就形成了「官商勾結」，如果政府放任地溝油流通，就加大了對市場破壞。
大家總還記得多年前市場上的兩個明星農產品：「算你狠」的大蒜，曾經每斤賣10元；「將你軍」的生薑每斤賣八元。一、兩年後全都下降至3元左右了。今年的生薑又賣到10元以上了，大蒜只有4元。
某個地方生產的某種商品，在本地區的供應達到飽和，商人在利益趨動下自我流通到其它的地方去銷售。流通同樣需要成本，商品就增加了附加值，這是天經地義，無論是長途與短途，即使是坐地販子的轉手倒賣，都不能叫做投機倒把。
同樣的商品，由於甲廠家生產的價廉物美，供不應求，就逼迫了乙廠家改進企業管理，進行技術革新。乙超過了甲，就又逼迫了甲的改進，如此市場競爭，你追我趕，商品及生產廠家在競爭中不斷升級換代，優生劣汰，消費者在競爭中不僅獲得了優質商品還獲得優質的服務，得益的是百姓，進步的是社會。
這都是正常人想一想都能明白的淺顯道理，有的人一輩子搞不懂。
鄧小平自己說過他對於經濟學是外行，但他聽得懂，看得懂。所以鄧很清楚要發展經濟就一定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鄧並不過分強調「自力更生」，卻強調向國外的先進經驗學習；鄧明白要讓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就必須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這其實也不是什麼發明和創新。人類自從有了積余，就有了交換；有了交換就有了市場。人類甚至在還沒有發明文字之前的「結繩記事」年代就有了商品交換。市場這個東西至少存在了幾千年了。現在吹噓什麼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成果，其實從本質上講，它仍然是常識回歸，或稱撥亂反正。
（三）市場經濟「去標籤化」
改革開放好，好就好在「常識回歸」。不就是「常識回歸」嗎？
有什麼「偉大」呢？這話說的輕巧了。「常識回歸」也是偉大的，因為前三十年將「常識」糟蹋得太不像話了。當腦殘者們的「常識」變成了社會「常識」主流之時，正常人的「常識回歸」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比如「包產到戶」，不就是恢復了中國農村幾千年來以家庭為單位種地的基本模式嗎？憑什麼說是小崗村農民的偉大創造呢？因為「包產到戶」來之太不易了，反反覆復折騰了幾十年，死了多少人啊！「主張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已經成為當時社會的「常識」主流，田家英、鄧子恢、陳雲、劉少奇都有這條大罪名。而小崗村的18戶農民們為了「包產到戶」，竟然簽了「生死文書」，能不說他們是偉大創造嗎？
「市場經濟」的命運也一樣，也是禁區，連提「商品經濟」都不允許，凡是主張「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全都被打成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不知從哪個年代起，「市場經濟」就被上了標籤，標籤就是「資本主義」。
奇怪的是這個標籤並不是資本主義貼上去的，資本主義從來也沒有宣稱對「市場經濟」擁有專利權。這個標籤是傳統的主義者自己貼上去的，然後自己嚇唬自己，說我們是要搞社會主義的，千萬不能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時間一長，竟成了主義者們的「常識」。
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鄧小平逐漸認識到這個問題已成為制約發展的桎梏，他不得不親自出馬來解決這個難問題。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接受市場經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管它白貓黑貓，能逮老鼠就是好貓；管它姓社姓資？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行。難就難在如何說服那些「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願搞不上去也要堅持主義的人。
鄧小平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極高明而有效。他首先將「市場經濟」的標籤撕下來扔進垃圾箱，他說「市場經濟」既不姓資，也不姓社，而是「百家姓。」於是「市場經濟」就變成了沒有標籤的中性，不再與「神聖」的主義掛鉤；繼而又將「市場經濟」降格，說它不是主義而是一種手段，而且這種手段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娘肚子裡帶出來的，而是早就有了，是人類社會的娘肚子里就帶出來了。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說：「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
到了1991年初，鄧小平在上海再次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所謂「理論上搞懂」，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結論，並沒有什麼搞懂搞不懂的「理論」。就是「我說了」。「我說了」好使，那個老陳同志雖然另說一套，但他說的「不好使」。
當年，筆者看到鄧的這個講話時大呼「精闢」，實用主義玩得爐火純青！
是啊！世界上的許多東西只有好使不好使的問題，哪有什麼姓社姓資的問題。糾纏于姓社姓資，就是作繭自縛，就是自甘落後。
比如男人與女人。女人喜歡留長頭髮穿花衣服，但是長頭髮和花衣服並不是男女之間的區分；男人也可以穿花衣服留長頭髮；女人同樣也可以穿西裝打領帶，甚至也可以剃光頭。現在就有很多男人留長發穿花衣了，尤其那些「藝術家」；也有女人穿西裝打領帶了，人們叫她們「假小子」。這個世界越來越男女不分了，有什麼不好？世界多彩多姿！
社會主義也搞市場經濟了，也沒有什麼不好的。社主義與資主義越來越混淆不清了，又有什麼不好呢？社中有資，資中有社，相互借鑒，世界就和諧了。
當然，男人和女人畢竟是有區別的，本質區別在於器官，其它區別都不重要。
正是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中國經濟上了幾個台階，溫飽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小康的目標基本達到了，這就是成功。
從來的成功也都是有缺陷的，當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貪腐叢生、分配不公，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體制的問題用體制來解決。現在與將來能夠解決得怎麼樣呢？我們不知道！既然有六個「更加」，也有「民主更加健全」，那麼人們就有理由「更加」期盼民主，期盼「更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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