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爪：社交網路上的隱私是怎麼泄露的

Christopher Wylie

導語：這樣平均下來，每一個「種子」不知不覺中就交出了至少160個其他用戶，參加測試的人有大約32萬。這些人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的數據就這樣被交了出去。

作者：黑爪，理工背景的文學、藝術愛好者，讀書人，業餘寫作者、翻譯者。

這件事的粗框架如下：一個叫克里斯托弗·懷利的年輕人，通過《衛報》在大西洋兩岸釋放了一枚重磅炸彈。揭開了英美兩國一年多來針對俄國操控大選調查中的諸多疑雲。現在看來，操控的主角並非英美的固定假想敵俄國（當然俄國的身影在整個劇情中不時閃現），而是一位英國紳士、伊頓畢業生的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

在這場戰爭中，劍橋分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僱傭軍，它武器先進，戰鬥力強，通過臉書，將心理學研究成果與社交媒體大數據技術相結合，並以軍事化的「信息行動」為代號，生成心理武器來操控選民心理。至此成為一個星期以來，大西洋兩岸所有主要媒體的固定頭條。

（一）涉事人物

克里斯托弗·懷利（Christopher Wylie），吹哨人，也是這場信息戰心理武器的總架構師。

懷利28歲，加拿大卑詩省人，聰明過人，同性戀。因多動症及閱讀障礙而高中輟學，在選舉辦公室做義工期間，發現自己喜歡政治，對對數據敏感，自學編程，後赴倫敦學習法律，同時一直參與英國自由民主黨競選的競選工作，提供信息和數據方面的支持。經人介紹，得到亞歷山大·尼克斯邀請加入其團隊時，懷利持Tier 1 (Exceptional Talent)簽證，顧名思義特殊人才，通常發給在科學、人文、工程、醫學、電子科技、藝術等領域具特殊才能的人，當時這樣的簽證一年只發200個。他的博士研究方向是預測時尚趨勢，與本事件跨越信息技術、數據科學、文化、心理這一主題密切吻合。

劍橋分析的成立主要基於他的架構設計，他全程參與了與史蒂夫·班農，以及墨瑟家族的談判，繼而創建公司，以及組織了產品的設計和實現。2014年退出公司，2016年開始與衛報接觸，經過一年時間的鬥爭，以及衛報記者的勸說，他走到了聚光燈下。

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 劍橋分析CEO

Alexander Nix

伊頓畢業生，後在曼切斯特大學取得藝術史學位，42歲，標準的英國紳士履歷。

2003年加入SCL（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戰略傳播實驗室）之前曾在墨西哥和英國工作，擔任金融分析師。自2007年起，他開始負責該公司與選舉相關的業務，聲稱在全球參與過260個選舉活動。他創辦了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用以支持美國的項目，該公司由羅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投資。

阿列山大·克根（Aleksandr Kogan），數據科學家，劍橋大學研究員

克根出生在摩爾多瓦，7歲前生活在莫斯科，然後隨全家遷居美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在香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加入劍橋大學，任心理學講師，是一位社交媒體心理測試專家。他創立了GSR（Global Science Research，「全球科學研究」），此機構專門為劍橋分析提供和分析數據。在劍橋期間，他同時兼有聖彼得堡大學的職位，其研究項目也獲得俄國政府的資助。結婚時不知何故一度更名為斯派克特（Spectre），後又恢復為克根。

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劍橋分析前董事會成員，前白宮首席策略師

Steve Bannon

投資銀行家轉型的「另類右翼」媒體人，斯文加利式的人物，善於操控擺布別人。

與克里斯托弗·懷利以及亞歷山大·尼克斯初次見面時，史蒂夫·班農是網站布萊德巴特（Breitbart）的老闆， 經他提議，由羅伯特·墨瑟投資成立劍橋分析，開展政治數據研究。2016年8月，他成為川普競選團隊的CEO，班農鼓勵這位電視真人秀明星擁抱「民粹主義的民族經濟」方針，這定將使他入主白宮，其策略獲得成功，他為自己贏得了白宮首席策略師的頭銜，一度使他成為美國掌握第二權力的人。2017年8月，他與川普關係惡化，出局。

羅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 數據科學家，投資人

羅伯特·墨瑟，71歲，對沖基金億萬富豪，最早利用演算法決策投資的公司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主要人物，曾任聯合CEO，其大量財富均來自此公司的贏利。共和黨經費捐獻人，美國政治版圖上極有影響力的人物。

黎貝卡·墨瑟（Rebekah Mercer），投資人

黎貝卡·墨瑟有斯坦福數學學位，以交易員為職業，其影響力主要來自父親的巨大財富，羅伯特·墨瑟三個女兒當中的老二。她掌管家族基金，利用該基金將家族財富與右翼政治勢力捆綁在一起，例如資助班農的布萊德巴特，更是為川普的競選傾注了幾百萬美金。

麥克·克森斯基（Michal Kosinski） 及大衛·斯迪威爾（David Stillwell），心理學家，數據科學家

該演算法的首創者。

（二）這個信息戰心理武器長什麼樣？

我們肯定對各種網上流傳的心理測試不陌生，追溯回去，故事得心理測試說起。

2007年，劍橋大學心理測試中心的兩位心理學家麥克·克森斯基和大衛·斯迪威爾在做一項試驗，試圖通過某種程度的量化來研究人的性格。

斯迪威爾在臉書上發布了一款叫myPersonality的心理測試app，瞬間爆紅。40%的測試對象允許這款app訪問他們的臉書用戶數據，這一下就讓他們獲得了幾百萬人的數據規模，並在其上對性格特徵（坦誠、責任心、外向程度、親和性以及情緒不穩定性等著名的五大性格特質）與用戶在臉書上的行為關聯起來。

他們採用了很多情報機構常用的工作思路，有一種方法叫做「你喜歡的東西代表了你的個性」，其實驗結果展示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分布，例如在臉書上給「我討厭以色列」點贊的人，通常喜歡耐克鞋和奇巧巧克力。最早對此類古怪分布規律的研究結果表示出興趣的是波音公司，波音因此全程資助了克森斯基的博士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知道，波音也是美國國防高研署的贊助人。

等到2013年這項研究取得真正突破，論文發表時，關注它的就不再只是波音公司了。

當時剛讀完法律學位，準備著手進行他的時尚預測研究博士的克里斯托弗·懷利讀到了這篇論文。這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儘管當時的他也許並沒有意識到。

憑藉超乎常人的敏感，他立即聯想到了曾工作過的自由民主黨。這個直到19世紀末一直在運作整個國家的政黨，怎麼就一蹶不振了呢？他自己曾試圖從消費和人口統計學數據中去摸索自由民主黨選票的共性，但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任何規律，他從數據中得不到絲毫信號。

而劍橋這篇論文，好像一支魔杖，在懷利的頭上輕輕一點，他頓時豁然開朗，對啊，個性特質（而非他過去不得法去關注的消費和人口統計學數據）可以作為政治行為的徵兆啊。比如自由主義與五大個性特質中的高開放度、低責任心之間有極大關聯，他聯想到神叨叨的教授，離經叛道的嬉皮。

可惜，自由民主黨機構對懷利這一設想不來電。

但他很快就碰到了識貨的人。SCL選舉部CEO亞歷山大·尼克斯向他開出了沒法拒絕的條件：我們將給予你完全的自由。你盡情實驗你所有的瘋狂構想。

回望2016年的動蕩，懷利的這個構想也許算得上史上最壞構想之一了吧。

懷利於是成為SCL集團這一業務領域包括了國防和選舉的私營企業的研究總監。英美兩國的國防部都是其客戶，他們提供的服務就叫「心理操控」，通俗地講，就是「操腦仁兒（mindfuck）」——通過信息掌控和支配，而非常規的說服，來改變人的想法。信息掌控支配的全套技術中就包括了我們熟悉的謠言，虛假信息，和假新聞。

這是技術的一方面。

從文化上對人進行心理操控是日後美國國師班農最感興趣也最擅長的。懷利加入劍橋分析後幾個月，2013年秋天，他見到了當時是布萊德巴特網站的主編。也許有讀者不熟悉，簡單粗暴地概括一句布萊德巴特，就是用來給憤怒的白種男人當鍵盤俠打嘴炮的一個網站。班農此行來英國，是來給他的好朋友奈吉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的退歐戰役提供精神和策略支援。

懷利和班農的相遇，就像給懷利的星星火苗上澆了一桶油。在懷利眼裡，班農非常聰明，世人眼裡的他，幾乎是保守白男人的代言人，但他偏偏是唯一的一個與懷利談論過交叉女權主義理論的直男，因為他立刻能夠看見，這與他所關心的保守白人青年男子在當今環境下所感受到的壓抑之間的關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思想非常開放，歡迎一切新構想。

懷利說他想要驗證，政治就像時尚，班農也一聽就頷首。布萊德巴特的教義就是，政治處於文化的下游，改變政治就得先改變文化，而時尚是一個有效的文化代理。他還打比方說，川普就是一雙Uggs，或一雙Crocs，你怎樣將人們從第一眼看上去的「靠，怎麼這麼丑？」改變成爭先恐後地都要穿這麼一雙。這就是班農一直在尋找的。

而懷利所在的SCL集團，基本上就是一個可以僱傭的軍情六處（MI6）。MI6作為國家機構所需要遵循的法律法規條款，在SCL身上都不適用，包括收集數據。

在班農的熱情撮合下，墨瑟父女出場了。黎貝卡很喜歡懷利，她大概覺得共和黨陣營里氣息太過朽舊迂腐，需要這種又年輕又另類（比如頂一頭粉發的天才小基佬）的血液。

而墨瑟本人跟傳統的金主不一樣。通常金主是一屋子人里最笨，最不知業務所云的那一位。但墨瑟自己是AI和機器翻譯界的先鋒，利用演算法代替交易員來進行基金交易這件事，他是發明者之一。以他的明銳，他仔細傾聽了懷利的講解，被這一稱作「基於計算機分析的個性判斷」深深折服，也傾向於相信，其精確度遠超人類判斷。但作為一名科學家，他要證據。

於是懷利需要數據。

起初，他本能地去聯繫這一開創性研究的作者，那兩位劍橋的博士，希望使用他們的研究數據。雖然談得成功，但消息不脛而走，另一位研究員，克根跳了出來，說他可以複製克森斯基和斯迪威爾的研究，至於數據，克根自有辦法。

一切就緒，老墨瑟掏錢，劍橋分析成立了，克根專為劍橋分析收集和分析數據的GSR也成立了。

克根的辦法是先打廣告，用有償測試的方式吸引了不少人在亞馬遜網路交易平台Mechanical Turk和網路調查平台Qualtrics上做測試，在克根自己設計的這個叫做thisismydigitallife的app測試結束時，他獲得了測試者訪問其臉書用戶數據的許可，而且不光測試者本人的，還包括測試者朋友的。這樣平均下來，每一個「種子」不知不覺中就交出了至少160個其他用戶，參加測試的人有大約32萬。這些人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的數據就這樣被交了出去。

臉書當然知情，在幾個星期內這樣大量的數據不可能不觸發他們的安全警報。但克根面對任何質疑，宣稱一句「學術用途」，臉書得此「免責聲明」，也就放行了。直到2016年大選前夕，風聲四起，臉書的律師才寫信給當時已經離開劍橋分析的懷利，讓他刪數據。

縱觀歷史，大眾被少數精英當作試驗品的例子不少。這一次，必將作為置倫理於不顧的一次大型社會實驗而青史留名，因為它操縱的是一整個國家，而且是在人們全然不知情的情況下，調控他們的心理，而干預的是整個國家的命脈：民主進程。

操控想要達到的目的，是改變人們對現實的認識，改變每一個人心目中「美國是個什麼樣」這一現實。

在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通過臉書數據，知道了每一個選民可能對哪一類信息已受感染，包括形式、內容、話題、語氣，以及重複頻度多大等等，才能達到改變其認知的效果。

數據科學家完成了上述任務，剩下的工作由心理學家、策略分析、創意、設計等內容生產者來接著完成，什麼樣的內容有用就生產什麼內容，什麼渠道有效就通過哪個渠道投放，以精心研究出來的頻度，放在你一定看得見的地方，你點擊、點擊、點擊，就掉進了那個兔子洞。

過去的政客，靠站出來演講，宣傳自己的思想，每個人聽見一樣的演講。而這種方式，就好像在對每個選民耳語，每個人聽見的是不一樣的思想，不一樣的信息。

2016年最常見的一個詞之一是撕裂，這如何能不撕裂？

（三）會怎樣？

臉書的數據已如脫韁之馬，而直到此文寫作之前不久，扎克伯格才首次公開回應，承認有錯。但是誰之過，怕沒那麼簡單定論。

從經濟和文化氣候上，臉書的「迅速推進，打破一切」（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成為十年來矽谷以致整個創業界的代表精神，這其中顯而易見的瑕疵和巨大的隱患，受到社會的津津樂道傳頌，以及政府的寬容和鼓勵，因為他們推動技術進步，創造就業，提振經濟。

無論是不是像這幾日各路矽谷觀察員所預測的那樣，臉書將永遠不可能再成為從前那個臉書，it』s fucked；但我相信，就像總會有人在波峰獲得最大收益一樣，也會有人不幸輪上用自己的教訓來警醒世人，敦促改變。

更極端的說法來自紐約大學的一位教授，她認為私營企業利用賽博武器展開信息戰，壓根就是美國政府自食其果，他們一向認為這是軟實力，矽谷就是美國國防豢養的資產，哪知一不小心火燒到了自己身上。

而對於另一個參與了這個項目的懷利的小夥伴，如今被內疚擊潰而一蹶不振。那個信息戰武器，就像當年的弗蘭肯斯坦在求知慾和好奇心的驅使下製造出來的怪物，失去了控制。

原標題：《懷利的弗蘭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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