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絲路山水地圖》的發現與最新研究進展
原標題：林梅村：《絲路山水地圖》的發現與最新研究進展
2018年3月9日，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研究生《考古學研究》春季學期課程由林梅村教授開講，介紹故宮博物院藏《絲路山水地圖》的發現與最新研究進展。
本講座分為兩部分：
《吳門畫派與<蒙古山水地圖>》
主要介紹這幅明代地圖的來龍去脈和研究始末；
《故宮博物院藏<絲路山水地圖>名實辨》
主要回答這幅明代地圖在今年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展示後社會公眾的一些疑問。
現整理要點如下：
第一講 吳門畫派與《蒙古山水地圖》
前兩節根據林老師撰寫的一部學術專著《蒙古山水地圖——日本新發現的一幅16世紀絲綢之路地圖》（文物出版社，2011年）展開（注1）。
第三節《明宮廷御用的吳門畫師》內容基於林老師2014年1月提交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舉辦的「中國和中亞地理和地圖視野下的中亞及其周邊地區」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學術論文（注2）。
一、失而復得的明代中期青綠山水地圖
故宮博物院藏《絲路山水地圖》又名《蒙古山水地圖》，20世紀30年代流失海外，一直作為清代青綠山水畫收藏於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2002年，北京兩位收藏家出巨資將其購回，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先生最先發現此圖年代應該在明代中葉。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先生的引薦下，林老師從2004年1月開始研究這幅明代地圖。
《絲路山水地圖》卷首《嘉峪關圖》
這幅古地圖採用中國地圖傳統方式——手卷式，幅寬0.59米，長達30.12米，繪於絹帛之上。該圖卷首為嘉峪關（今甘肅酒泉），卷尾為天方國、紅海和戎地面。天方國即伊斯蘭聖地麥加（今沙烏地阿拉伯Mecca）。明代天方國和戎地面在以開羅（時稱「米昔兒」）為首都的馬穆魯克蘇丹王朝（1250—1517年）統治之下，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滅於奧斯曼帝國（明史稱「魯迷」）。圖上用紅色方框標註了211個地名，雖以方塊漢字標註，但是地名卻包括了蒙古語、吐火羅語、粟特語、突厥語、回鶻語、波斯語、阿拉伯語、亞美尼亞語等9種語言。如果不明西域地理沿革，根本不知所云。
古代書畫一般都是前有畫名，後有題款、年代和作者署名。這幅山水地圖卻沒有留下任何信息，林老師最初猜測此為古董商出於經濟利益考慮，刻意剪裁過。不過，新證據表明，這幅地圖手卷原來應該有兩卷，第二卷佚失，林老師將於講座第二部分討論這個問題。
《蒙古山水地圖》之名，來自此圖背面清代著名書坊尚友堂題籤。如果這個名字確為此圖原名，那麼題籤上所謂「蒙古」指稱雄歐亞大陸的蒙古四大汗國的後續王朝。這個題籤上的楷書為清末民國初年流行寫法，《蒙古山水地圖》或許在這個時期流入北京琉璃廠尚友堂書肆，並被題籤和編號，後來被藤井善助購藏。
尚友堂《蒙古山水地圖》標籤
中國古代地圖採用兩種方式繪製：第一種是東晉裴秀倡導的「計里畫方」形式；第二種是山水畫形式，如《京杭運河全圖》。《絲路山水地圖》採用的是第二種方式，即山水畫的形式。從嘉峪關到天方，凡211個區域地名。儘管明代繼承了元代很多地理制度，但這些地名與元代、清代相異，根據這一點也可以說明本畫為明代所作而非元代、清代。這幅山水地圖頗受明代中期吳門畫派影響，以表現青綠山水、高山大川為主。
傅熹年先生將此圖年代斷在明代中葉，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林老師進一步把成圖年代縮小到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間（1524－1539），因為明代初年中國西部疆界在今天新疆塔里木河和中部天山一線，這幅地圖以嘉峪關為起點，成圖年代必在嘉靖三年（1524）明軍從西域退守嘉峪關後。據明代張雨《邊政考》記載，嘉靖十八年明軍在嘉峪關西面的討來河畔建「永興後墩」等長城烽火台。此圖嘉峪關以西不見「永興後墩」（今稱「長城第一墩」），可知年代早於嘉靖十八年。
二、明嘉靖刻本和彩繪本的發現
明清地圖一般用山水畫或「計里畫方」方式繪製成手卷，有些後來刊入刻本。《蒙古山水地圖》就是手卷式，自右至左（自東而西）繪製。林老師從明代地方志中找出《蒙古山水地圖》的兩個嘉靖刻本。一為《陝西通志》所附《西域土地人物圖》，一為《陝西四鎮圖說》所附《西域圖略》。
《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明儒學案三原學案代表人物馬理等人纂《陝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在嘉靖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圖》被分為連續十幅地圖，並配有文字部分稱《西域土地人物略》。
《陝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行
目前所知《陝西通志》有五個藏本，分屬兩個系統，最早刻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除寧波天一閣散出，現藏於台北中央圖書館的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國內收藏此書的單位還有上海華東師大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和南京博物館（殘本）、陝西三原縣圖書館。其中以上海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本最好（嘉靖二十一年，蓋有盛愚齋的收藏章），林老師的研究就基於這個刻本。此版本有詳細的文字說明，還有多達四百餘個地名，如魯迷城等。
從明嘉靖刻本看，《蒙古山水地圖》應有兩卷，如今我們只見到原圖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無論如何，這幅西域地圖的地理範圍應和刻本一樣，從嘉峪關直訖東羅馬首都魯迷（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爾城），長達40米。
第二個刻本是《西域圖略》，收於明代無名氏編《陝西四鎮圖說》卷末，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刊行。圖文並茂，文字部分亦為《西域土地人物略》，圖版更名為《西域圖略》，與《西域土地人物圖》大同小異，只是把原來十幅圖縮成五幅。
台北故宮藏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繪本卷尾《天方國至魯迷城圖》
更振奮人心的是，2009年林老師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現此圖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繪抄本，圖文並茂，亦名《西域土地人物圖》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林老師認為彩繪抄本當系兵部用圖，而馬里等人所纂《陝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圖》則為地方官用圖，那麼《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實乃嘉靖皇帝用圖。
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蒙古山水地圖》所涉及的地理範圍
三、明宮廷御用吳門畫師
明代前期幾個皇帝對江南文人、吳門畫師進行殘酷打擊，因為當年與朱元璋爭天下的張士誠以蘇州（古稱「吳門」）為據點，朱元璋把1367年蘇州久攻不下的原因歸咎於江南文人，所以明代朝廷徵召的多為浙江、福建籍畫師。有學者統計，「明太祖洪武至神宗萬曆年間，福建值殿供奉的畫家就有22人」。明代前期宮廷畫師以仿宋院體浙派為主，代表人物有謝環、李在、倪端、戴進、吳偉等，而吳門之士往往排斥在宮廷外。洪熙、宣德以後，來自閩、浙等地的畫師給宮廷繪畫帶來了新的風格。
然而，浙派畫師主導宮廷畫派的現象在明代中期發生變化，吳門畫師開始入朝為宮廷作畫。尤其是嚴嵩執掌朝政時，吳門畫派的畫師重新受到重用，如吳門畫師謝時臣。嘉靖至萬曆年間松江名士何良俊《四友齋畫論》記載：「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然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一方面，謝時臣具有大幅繪畫的能力；另一方面，謝時臣曾經有受官府委託作畫的經歷。因此，林老師認為，謝時臣被「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實際上受京師兵部委託繪製《蒙古山水地圖》，而嘉靖年間中國畫壇能夠創作如此恢弘的「長卷巨幛」者，首推謝時臣。
《絲路山水地圖》之嘉峪關圖
據林老師調查，明代中期為權貴作畫並非謝時臣一人，有許多吳門畫師為權臣嚴嵩作畫。據《佩文齋書畫譜》卷九十八《明嚴氏書畫記》記載，嚴嵩收藏的謝時臣人物山水共「四十六軸」。據這份所藏書畫清單記載，以山水人物而言，戴文進作品最多，有九十軸，其次是吳小仙六十四軸，沈周三十四軸，文徵明六十一軸，唐寅四景人物山水十二軸，仇英青綠山水十三軸。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皆為吳門畫派代表人物。
吳門畫師仇英《歸汾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品
林老師注意到，吳門畫派代表人物仇英也曾經為宮廷作畫，傳世之作有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倭寇圖卷》、故宮博物院藏《歸汾圖》等。明代繪畫往往根據粉本，如山關均採用兩山夾一閣的畫法，仇英《歸汾圖》就與《蒙古山水地圖》的嘉峪關圖畫法相似。由於畫師是為明宮廷服務，《蒙古山水地圖》的閣樓繪出脊獸和窗棱，比仇英的《歸汾圖》畫得更為精緻。《絲路山水地圖》長達40米，顯然是動用國家力量繪製的，絕非一人所為。許多吳門畫師同時參與，仇英很可能參與過這幅明代皇家地圖的繪製。
第二講 故宮博物院藏《絲路山水地圖》名實辨
2018年春晚特別節目「國寶回歸——《絲路山水地圖》」，向國人展示了一幅明代皇家地圖（注3）。
這幅青綠山水畫式地圖表現明代邊關——嘉峪關至天方國之間的絲綢之路，絹本設色，縱0.59米，橫30.12米，20世紀30年代流散海外。如今國寶回家，由香港企業家許榮茂出巨資購買，捐給了故宮博物院。節目播出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塵封百年的《絲路山水地圖》，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針對社會各界對這幅古地圖的一些疑問，林老師就其中倍受關注的六個問題予以解答。
一、《絲路山水地圖》的年代問題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故宮博物院有一位研究清代繪畫的老專家，從藝術風格方面判斷這幅青綠山水地圖創作於清代。此圖流散日本70年，以前一直誤以為是清代地圖。傅熹年先生和林老師的重要貢獻，就是發現和證明此圖實乃明代地圖。林老師說：如果真是清代地圖，那麼圖上天山南北地區應為回部和準噶爾部，而巴音布魯克草應該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從伏爾加河回歸祖國的土爾扈特部。然而，這幅古地圖所標西域地名都是明代的，沒有一個清代地名。
《絲路山水地圖》所見撒馬爾罕城與望星樓（兀魯伯天文台）
明嘉靖刻本和彩繪抄本所見撒馬爾罕城與望日樓（兀魯伯天文台）
林老師判斷這幅地圖繪於明嘉靖年間，有兩個根據：第一，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陝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圖》刻本；第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彩繪抄本。《絲路山水地圖》的撒馬爾罕城部分誤將「望星樓」（今烏茲別克撒馬爾干城北郊兀魯伯天文台）標在撒馬爾罕城的東南，林老師認為這是宮廷畫師不明穆斯林地圖方向而產生的錯誤。為了把伊斯蘭聖地麥加置於世界中心，伊斯蘭地圖往往採用上南下北圖向，如12世紀中葉伊斯蘭地圖——伊第利斯世界地圖。這個錯誤在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繪抄本中得到更正，可見絹本手卷地圖的年代早於刻本。
另一方面，中國古地圖從來不畫人物和動物，而西方古地圖往往繪有人物和動物。南京博物院藏《坤輿萬國全圖》繪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圖上就有動物。其實，明朝宮廷得到西方地圖可能早於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向明神宗貢圖。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首次派使團訪華，試圖與明朝建立貿易關係，兩年以後才得以入京，那麼正德朝宮廷畫師很可能就見過西方地圖。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繪抄本皆繪有人物，故稱《西域土地人物圖》，而絹本《絲路山水地圖》手卷無人物和動物，其年代顯然早於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圖》之嘉峪關至阿丹城圖
有網友建議用科技手段對這幅古地圖進行年代檢測。林老師回答說：這幅地圖為明代之物，無法用碳14技術精確測年。目前最先進的碳14檢測技術，誤差也有30年，只對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文物有用，無法檢測歷史時代文物，因為秦朝才15年。況且碳14技術檢測的數據往往不同，有的相差幾百年，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數據？
二、《絲路山水地圖》是否為中國穆斯林到麥加朝覲之圖
《絲路山水地圖》地理範圍從嘉峪關到天方國（今伊斯蘭聖地麥加城），因此，有網友推測當為中國穆斯林到麥加朝覲之圖。殊不知，《絲路山水地圖》實際上分為兩卷。此圖僅為第一卷部分，全圖展示的東西交通路線並未在天方國結束。此圖還有第二卷，從嘉靖刻本和嘉靖彩繪抄本可知，全圖真正的終點在明代絲綢之路終點——魯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城歐洲部分）。
關於這幅明代地圖的性質，林老師認為實乃明王朝開國以來西域諸國朝貢陸程圖。明初頒布禁海令，嚴禁民間海外貿易，只允許由官方規定時間、地點的「朝貢貿易」。西域諸國朝貢需走西域貢道（陸路），從嘉峪關入關；西洋諸國朝貢則走南海貢道（海路），從廣州入關。由此推測，《絲路山水地圖》實乃明朝開國以來西域諸國朝貢陸程圖，而《鄭和航海圖》則為印度南海諸國朝貢水程圖。
至於這幅絲綢之路古地圖為什麼以嘉峪關為起點，而不是以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城為起點？林老師說：因為明代首都在南京和北京而非長安，嘉峪關是明代邊關，西域諸國使臣和商人需要在嘉峪關驗明正身。16世紀波斯作家阿里?契達伊編著的《中國志》中對此有詳細記載：「中國只給每十名商人中的兩名發放進入北京的關文，把其他人滯留在關口以東十日行程的甘州（今張掖）」。
三、為什麼故宮博物院將此圖更名為《絲路山水地圖》
《絲路山水地圖》原名不得而知，《蒙古山水地圖》只是古董商給的名稱，並非原名。林老師根據此圖年代和性質，稱之為「在日本新發現的一幅十六世紀絲綢之路地圖」，作為《蒙古山水地圖》（文物出版社，2011年）一書的副標題。由於《蒙古山水地圖》一名極易被誤解為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古地圖，因此，故宮博物院將這件藏品更名為《絲路山水地圖》。
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圖——在日本新發現的一幅十六世紀絲綢之路地圖》目錄頁（文物出版社，2011年）
早在2007年，林老師就提出這幅地圖實乃明代絲綢之路地圖。2004年11月，應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屈志仁（James C.Y. Watt）先生邀請，他赴美參加「走向盛唐」文物大展。同年11月12日，應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貝格萊（Robert W. Bagley）邀請，林老師在普林斯頓大學考古與藝術史系作《蒙古山水地圖——在日本新發現的中世紀「世界地圖」》學術演講（注4）。
本次演講的發言稿後被收入林老師著《松漠之間——考古新發現所見中外文化交流》（三聯書店，2007年）一書，題為《蒙古山水地圖——在日本新發現的中世紀「絲綢之路地圖」》。
儘管絲綢之路一詞是1877年（清光緒三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但他的理論依據卻是公元前5世紀以來古波斯和古希臘人將中國稱作「賽里斯」（Seres），意為「絲綢之國」，因此，故宮博物院將其更名為《絲路山水地圖》並無不妥。
四、清乾隆二十六年編《蘿圖薈萃》的相關記載
清乾隆一朝多以圖像表現人物、事件和典章制度等，有多部精美圖像傳世。乾隆二十六年，大臣鈕祜祿?阿里袞等編《蘿圖薈萃》一書，收錄了清宮造辦處輿圖房所藏456件輿圖。乾隆六十年，大臣王傑等又編《蘿圖薈萃續編》一書，補充了清宮內府所藏57件輿圖條目。據清代學者法式善撰《陶廬雜錄》卷一記載：
輿圖房隸今養心殿造辦處，中外臣工所進圖式，存貯於此。乾隆二十六年（1761）勘定分十二類：曰天文，曰輿地，曰江海，曰河道，曰武功，曰巡幸，曰名勝，曰瑞應，曰效貢，曰鹽務，曰寺廟，曰風水，為《蘿圖薈萃》。乾隆六十年勘定分九類：曰輿地，曰江梅，曰河道，曰武功，曰巡幸，曰名勝，曰效貢，曰寺廟，曰山陵，為《蘿圖薈萃》前後二編。為幅三百一十二，為幀十一，為卷四十九，為軸十三，為冊二百九十，為排三十五。
不知為什麼，《蘿圖薈萃》及其續編未收入《四庫全書》。1936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民國二十五年）一書。該書只提到清宮內府藏有《蘿圖薈萃》及其續編各一冊，沒有刊布兩書內容。1937年，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第二輯影印了《蘿圖薈萃》及其續編跋文，也未刊原書內容。
2007年，中國科學院自然史研究所汪前進選編《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年）一書，並在該書附錄刊布了清宮內府藏《蘿圖薈萃》全書。有網友發現其中記有「嘉峪關至回部巴達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處圖一張」，其中地名多與《絲路山水地圖》所見地名相同，於是他推測其名可能是《蒙古山水地圖》的原名（注5）。從網友所貼《蘿圖薈萃》截圖看，這個條目用鉛字排版，當來自汪前進書中轉引的《蘿圖薈萃》，並非乾隆二十六年阿里袞等編《蘿圖薈萃》原書。
汪前進選編《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附錄《蘿圖薈萃》
林老師根據2009年在台北故宮發現的嘉靖彩繪抄本，推測《絲路山水地圖》當為明代皇家地圖。然而，這僅是林老師一個推測，並無確鑿證據。《蘿圖薈萃》相關記載的發現，足以證明這個推測是正確的。《絲路山水地圖》確實為清宮造辦處輿圖房藏皇家地圖，而且乾隆二十六年（1761）仍在清宮內府。《絲路山水地圖》標有明代地名「巴荅山城」，其名來自今阿富汗東北巴達克山，以盛產青金石而聞名於世。乾隆二十六年阿里袞等編《蘿圖薈萃》將其改稱「回部巴達山城」，事出有因。
乾隆二十九年郎世寧等繪《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軍平定準噶部叛亂，將天山南北地區併入清王朝版圖。乾隆二十四年（1759），天山以南地區回部大小和卓作亂，兵敗西逃；經蔥嶺（今帕米爾）亡命巴達克山（今阿富汗東北部），最後被巴達克山首領素勒坦沙擒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宮西洋畫師郎世寧等繪《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描繪的就是這次戰役的壯觀場景。
北京孔廟御碑亭所立《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告成太學碑》（任超拍攝）
清軍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在巴達克山之東伊西洱庫爾淖爾湖（今塔吉克東南霍羅格市東約130公里雅什庫里）畔設蘇滿卡倫，並立有乾隆紀功碑，用漢文、滿文、托忒蒙文、察合台文四種文字刻寫。碑額為《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又稱「蘇滿碑」。此外，乾隆皇帝還昭告天下學子，在全國各地孔廟立有此碑（如北京孔廟御碑亭所立《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告成太學碑》）。碑文兩處提到「拔達克山」，也即《蘿圖薈萃》的「巴達克山城」和《國朝宮史續編》的「拔達克山城」。
清王朝建立後，在清初幾位皇帝的努力下，中國版圖不斷擴大。乾隆皇帝則將自己打下的江山稱作「新疆」。當時清王朝稱之為「新疆」的地方很多，如雲南烏蒙地區、貴州黔東南古州、貴州安順與鈦寧附近，以及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平定準噶爾部叛亂後，乾隆皇帝又將天山南北地區也稱為「新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設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簡稱「伊犁將軍」），統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額爾齊斯河上游，天山南北兩路，直至帕米爾等地軍政事務。林老師提醒大家注意，譚其驤編清代新疆地圖不完全正確，因為今新疆吐魯番、烏魯木齊、哈密等地在清朝大部分時間屬於甘肅布政司。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後，這些地方才開始劃歸新疆。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74年），第52－53頁
巴達克山位於阿富汗東北部，當時在中亞浩罕汗國統治之下。1774－1798年間浩罕為清王朝藩屬國，不屬新疆，故《蘿圖薈萃》稱之為「回部」。《蘿圖薈萃》編者阿里袞身臨其境，參加了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亂。此圖明代地名多達211個，而阿里袞偏偏將原圖地名「巴荅山城」改為清代地名「回部巴達山城」，無非是要說明中國西部邊疆已達此地。林老師認為，《嘉峪關至回部巴達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處圖》之名當為乾隆年間清宮內府為此圖編目時重新命名的，絕非此圖原名。
五、清嘉慶十一年《國朝宮史續編》的相關記載
有網友在微博上發表《<蒙古山水地圖>原名考證>》一文，認為此圖「原名或為《嘉峪關至回部巴達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處圖》」。根據是前文討論的乾隆二十六年編《蘿圖薈萃》的相關記載，以及「清人于敏中在其《國朝宮史正續編》中，恰巧亦收錄《嘉峪關至回部巴達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處圖》」（原文如此）。于敏中與和珅同為清乾隆朝重臣。《清史稿·高宗本紀五》記載：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1780年1月）……戊午，大學士于敏中卒」。既然如此，絕不可能在清嘉慶十一年編《國朝宮史續編》。其實，《國朝宮史正續編》是不同作者編寫的兩本書，兩書作者皆非于敏中。
第一本書《國朝宮史》凡三十六卷，由清內廷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乾隆二十四年令蔣溥等詳細校正，重加編輯。乾隆二十六年于敏中等曾經幫助校錄此書。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全書告成，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後來多次重印（如清鄂爾秦、張廷玉編《國朝宮史》上下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第二本書《國朝宮史續編》凡一百卷，由清內廷大學士慶桂、王傑、董浩、朱硅、彭元瑞、紀昀等編纂，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全書告成，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後來多次重印（如清慶桂等編、左步青點校《國朝宮史續編》上下冊，北京出版社，2018年）。
（清）慶桂等編《國朝宮史續編》卷一百《書籍二十六?圖繪二十》，第20頁。
有關《絲路山水地圖》的記載，見於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慶桂等編《國朝宮史續編》。該書羅列清宮內府所藏輿地圖達五百多幅，包括清宮造辦處輿圖房藏四幅嘉峪關至西域各地輿圖。其一為「嘉峪關至回部拔達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等處圖」。該書提到四幅以嘉峪關為起點的輿圖，分別為《嘉峪關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道里圖》一幅、《嘉峪關至安集延等處圖》一軸、《嘉峪關至回部拔達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漏抄「面」字）圖》一卷（雙行夾註：絹本，縱一尺九寸，橫九丈五尺）、《嘉峪關外伊犁回部三藏等處圖》一幅。如果此書抄錄的圖名真是《絲路山水地圖》的原名，不可能將圖中「戎地面」誤抄作「戎地」。
據《國朝宮史續編》記載，清宮內府藏圖尺寸以嘉慶營造尺為單位。明清營造尺：1丈為10尺；一尺為32厘米；一寸為3.2厘米。由此推算，《國朝宮史續編》披露的清宮內府藏圖《嘉峪關至回部拔達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圖》「縱一尺九寸」，約合0.608米或60.8厘米；而「橫九丈五尺」，約合30.4米，尺寸與故宮博物院藏《絲路山水地圖》完全相符。於是有網友提出此圖當系清代輿圖，甚至認為是乾隆遠征拔達克山平定回部大小和卓路線圖。
殊不知，《絲路山水地圖》所標巴荅山城在撒馬爾罕城（今烏茲別克撒馬爾干城）之西，而巴達克山城在阿富汗東北。儘管兩者同名，但並非同一個古城。
《絲路山水地圖》之撒馬爾罕圖所標巴荅山城、撒馬爾罕城、失剌思
據俄羅斯東方學家巴托爾德（W. Barthold）考證，「帖木兒計劃使撒馬兒罕成為世界上最莊嚴的城市，為表明這一設想，他把撒馬爾罕城周邊村莊冠以一系列最著名的城市名稱，諸如蘇丹尼亞、失剌思、巴格達、大馬色和米昔兒等。」前人讀明史，因不知此事而墜入迷途。例如：陳誠從未去過阿富汗赫拉特以西，但他的《西域使程記》卻提到「石剌思」（《絲路山水地圖》作「失剌思」）。又如：《明史·西域傳》記載：「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樂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馬爾罕者，道經其地，賜其酋文綺諸物。十七年，偕鄰國失剌思共貢獅、豹、西馬，賚白金、鈔幣。使臣辭還，命魯安等送之。」亦思弗罕在今伊朗的伊斯法罕，與俺的干相去甚遠。除了傅安和李貴之外，明朝使者無人去過波斯境內失剌思和亦思弗罕，故陳誠提到的「石剌思」和《明史·西域傳》所說「地近俺的干」的「失剌思」皆為帖木兒在撒馬爾罕附近興建的波斯名城。
2011年，林老師在《蒙古山水地圖》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詳細考證。《絲路山水地圖》在撒馬爾罕城之西所標「巴答山城」，當為帖木兒大帝模仿巴達克山城在撒馬爾罕城之西所建城市。清軍追殺大小和卓直至巴達克山附近，平定回部叛亂之後立有乾隆紀功碑，因此，清代地圖不可能把巴達克山標在撒馬爾罕城之西。
六、《絲路山水地圖》第二卷之我見
從明嘉靖年間刻本和彩繪抄本看，《絲路山水地圖》應還有第二卷，內容為這幅地圖天方國（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加）至魯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城歐洲部分）路線，以及文字說明。從阿里袞等編《蘿圖薈萃》看，這幅明代皇家輿圖第二卷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已經不在宮中。從慶桂等編《國朝宮史續編》看，這幅明代皇家地圖第一卷從宮中流失當在嘉慶十一年（1806年）之後。
《絲路山水地圖》第二卷復原
2009年，林老師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現此圖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彩繪抄本，圖文並茂，亦名《西域土地人物圖》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林老師認為，這個彩繪抄本當系兵部用圖，馬里等纂《陝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圖》則為地方官用圖，而絹本《絲路山水地圖》手卷實乃嘉靖皇帝用圖。不過，這幅絹本地圖手卷並非全圖，至少缺四分之一，地理範圍從尼羅河三角洲南端的米癿力城（Misr，今埃及開羅）至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的魯迷城（Rum。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爾城歐洲部分）。據北京收藏家實測，《絲路山水地圖》畫心長達30.12米，如果第二卷所缺四分之一圖長約10米，那麼原圖長達40米。如果此圖文字說明部分長約10米，這幅絹本地圖手卷全長50米，令人震撼。
眾所周知，中國人在明代創造了許多令世人震驚的世界奇蹟，人稱「大明帝國的奇蹟」。明朝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朱棣在短短二十二年間（1403－1424年）將中央集權的東方大帝國推向顛峰，創造了許多中國乃至世界之最。中國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成書於明永樂元年至四年（1403－1407年）。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名單中，幾乎一半是明代建築，如萬里長城，北京紫禁城、湖北武當山道觀等，一無例外全是明代建造的。如果說《鄭和航海圖》表現的是明帝國與西方的海上交通，那麼《絲路山水地圖》則反映明帝國與西方國家的陸路交通，生動展示了絲綢之路最後的輝煌。
最後，林老師借用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慧能禪師一首偈頌作為講座的結束語。其文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林梅村教授講座現場
講座現場觀眾
註：
1、本書為2011年義大利羅馬國家博物館舉辦的「絲綢之路」展覽圖錄，可在讀秀網上搜索「蒙古山水地圖」選擇文獻傳遞閱讀。
2、此文後來分別用中英文發表（英文版為Lin Meicun, 「A Study on the Court Cartographers of the Ming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49 (Ostasien- Verlag aus Gossenburg, 2015), pp.187-228；中文版為《明帝國宮廷製圖師考》，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3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7－233頁；收入林梅村著《觀滄海——大航海時代諸文明的衝突與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3－77頁）。
3、中央電視台春晚攝製組在春節前夕曾經對林老師進行過一個專訪，視頻網址：
http://news.cctv.com/2018/02/17/ARTISlfJa69JyiBVQRzVi0Wr180217.shtml。
4、網友原帖網址：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08159639078463。
5、本次演講的時間和地點，至今仍可在普林斯頓大學官方網站上查到：
http://web.princeton.edu/sites/TangCenter/lectures0405.html。
來源：北大考古文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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