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燿：救命《甘薯錄》　醒目「經世書」

《清代學者像傳》中的陸燿

《切問齋文鈔》第一卷第一篇張爾岐的《辯志》

■ 政德鏡鑒

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一本薄薄的小冊子經過山東巡撫之手，呈送到了皇帝的御案。小冊子僅數頁，乾隆帝翻閱的時間很短，感嘆的時間卻很長。他隨即下令，將這本講述甘薯種植和保存的小書刻印，發行各地，推廣實踐。自此，百姓皆知「種薯之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日益突出的饑荒問題得到有效緩解。

編寫這本《甘薯錄》的，是曾任山東按察使、布政使的陸燿。

陸燿的仕途生涯，大部分是在山東度過的。在任期間，他為政躬親，講求實務，或考察煙草栽培，或推廣甘薯種植，或治理運河積弊，足跡踏遍齊魯大地，任勞任怨，功效顯著。他的巨著《切問齋文鈔》，構成了他「崇實黜虛」經世思想的核心，而其編寫、刊刻都是在宦遊山東時完成的。

可惜的是，陸燿在此書頒行天下的前夕，因過度操勞病故於湖南巡撫任上，卒時僅留「敝衣數篋」而已。「落落穆穆，不甚與人較短長」

陸燿的科考和仕途，是一條低開高走的曲線，其中既有失望困惑，也有命運垂青。

少年的陸燿，家境貧苦。其父陸瓚精於漢隸，是地方著名的書法家，但並無科舉功名。乾隆初，陸瓚赴京謀職，因善於書寫，得任三禮館謄錄。這時陸燿居於江蘇老家，賴母親作一些女紅糊口，家中常無隔宿之糧，多次瀕臨餓死邊緣。但其母卻極盡全力送他上私塾讀書，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出人頭地，光耀門楣。

乾隆十三年，三禮館的工作告一段落，陸瓚被授為山西保德州吏目，後又署曲沃縣典史。這時，陸燿與母親遷居山西。但由於收入微薄，陸家依舊非常清苦。幼年刻骨銘心的窮苦生涯，使陸燿後來出任官職，特別能夠體恤平民百姓的痛苦。

後來，陸瓚一家又回到京師。陸燿經人舉薦，受業於禮部尚書董邦達的門下。董氏擅長書畫，文章為世人所重，對政績與政聲追求更是畢生不渝。他曾對學生說：「世人庸俗之見，以為人品是一件事，功名是另一件事。其實，砥礪人品而建立的功名，才是真功名。建立功名而不失去人品，才是真人品。」陸燿目睹恩師的言談舉止、待人接物，在耳濡目染中立下了「崇實黜虛」的志向。

在董邦達門下學習的，除了陸燿，還有小他一歲的紀曉嵐。兩人俱是董氏的高足，極受器重。但兩人性格殊異，「和而不同」。二人之所以能和睦相處，多賴陸燿的遷就和包容。陸燿性格沉靜，「落落穆穆，不甚與人較短長」，而紀曉嵐卻「少好嘲弄，往往戲侮」。兩人相處時，陸燿沒少受紀曉嵐的調笑和欺辱。但陸燿卻「不以為忤」，還曾對人言：「曉嵐易喜易怒，其淺處在此，其真處亦在此。」紀曉嵐聽聞此語後，猶如醍醐灌頂，有知己之感，遂與「青來（陸燿字青來）尤其相善」。陸燿故去多年後，他還感慨地說：「若青來者，可謂不負師言矣。」

兩人約為知己後，互相砥礪研磨，學問都有精進。二人的科舉之路，也是好事多磨，以落第失落起步。先是陸燿鄉試屢屢不中，後來紀曉嵐又因丁憂而無法應試。到了乾隆十七年，29歲的陸燿終於考中了舉人。但在隨後的皇太后六旬大壽恩科會試中，他又遺憾地名落孫山。而這一屆的恩科，紀曉嵐因尚在丁憂期間所以無法參加。

乾隆十九年，又逢會試年。這次陸燿與紀曉嵐共同上京應試。躊躇滿志的二人，稍後的命運卻截然不同。幸運的紀曉嵐殿試高中二甲第四名，入選翰林院庶吉士；不幸的陸燿再度折戟，飲恨不已。

這一年的金榜，可謂是學術人才的淵藪。乾嘉學派考據大家王鳴盛、錢大昕和朱筠，均是由此榜出仕。

知己魚躍龍門，自己沉居蟄伏，陸燿雖衷心為紀曉嵐高興，內心卻也難逃「相對剝奪感」的煎熬。他在向紀曉嵐祝賀的同時，也生了懷才不遇、迷茫前路的感嘆。不過他的失落感沒有持續多久，便迎來了人生的可喜轉機。在隨後公布的副榜--明通榜上，陸燿之名位居前列。

為了解決基層教育人才匱乏的頑疾，朝廷自雍正五年開始，會從會試落第的舉子中，選取若干文理明通的考卷，另出一個明通榜。被該榜錄取的舉子，大多會被派往地方擔任基層教育官員--教諭。

陸燿的好運還在繼續。他的考卷不僅通過審核，還因「針砭時弊、求真實務」成為榜中的翹楚，贏得考官的鼎力舉薦。最終，他得以打破常規，入選為從七品的內閣中書。

內閣中書與教諭，品階雖然相同，仕途前景卻不可同日而語。內閣中書一般由朝考後的進士擔任，掌管撰擬、記載、翻譯、繕寫。任職到了一定年限，不僅可以外放同知或知州，甚至還能充任軍機章京，進步空間非常寬闊。所以當陸燿入選內閣中書後，紀曉嵐也上門熱情恭賀。

陸燿「求實任事」的態度，「務實勤勉」的性格，在內閣中書任上很快脫穎而出，獲得了同僚和上官讚許，仕途也穩紮穩打前進著。

到了乾隆二十八年，當了九年內閣中書的陸燿，提拔為戶部主事。三年後，他又憑著政績升為戶部員外郎。乾隆三十三年，陸燿在京察中位列一等，經過吏部引見，加一級升為郎中，成為戶部中層官員。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在京師任職十六年的陸燿，得到了一次外放的機會。根據朝廷起初的安排，他即將赴雲南大理擔任知府。

但陸燿與山東的「情緣」，也自此開始。作 《甘薯錄》，饑饉之年民不乏食

得到外放消息後，陸燿卻以老母需贍養為由而相辭。陸燿一生侍母至孝，母親生病時一定親自在旁。他曾因母親染上痰疾而上書懇請解任歸養，蒙准還鄉。此後數年，他每夜和衣而眠，一聽到母親咳嗽，立刻起床照顧，直到乾隆四十八年母親病故後才重返仕途。

陸燿的請辭，令一貫熱心於表彰孝道的乾隆帝感慨不已，認為他的孝親之舉，足以媲美蜀漢時作《陳情表》的李密，特許安排他到臨近的省份任職。當年十二月，陸燿調任為山東登州府知府。第二年，又調任濟南知府。

在求學讀書時，陸燿即以古賢達自期許，渴望革新空虛論道的時風，以實務來造福黎庶。外放為官，正是踐行自己經世濟民理念的好機會。

到任濟南之後，陸燿即勤加調研考察，儘可能多地了解農業生產、百姓生活實況。很快他就發現山東面臨的嚴重饑荒問題。

當時山東人口稠密，而土地經過百年墾荒已難繼續增加。從乾隆年間開始，山東人口即開始迅速增長，但耕地增長卻非常緩慢。陸燿中榜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山東有人口1270餘萬，人均耕地7.6畝。到了陸燿任山東按察使時，全省人口達到2500多萬，人均耕地下降到3.7畝。人口與土地增長比例嚴重失調，出現了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矛盾。而作為賑災的倉儲積糧，卻因監管廢弛而虧空嚴重，成了虛有其表的裝飾而已。

陸燿上疏提醒朝廷，一旦遇到風雨不順的時節，因災荒而成的難民必將蜂擁而至，而當地又無糧可用，後果不堪設想。他希望朝廷能採取措施，解決迫在眉睫的難題。

奏疏沒得到積極回應，陸燿有些失落與灰心，但仍力所能及地備荒抗災。他請求把即將北運的二十萬石江南漕糧，留存於濟南府倉庫，作為未來的賑災備用。

這個權宜之計很快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第二年濟南久旱不雨，田湖乾涸，麥苗焦枯，歉收成定局。陸燿遂將漕糧分為兩類，一類以低價投放市場，平抑糧價，打擊囤積居奇；一類設立粥廠，接濟飢腸轆轆的災民。百姓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沒有爆發「餓殍盈路，死亡枕藉」的慘劇。

陸燿深知撥糧救濟，只起治標之用，難以長久。當務之急，是找到備荒賑災的糧食新品種。

陸燿將目光投向了膠東一帶種植的甘薯上。自清初開始，甘薯便在山東有所種植，但因為各種原因，大規模推廣困難重重。陸燿在考察民情時，發現「番薯雖間有種者，而遺利尚多」，潛藏著巨大的推廣價值。他驚訝於甘薯易種、高產、抗旱和抗蝗的優勢，感嘆「夫以一物之微，足以備荒療疾，而又不費工力，其為功於民食實不淺」。他立即悉心考察，總結種植經驗，「復為條例數篇，冀望僚屬中留意民瘼者。廣為勸導，以補稼穡所不足」。

在這篇《甘薯錄》中，陸燿就甘薯的辨類、取種、藏實、制用和衛生方面皆有詳細介紹。在陸燿的倡導下，甘薯在山東很快得到大面積推廣。

這本小冊子，還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視。先是山東巡撫明興呈奏，陸燿在任按察使時，刻印甘薯錄一編，明切易曉，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抄，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為栽種。乾隆帝閱後，頗為感動，下諭說：「……所辦甚好。河南頻歲不登，小民艱食……直省（直隸）各府，亦因雨澤失約，收成歉薄……番薯既可充食，兼能抗旱……陸燿所著甘薯錄，頗為詳晰，抄錄寄交（直隸總督）劉峨、（河南巡撫）畢沅，令其刊布傳抄，使民間共知其利，……亦屬備荒之要。」

食用甘薯，與大米小麥相比，似乎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在饑饉頻發的清代，甘薯不與其他作物爭奪耕地，而且栽培技術簡單，對氣候和雨水條件要求不高。在清代人口猛增而可耕地減少的形勢下，甘薯推廣無疑讓百姓在饑荒之年，有了可以充饑生存的食物，免於凍餓而死，家破人亡。留心實務，司法治河皆有成

陸燿勤於政務，每任一職都有惠政可言。除了「憫地方荒旱，憐百姓窮厄」成《甘薯錄》外，他任濟南知府時，「審案慎重，民命多所矜恤」，編輯有《濟南信讞》一書，搜集各種案例判決方式，提供官吏作審判案件時的參考，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年，陸燿任山東運河道。在任內，他「於運河博稽評驗，洞悉原委機宜」，成《山東運河備考》和《任城漫錄》，搜集了許多地圖以及與治河有關的各種意見。陸燿還親自接觸治河實務，「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論說」。治河的經驗，令他產生了一種「切合時勢，隨時變通」的思想。在《任城漫錄》中，陸燿表示：「顧今昔情形不同，前後設施互異，或彼時所未便而今享其利，或往日所重賴而茲轉為梗，其不可執陳方而求實效也明矣。」後來，他更產生了編著《切問齋文鈔》來談論古今變遷，強調不泥古不化、要知變通的想法。

這些惠政，都得到了百姓的擁護，朝廷的肯定。後來吏部曾建議調陸燿為青海西寧道，乾隆帝卻堅持認為，陸燿在山東耕耘多載，對民生民疾尤有心得，如此熟悉省情民情的官員被調任不合情理。在他的直接干預下，陸燿以「政事練達」繼續留任山東。後來陸母病故，陸燿回鄉丁憂守孝。當時運河多事，航運不暢，南北漕運難以為繼。在朝廷急需幹才之際，乾隆帝又想起了陸燿,令其衣孝服趕赴運河大堤，協助山東巡撫加固堤壩、疏浚河道。官聲清廉，卒時僅「敝衣數篋」

陸燿在關心疾苦，建功立業同時，也極為注重清廉操守的磨練。他作風清廉，不貪不佔，「以清節為天下第一」。任山東布政使時，陸燿曾對同僚和下屬說：「若巡撫和布政使等官員貪，太守縣令不能不貪。」所以他尤為重視高級官員的操守，「使上司不貪，則州縣不致以苛累病民，何待督責敲扑愁痛之聲入人骨髓哉」。陸燿主張官員清廉任事，能富民而不累民，「利莫大於阜民財，害莫深於奪民食」。所以他提醒同僚，要辯證地看待官吏和百姓的衝突：「今或有抗差毆役生事，不一定錯在百姓，可能是官吏的過錯。也有可能不是小官的過錯，而是大吏的過錯。」

陸燿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山東任上，除了興利除弊外，自身生活非常儉樸，不事華服與美食，日常衣粗布舊服，日常食粗蔬瓜乳。

當時朝廷徵稅苛嚴，京師城門設置守吏，對入城外官徵收入城稅。守吏們以權謀私，勒索盤剝，實際徵收超出規定數倍，外官有苦難言。陸燿有次入京覲見，路過城門，卻身無長物，沒帶什麼值錢東西。他只好將官服包裹起來，把衣被寄存城外，僅帶一僕人，充作普通百姓入城。進城後，他從朋友家中借來被褥衣物，用畢即歸還。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第四部最後一集中，那位因交不起稅而單衣裸身入城的山東布政使陸大人，即是以陸燿為原型刻畫的。

晚年出任湖南巡撫，已是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但陸燿赴任時，行李「布被一襲，衣兩篋而已」。而且他初蒞長沙，即賦詩「能開衡岳千層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表明自己勵精圖治、清廉自守的心志。到任所後，「有鹽商進白金二萬兩。（陸燿）驚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以時繼進。』」陸燿斷然拒絕了這份見面禮，而且「絕其再進」，更定下規矩，嚴格約束官員，由此官聲大振，湖南食鹽價格陡降，百姓可以買得起官鹽了。

陸燿在湖南生活也甚為儉樸。「湖南水多……藕甚賤」，他的幕僚賓客「皆恣啖之」。但陸燿本人卻「素不具」此物，以致病中想吃藕粉了，還要「使仆叩其客之門乞之」。

陸燿不僅嚴於律己，也嚴格約束親屬友朋。有次陸燿的兒子從山東回故鄉辦事，不僅所攜帶的行李蕭然寒酸，陸燿還特地囑咐隨行的幕僚：「所過都邑，幸勿使官吏知吾子來。」一行人遵從陸燿的吩咐，一路上不驚不擾，「竟無人知所過者為公子也」。

陸燿歷官數十年，所得俸祿多捐出興建學堂。乾隆五十年，湖南發生旱災，陸燿一面上疏請求減免稅收；一面戒殺清齋，日日強行求雨，終於積勞不起，因病去世，卒時家中僅「敝衣數篋」，廉儉由此可見。

乾隆一朝，因皇帝好大喜功，鋪張奢靡無度，疏於治吏，官員斂財自肥，官場氛圍污濁，貪瀆腐敗成風。陸燿每每憂心於吏治的敗壞：「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皆蹙額興嘆。」在如此大環境中，陸燿的清廉實屬鳳毛鱗角，但更顯難能可貴。

此外，陸燿為官剛正有節操，不媚上、不媚俗。他曾為自己題寫《仕箴》作為座右銘，其箴曰：「上不阿，中不隨，下不苛。持是三者以游一世，其庶免於君子之訶。」

在詭譎多變的宦海浮沉中，陸燿不以升遷貶謫為念，始終堅守「人品功名相磨礪」的人生信條。當時「（乾隆帝）好奇物，時天下官員皆有貢獻，爭以奇珍自媚」。陸燿知曉，一味迎合帝王嗜好，於民間搜斂無度，只會加重百姓的負擔，所以「公所貢者，尋常的一些土特產而已」。到了乾隆後期，大臣和？受寵，權勢無人能比，諸多官吏「重金賄賂習以為常」，陸燿卻從未致過和？一物。有同僚勸他「孝敬」，以免遭和？嫉恨，陸燿始終不以為意，也不以此為懼。崇實黜虛，讀書一歸於實用

陸燿有別於普通循吏廉官之處，在於他勤於治民、廉潔自守外，更關心國計民生問題，希望通過著述來匡正社會風氣，引導世風民風。

陸燿在山東為官，非常重視考察賦稅、？役等各項事務，從中提煉經世濟民的道理。

清朝中葉的山東，正是各種社會問題匯聚的大熔爐。陸燿居熔爐之中，根據為官經驗，集結清初至乾隆間的「名宿諸作」，最終成書《切問齋文鈔》。此書「自學術迄河防為十二類，為卷三十。或長篇連卷，博大雄深；或言簡意賅，肅括精當；或援據明辨，智者讀之而心醉」。山東豐富的人文思想，為陸燿提供了寶貴的素材。《切問齋文鈔》的第一卷第一篇，即選錄了經學家、濟南人張爾歧的《辨志》。陸燿任職山東期間，還特地建起蒿庵（張爾歧號蒿庵）書院以祭祀，並將書院廳堂命名為「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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