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shall P. Adair（持咒外交官）：老師[紀念南懷瑾先生]

1987年南老師在美暫居期間，我有幸認識了他。我當時剛從駐亞洲的外事職位卸任回到華盛頓特區，任職亞洲的六年中，一年是在台灣，三年在香港，兩年在北京。我本人當時對南老師一無所知，但是我太太陳純芝自從1981年開始便在尋找他。她曾經告訴我和她的朋友，她曾在夢裡見到一位老者，試著教她什麼，但是她在夢裡聽不懂他的意思，也不知道他是何人。然而，1987年的一天，她在紐約的朋友打電話告訴她，有一位跟她描述的夢中老者相符的一位老先生，最近從台灣搬到了華盛頓特區，他的名字叫南懷瑾。對我太太來講這是個非常令她激動的消息，她很快找到一位送人南師著作的人，問此人是否南老師就在附近，是否可以見到他？這位送書人就是阿福哥，他確認老師就住在弗吉尼亞州的McLean，並答應下午致電老師詢問是否可以見面。

南老師很親切的答應了，並邀請我們參加當天在他住處舉辦的李慈雄（南師學生）女兒的滿月宴。當我們到達時，已經有很多客人了，我們帶了年幼的兒子立宇同去，同其他客人一起在室外聚會。有人帶純芝進屋去見南老師，不久後她帶著欣喜如狂的表情出來，她說：「是的，我終於找到我夢裡見到的人了，他甚至還穿著同一件中式長衫！」

之後我們就被邀請到客廳，南老師身邊圍著很多人，他看到我進來，朝我微笑著說：「歡迎，我研究你了！」 儘管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也朝他笑了笑。第一次的見面他對我們非常友善，並邀請我們隨時來，我們也打算常來。

接下來這一年，我們幾乎每周都去拜訪南老師和他的大家庭。大家庭包括了他的學生和其他一些程度不同的修行者。老師的家裡總是有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拜訪者，有些是帶著禪修問題來的，有些是帶著個人問題來的，也有一些是帶著政治或者外交問題的。我大概能聽懂大多數來訪者的問題，但是由於我有限的中文水平，以及對修行方面的無知，還有南老師浙江口音，他的回答我幾乎不能理解。

南老師看出我的困窘，問我是否願意跟他學中文。我當然是非常興奮。接下來的幾個月，老師每周都教我《千字文》，一千個字沒有一個重複的。他通過《千字文》讓我更全面的了解了中國語言文字、文化和歷史。 我非常享受那一段和其他同學一起圍坐在大圓桌旁，跟老師學習的時光。我並不是一個好學生，我的中文水平並沒有大幅進步，但是南老師成功的讓我對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深刻的印象，也讓我對這個世界的觀感和其他方面有了深刻的改變，這個變化也包括我對老師的尊稱從「南教授」到簡單的「老師」。

後來我意識到，由這樣一位可能是這個世界最古老最完善的文明的集大成者，來教我這樣一個中層美國外交官讀書是多麼不相稱的事情。之後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意識到，對老師來講，他有教無類，這樣根本就沒有不和諧。

《妙法蓮華經》中有一章叫<方便品>，描述了佛陀和菩薩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為眾生演說諸法。老師也是如是對待很多來找他尋求幫助的人們。他身邊有各色人等：比丘，比丘尼，政客，商人，學者，淘金者，記者，病人，醫生等等。他能教化和談論的主題非常廣泛，我無法一一列舉，他能聆聽他們的問題，讓他們開心，挑戰他們，有時候甚至呵斥他們，但是卻讓他們入迷。他能夠告訴他們怎麼治療他們的疾病，如何使企業成功，怎麼夫妻和睦相處。他可以是樸素的，嚴格的，保持距離的，但他又是隨時可以接觸到的，慈悲的和令人安慰的。

對於我，他通過介紹中國文化，為我開啟了認知深奧中國文化的一扇門。他會問我的工作經驗和對工作過的地方及事情的看法，但是他從來不曾涉密。他總是會給我另外一個我未曾想到的角度，給我指出一條更有效率達到目的的方法。在他直接或間接鼓勵我的過程中，他總是讓我仔細觀察自己的內心，對別人更多些慈悲。

1988年老師從美國移居香港，我和我的家人也返回亞洲工作，先是在緬甸的仰光，然後是中國成都（編者按：作者時任美國駐成都總領事）。後面四年中，我們能夠和老師通過電話聯絡，他也邀請我們去香港住在他的住所。在個人修行上，他對我們進行指導，也幫助我看到中國的歷史文化、軍事、經濟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影響，增進緬甸和中國的發展空間。他給我解釋了幾個世紀以來，東南亞華裔的非官方的金融關係，到現在還在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徑影響著香港的經濟政治，幾個世紀以來的文化和社會習俗，導致了極其複雜的政治經濟現狀，沒有任何成功的商人或政界領導人能夠忽視或者置身事外，這和美國的環境有著根本的區別。當然美國有它自己的法律規定，社會習俗和「政治正確」；但它也培養和激勵了對既有秩序敢於挑戰的人們的勇氣，我個人也欽佩這種勇氣，所以也使得我學會在亞洲環境事務中能夠客觀分析和判斷諸多因素。

我們抵達緬甸後不久，就經歷了民眾抗議和軍隊鎮壓的紛亂階段。在這段困難時期，美國和中國駐仰光大使館存在嚴重分歧和不同的利益。中國支持緬甸軍事政權，而美國公開對大眾需求更多民主的願望表示同情。時任美國駐緬甸大使，具有在中國和中國周邊工作多年的豐富經驗，他鼓勵美國和中國外交官之間建立誠懇友善的關係，我從老師那裡學到的很多經驗也讓我在這個過程中受益匪淺。

民眾抗議開始後不久，純芝和立宇就隨著其他外交官家庭一起被疏散到曼谷，而我依舊留在緬甸。當時情形非常危險，壓力很大，不僅僅因為家人不在身邊，而且我們的行動也受到緬甸政府的嚴格限制，所以使得我有很多獨處的時間。這是我第一次用老師教我的准提咒開始實驗。

當我第一次去弗吉尼亞McLean 拜訪老師時，我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參與在禪堂唱誦的課程，我當時對咒語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而且當時我的自我意識也很強。但當我獨自一個人在緬甸，面對無數個長夜，我開始從另一角度來看咒語了。我開始在我空閑時、來回上班的路上持咒。當我再次去香港拜訪老師時，他說我變化很大，鼓勵我繼續持咒，說這是我所需要的。當我熟悉咒語後，我開始在不需要很費神專註的工作時也持咒，最後做到能夠在任何時候，不管做什麼情況下都能自如持咒。

結果不總是我所期待的，但是我的期望似乎也很模糊。我從來沒問過老師持咒能做什麼。老師有時也會很隨意的告訴我可以求求菩薩金錢或者升職什麼的，試試看咒子是否靈驗。但是我覺得老師在考驗我，這麼做應該是不合適的。所以我就單純的繼續持咒，並認為對我有幫助。但是剛開始事情進展並不順利。在一次去緬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途中，我試著用咒語來縮短返程時間，我們的車子很快就拋錨在路邊，長達八個小時之久，最後只能搭乘一輛皮卡車坐在貨箱回到仰光。

儘管不便的事還是會發生，但是自那以後我和我的家人也都很平安，沒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所有我心裡想要的，在以後的日子裡慢慢都成為現實，我也是事後才意識到，這些都和我專心持咒有關係。1981年我開始學習中文時，我就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夠被派到中國人口最密集的成都領事館工作，但是在候補申請名單中，有很多都是比我經驗豐富的「中國通」。持咒後一年，我接到一通來自華盛頓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離開緬甸，去接替因個人原因即將離任的成都總領事的職位，一個月後我便抵達成都。

從我二十多歲時起，我就對神秘的西藏充滿好奇，突然間我能夠一年去西藏數次。我到成都後不到一年就升職。之後我被委任參與華盛頓的一項非常重要的項目，負責東南歐的事務，後來又升職到副助理國務卿，分管十七個國家的事務。小的方面來講，滿座的飛機突然會有空位出來給我坐，大到本應該我去而沒去的行程中政府專機失事，機上所有人遇難。老師聽到這些後並沒有表現出驚訝，只是簡單的告訴我菩薩保佑了我。

當然不只是我持咒，我太太純芝在我還未開始前就已經在持咒。當她被疏散到曼谷後，她還在和我的電話通話中教了我咒語。 我們的兒子還是幼兒時，在McLean時跟宏忍師父就學會了念阿彌陀佛，後來到了成都後他才學會准提咒。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立宇五歲時在香港，老師邀請一眾的同學們安靜的圍坐著，聽立宇給大家唱誦准提咒。

我花了很多年才漸漸意識到老師鼓勵我們持咒，並不僅僅是，或者主要是讓持咒人自身受益，更應該是幫助他人。我確定他曾經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告訴我這個道理，但是我們往往在沒有準備好之前，是聽不進去的。當我最後意識到時，我開始注意到一旦我開始持咒，周圍的氣氛都會變化。艱難的會議變得輕鬆；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人開始關注手頭的事情。可能聽上去有點瘋狂，有時候我甚至可以感覺到整個美國國務院內部的氣氛輕鬆起來。

當我們一家從仰光搬去成都後，跟老師的聯繫和見面就比較容易和頻繁了。他對成都非常了解，他曾在成都度過了他的軍旅生涯，四川也是他禪修最重要的地方。他向我介紹了四川獨特的歷史對中國文化和政治的貢獻，他也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對西藏歷史的政教合一，以及與歷代中國皇帝之間複雜關係的看法。

作為駐成都總領事館總領事，我經常前往美國駐香港領館，對中國西南市場有興趣的美國商人提供諮詢服務。在那段時期，我有機會看到老師能夠滿足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人們不同需求的非凡能力。每晚至少有8-10人來吃飯，有些人是長居香港的，其他一些人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東南亞、美國、拉丁美洲國家、歐洲、印度，等等。老師會和大家一起晚餐，並回答個人或者專業的問題，也會邀請客人跟大家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故事。餐後，他常會傳授中國歷史、文化、哲學、佛教和道教，以及其他國家的文化，主要包括亞洲國家。他知道他的客人們對什麼感興趣，甚至在他們提問之前就知道他們的問題。對於這種多層面的話題，我還是很難完全了解。但即使我不完全明白他在說什麼，我也能看出他對聽眾的影響。有些人能理解他的話，有些人聽不懂，也有些人覺得好奇，有些人感到驚訝，而其中某些人的生活就在餐桌邊發生了改變。

他在回答某些個人的問題的同時，會盡量使得其他人也能從中受益。他會讓每個人在和自己以及他人的相處中感覺自然舒服，也能讓眾人在有強烈分歧或敵意時，求同存異。

有一次，我從成都打電話給老師，告訴他我很快就要去香港，並問他我是否方便和他待幾天。起初，他說可能有點困難，因為屆時會有一些重要人物來討論敏感話題。但很快他就改了主意，說「來吧，我們會想辦法解決」。當我幾天後到香港時，我才知道，那一晚將會有來自北京和台灣的官方資深代表來老師這裡。老師對於開啟大陸和台灣方面的最初階段的接觸，並使雙方達成一定的共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告訴我，他的客人不知道我會在那裡，我可以留下來吃晚飯，但我需要飯後離開，好讓他們繼續談話。客人們看到有一位美國外交官坐在老師左邊，非常驚訝。但是晚宴的會談既親切又輕鬆，在我看來甚至是非常友好的。也許局外人的出現使得雙方更容易找到共同點。飯後我起身告辭並回到自己房間，會談繼續順利進行。一些年後，當老師說到這段故事時，還特別表揚我有外交手腕和懂得謹慎處理，在適當時候離席。而我的記憶是，當時我太累了，幾乎睜不開眼睛，回到房間後幾乎馬上就睡著了。

老師的學問、經驗和修行幫助他理解、同情和幫助他人，也給了他展望未來的遠見。當我父母來成都來看我們時，我們順道陪他們去了香港，並與老師共度一晚。當時我父母都是相對年輕和健康的；但後來老師私下簡單地跟我說了一句：「他們都老了，你必須做準備。」我回答老師：「是的，我明白了」，但其實我根本沒有明白。幾年後我的父親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之後我的母親癌症，診斷後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我父親不能獨自生活，所以我們帶他過來和我們一起生活，直到他要求搬到附近的養老院。這反過來又是改變我職業生涯的一個主要因素：從此結束了我們家庭的海外服務，迫使我重新定義自己的職業和個人生活。我不能說我沒有被事先提醒過。

在職業方面老師也有提醒過我，1991的秋天的一天，我和老師在他香港寓所的起居室，一起看電視上對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新聞報道。他轉過頭來對我說：「當這一切結束時，美國應該退出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干涉。美國應該認真地評估自己需要什麼，是什麼，以及想成為什麼。只有這樣，它才能與其他國家重新建設關係。」我的回答是，「我們不能那樣做。我們有責任與世界其他國家保持聯繫。太多的人依賴我們的參與。」他只是說了句「嗯」，然後點了點頭。二十五年後，隨著美國總統競選活動的展開，可悲的現實清楚的印證了老師在1991年說的話。美國已經失去了任何錶面上的社會或政治共識。今天，我們只希望還能有時間聽從他的建議。

我現在才清楚地看到，老師有淵博的知識、理解力和智慧，能知道對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講，什麼是最好的政策策略。當我問他問題時，他總是非常慷慨地與我分享他的知識，但除非我請教他，他很少對我說教或鼓勵我執行某項特定的政策。他會問我對不同問題的看法，但他從不多打聽，他也從不會置我於任何與我工作職責相衝突或妥協的立場。用英語辭彙來形容他的話，他既是一個「renaissanceman」(多才多藝的人)，他已熟悉了人類知識體系的所有分支；他又是一個「perfectgentleman」 (完美紳士)，不僅把握了自己的行為，並對他人具有完美的禮儀和慷慨之心的人。

他經常引用這句話：「儒者以一事不知為恥」，他對自己的成就總是很謙虛，但在我看來，他的學問是無限的。除了中國歷史、文化和哲學之外，他還精通中國武術和醫學。有好幾次，我看他都建議學生和老師們學太極拳。我曾經很難理解「氣」的概念，他向我示範了使用肌肉和使用「氣」的區別。當他用肌肉的力量伸直手臂時，它儘管牢固，但我能移動它。當他用「氣」來做同樣的動作時，我卻無法挪動它。如果不是因為我和老師身高的差別，我想我甚至可以懸掛在他胳膊上！

還有一次在香港，我肩胛骨之間突然異常疼痛，幾乎不能呼吸。擔心是不是心臟病，所以我告訴了老師。他告訴我不要擔心，原因可能是由於氣候的變化導致，他給了我一些中藥服用，服用後疼痛就像來的那麼突然一樣，很快消失了。之後，每當我有不適，我都會尋求老師的醫療意見，甚至很多時候是通過長途電話詢問。有時候，我能看得出他是如何做出診斷的，但很多時候我無法了解。有一次，我太太純芝問老師，為什麼我會老想著事情消極的一面，而且沒有耐心？老師答覆她說，是身體原因導致，因為我的腰椎比正常人少一節。他從來沒有對我進行過身體檢查，從來也沒有其他醫生跟我提到過這一點。我因為腰椎疼痛，曾經看過很多正骨醫生。當我之後再次去看醫生時，醫生檢查了才很驚訝的發現老師所說的竟然是真的。

有時，老師所能做的似乎超越了科學的範疇。有一次，我看他測試一位善於利用能量技術診斷身體疾病的年輕女士。她為老師做了檢查，並把診斷告訴了老師，老師說都很對。然後老師說還有一個測試給她做，請她再給他做一次檢查。幾分鐘後，他問她是否注意到了什麼，她猶豫了一下，然後很驚訝地回答說，他似乎讓血液反向流動了。老師微笑著只說了一句「很好」。

這種試驗有時會讓人產生「神通」或「超能力」之說，但是老師卻自始至終堅持認為，這種事情並沒有比原子能或激光來的更神奇。所有他關於個人修行方面的教導都是嚴格科學的。他常說，古代中國和印度文明已經發展了的知識和理解，現代科學才剛剛開始涉足。他在廟港建立的太湖大學堂的目的之一，就是去鼓勵重新發現這些知識，並應用於解決當今中國和世界所面臨的挑戰。

看到老師在離開祖國這麼多年後逐漸回歸大陸，對我來講也是非常激動的事情。老師的耐心、遠見以及慷慨最最令我印象深刻，儘管有時候我私底下也很自私的擔心以後見到老師就更困難了。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任何問題，他在上海的寓所比香港和美國的小很多，氣氛也比較私密，也很容易見到老師。但搬到廟港後就不是很容易見到他了。

我們照例是每年一次從美國來中國看他，通常呆一周左右。由於太湖大學堂的建築項目巨大，非常耗時；來自全國各地來拜訪的客人也非常多。幾年後，我們幾乎只能在晚餐時見到老師，和他單獨相處的機會非常之少。諷刺的是，我退休後，當老師邀請我搬去太湖大學堂，繼續我的禪修時，我卻因為自己的原因而留在美國，沒有與他在一起。

另外，當然老師也逐漸老去。我違反了他最基本的教義之一，堅持認為他是一個超越生命的人，通常的自然法則並不適用於他。我可以看到他的身體越來越老，但他的頭腦還是非常清醒的，他對周遭發生的一切也知道得比別人多。他甚至向我們描述了衰老的過程，他到了什麼程度，以及它有多麼困難和痛苦。他一再告訴我們，他不會永遠陪在我們身邊——事實上，真的沒有很久。然而，我總是說服我自己，這只是他修行和教化的一部分，他永遠都會和我們在一起。在他去世前的最後幾個月里，我只是對時間越來越短的警告置之不理。

很難用這樣一篇短文來形容老師在我生命中是多麼的重要。他不只改變了我看中國的角度，也改變了我整個生命的意義和使命。他使我相信人類歷史是相關的，我們永遠都可以從中學習。過去的智慧並沒有被現在的發現所取代，或使之與現在無關。事實上，今天所發現的很少是古人不知道的，過去教過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今天科學所發現的東西。他向我展示了，我以前從未想像過的中國歷史、文化和成就的深度；人類文化、社會組織和政治領導的使命，應該比追求個人慾望的自由更重要。

他教化我們，並通過自身做示範來教育我們--人類最重要的品質應該是慈悲、紀律、決心和智慧。他因材施教，而不管我們來自何處。儘管這些年我錯過了很多他的課程和教化，但我還是從老師那裡受益良多，我想因為他對我的改變，我身邊的很多人也間接受益。我會永遠感激和老師相處的時光和在老師身邊的人們。

我承認，我依然非常的想念他。

註：作者Marshall P. Adair，中文名字：艾德，1948年生於美國，任職美國外交官35年，曾任美國駐中國成都領事館總領事，美國國務院歐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1999-2001年，擔任美國退休外交官協會主席。退休後兩年，作為退休外交官代表任職於美國外交協會理事會。目前居住在華盛頓特區。已出版著作：《WatchingFlowers from Horseback》《55 Years in the Service》。本文源自劉雨虹先生編輯、台灣南懷瑾文化事業公司2018年3月出版的《百年南師》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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