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的真相與謊言，你有勇氣去面對它嗎？

經友人推薦，我在電腦上看了法國電視台MARS FILMS公司拍攝的一部電影FRANTZ,譯為《弗蘭茨》，導演是弗朗索瓦·歐容。

原文：事關生死的真相與謊言——我看電影《弗蘭茨》

文/同濟大學 陳家琪

戰爭引發的故事

故事情節並不複雜：1919年，在德國的一個名叫奎德林堡的地方，一位年輕美麗的女性安娜去為自己在一戰中陣亡的未婚夫弗蘭茨的陵墓獻花，在那裡發現已經有人獻了一束玫瑰。後來發現獻花者是一位法國男子，名叫阿德里安·里瓦爾。弗蘭茨的父親是一位醫生，一天，來了一個人，這位老弗蘭茨發現他是法國人，就拒絕為法國人看病，說「每一個法國人都是殺害我兒子的兇手」，這位客人說「我就是兇手」，然後就走了。在奎德林堡，由於他是法國人，受到了各種屈辱；但出於友善，安娜的媽媽（其實是婆婆）就邀請這位法國人來家做客，想詢問一下他是怎麼與弗蘭茨相識並交往的。這位法國人就是阿德里安。他說，他與弗蘭茨是在巴黎相識的，他會說德語，弗蘭茨會說法語，而且特別喜歡巴黎。兩人曾一同參觀過盧浮宮，弗蘭茨最喜歡的是一幅馬奈的作品，畫的是一個人仰面躺在床上。弗蘭茨喜歡拉小提琴，而阿德里安恰恰曾經當過巴黎交響樂隊的小提琴手，於是二人交往甚密，關係很好。也就是這種關係，拉近了他與安娜的關係。

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之上。在他們已經如同戀人一樣參加舞會、游泳、相約遊覽巴黎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阿德里安始終與安娜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最後，他告訴了安娜，弗蘭茨確實是他親手殺死的。在戰場上，儘管兩個人都是和平主義者，但戰役一旦打起來，還是十分血腥，而且不由自主。兩人只好各自逃命，並在一處戰壕里偶然相遇。阿德里安先開了槍，打死了弗蘭茨，並在弗蘭茨的上衣里看到了安娜寫給他的一封情意綿綿的信。他幾乎把這封信背了下來，並不由自主地在言語中背給了安娜。

安娜自然是非常痛苦地離開了阿德里安，阿德里安也在不堪忍受中離開了奎德林堡。但安娜並沒有把實情告訴弗蘭茨的父母，只是說阿德里安家中有事，只好先走了，讓弗蘭茨的父母對阿德里安始終保持有親密的好感，因為他畢竟是兒子生命中最後的朋友，而且在二老面前還演奏了弗蘭茨生前所喜愛的樂曲。儘管他並未接受老弗蘭茨想把弗蘭茨在家中所喜愛的一把小提琴贈送與他的好意，但弗蘭茨的父母真的很喜歡這位法國人；並在一場關於誰該為自己的子女喪生於戰場負責的辯論中，直接說出「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愛國熱情，逼著自己的孩子們走上戰場的嗎？」這樣的話。當然，所有的人在看電影時就已經都明白了，這些年邁的父母們的愛國熱情又是從哪裡來的，到底誰該為死於戰場上的這些無辜的生命負責。後來，安娜收到了阿德里安從巴黎的來信，但她在念給弗蘭茨的父母聽時，完全改變了信的內容，念出的是另外一番問候和致意的話。但她實在無法給阿德里安回信，就把信燒掉了，並走向死亡，要在當初看阿德里安游泳的地方淹死自己，幸被一個人救起。後來，她大病一場，卧床很長時間。阿德里安似乎已經被遺忘了，而且她甚至想把自己嫁給一個一直追求著自己的人。這是一個很平庸、很猥瑣的人（也許並不平庸，也不猥瑣），但安娜已經想嫁給他了。我們只能把這理解為一種絕望。

忘不了阿德里安的是弗蘭茨的父母。在他們的反覆催促下，安娜又有了努力活下去的願望，於是決心帶著弗蘭茨的父母的委託，去巴黎尋找阿德里安。在巴黎，她才看到這座城市也被戰爭摧毀了，但人們依舊高唱《馬賽曲》，表達著自己的愛國情操，而且仇視她這位說著一口漂亮法語的德國姑娘。

真相與謊言

兩國民眾的表現是一樣的，都生活在某種謊言中，這謊言與愛國、與犧牲、與仇恨有關，歌頌的都是兩邊戰爭的發動者。

當然，弗蘭茨的父母也生活在謊言中，這套謊言是安娜編造的，為的是讓兩位老人能生活得更平靜，更能接受阿德里安這個法國人，儘管她本人已經決定放棄自己的生命。她在教堂懺悔時，問了牧師她是否應該向弗蘭茨的父母說這樣的謊言；牧師說：你認為告訴他們真相有什麼好處嗎？

於是我們就發現這裡有兩種真相與謊言：一種是社會上廣為信從的，一種是私人間嚴守的；那種廣為信從的真相其實是用謊言編製而成；私人間嚴守的謊言卻有著另一意義上的真相，那就是怎麼才能讓個人的生活繼續下去，而且生活在平靜與安寧之中。

當然，進一步的問題是：阿德里安為什麼非要把只有他一個人才知道的真相告訴安娜？為什麼他不給自己一句起碼的辯護？比如，他可以說，是弗蘭茨先舉起的槍，是弗蘭茨先開的槍，只不過沒有打中自己而已。等等。但他沒有。他就直接說出了事實的真相：是他開槍打死了弗蘭茨。

驅使一個人說出真相的力量、良知或勇氣到底來自哪裡？

注意：真相是一個與當事人或在場者有關的概念（歷史的真相、沒有了當事人或在場者的真相另當別論）；那麼下來的問題就涉及到「他者」，也就是非當事人或不在場者的態度與反應了。應該承認，絕大絕大多數的人與事，我們都是作為非當事人和不在場者發表各自的看法與評論的。這既是每個人的權利，也關涉到一個社會能否形成道德意識或道德共識的關鍵。

後來，安娜終於在巴黎打聽到阿德里安的下落，而且知道了阿德里安也自殺過一次，差點死掉，就與她一樣。

這是兩位因真相不堪忍受而走向死亡的人。一個是內心的折磨，親手殺死了另一位素不相識的和平主義者，但無論如何又得不到寬恕與解脫的阿德里安，一位是知道了後一位相愛者正是殺死了自己以前的戀人，而且再也找不到感情歸宿的安娜。

兩個因真相而要死與無數個寧願永遠生活在謊言中的大眾，這就是生活本身的真相。

當安娜在距離巴黎很遠的一座城堡里找到阿德里安時，阿德里安正在準備與自己的戀人、一個名叫芬妮的姑娘結婚。

這時的阿德里安與安娜都已經不會再自殺了，因為他們已經明白自殺其實是一種很自私的行為，因為它只為自己的解脫著想，毫不顧及別人的感受與痛苦。

而這部電影所要告訴我們的，卻是生活必須繼續，活著的人既要有勇氣面對真相，也能知道生活中為什麼離不了謊言。

勇氣

在討論到真相與謊言時，這裡首先需要的是一個勇氣：阿德里安說出真相的勇氣，安娜面對真相的勇氣。勇氣是一種既涉及當事人、也涉及到他人的品性。下來就是寬恕。這完全與他人有關。面對一個有勇氣說出真相的人，寬恕一定是必要的，否則就會造成更可怕的偽善。再下來應該是審慎或者冷靜。這純粹涉及到當事人自己的品行。無論你再怎麼有勇氣面對真相，當你說出它時，都應該是審慎的，都應該設想到可能的後果，而且要為最好的後果而努力。

什麼叫「最好的後果」？功利主義者說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後果主義者說是「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對自己最有利的情況」；但這些只是一些說法，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阿德里安說出的真相只涉及到他、安娜、弗蘭茨的父母，與「絕大多數人毫無關係」；當然，一旦變成電影或小說，「說出真相」就成了一種道德要求；而且，要說出這一真相，必定會傷害到安娜和自己。哪怕就是說成「是弗蘭茨先舉起了槍、先開了槍」，只會受到更大傷害的，也依然是自己和安娜。但，慎重、謹慎、小心、權衡，總是必要的，而且，我們發現阿德里安其實就已經很謹慎了。所以他才始終在與安娜的交往中保持距離。也正是這種審慎的意識，贏得了安娜對他的愛。

對當事人和他人來說，在說出真相時都少不了的勇氣；面對說出了真相的當事人的寬恕；還有那種儘可能做到的審慎，特別是對裁決部門，還有所謂專家、學者們而言的審慎，都是道德評價中至關重要的概念。我們還可以對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概念做出更詳盡的區分，以使我們在何種意義上更能意識到人的社會性存在，意識到生命與尊嚴的至高無上。

阿德里安和安娜都自殺過一次，在這一行為中，我們就能感受到勇氣、寬恕與審慎這三種品行（一個介乎二者之間、一個涉及他人、一個只與當事人自己有關）在倫理學中的意義，它背後所牽涉出來的，既與功利主義的倫理學（注重後果）有關，也與康德的道德絕對命令（注重行為本身在價值觀念上所具有的普遍性，無論是阿德里安開槍打死了弗蘭茨，還是安娜的投河自盡，這一行為本身怎麼可能在價值觀念上具有著普遍性？能用那是你死我活的戰爭狀態、那是下意識地本能反應為自己辯護嗎？如果這樣為自己做了辯護，這又與法庭上的艾希曼有何區別？）有關，當然更與德行或美德倫理學有關（涉及個人的品行，因為我們可以把勇氣、審慎、寬恕都理解為人的某種品性，也只有具有這種品性的人，我們才可稱之為好人）。

讓我們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好人，一個有勇氣說出或者面對真相的人，一個懂得寬恕並能冷靜行事的人，當然，前提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他人與自己的生命的尊重，在這種尊重中，常識，其實就已經為我們的言行提供了足夠的理由，而且我們也已經知道了該怎麼做，問題只在：你真有勇氣嗎？你真的懂得寬恕嗎？你真的足夠冷靜或審慎嗎？

在看這部電影時，我其實一直在這樣問著自己，答案是否定的。

問題只在我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勇氣面對這一否定性的答案。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0期第8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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