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研究

原標題：【大師經典】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研究

竺可楨（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紹興縣東關鎮（今屬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近代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者。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文 | 竺可楨

《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歷史時期的世界氣候是有變遷的。非常豐富的中國歷史文獻為研究我國古代氣候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作者根據歷史和考古發掘材料，證明我國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河南安陽殷墟時代，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 左右。在這以後，年平均溫度有2一3℃ 的擺動，寒冷時期出現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時代。漢唐兩代則是比較溫暖的時代。這種氣候變遷是全世界性的。氣侯變冷時先從太平洋西岸開始，由日本、中國東部逐漸向西移到西歐。溫度回升時則自西向東行。充分認識歷史上氣候的變遷情況並掌握其規律，「古為今用」 ，對氣候的長期預報是有所補益的。

中國古代哲學家和文學家如沈括（1030-1094）、劉獻廷（1648-1695）對於中國歷史時期的氣候無常, 早有懷疑但他們拿不出很多實質性事實以資佐證, 所以後人未曾多加註意。直到現世紀二十年代, 「 五四」運動、即反帝反封建運動之後, 中國開始產生了一種新的革命精神一部分先進分子引入馬克思列寧主義, 建立中國共產黨, 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的革命鬥爭在這種新形勢下, 近代科學也受到推動和擴展, 例如應用科學方法進行考古發掘, 並根據發掘材料對古代歷史、地理、氣象等進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 有人據此推斷在三千年前, 黃河流域同今日長江流域一樣溫暖潮濕。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 成績畢竟是有限的或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錯誤的判斷例如, 近三千年來, 中國氣候經歷了許多變動, 但它同人類歷史社會的變化相比畢竟緩慢得多, 有人不了解這一點, 僅僅根據零星片斷的材料而誇大氣候變化的幅度和重要性, 這是不對的當時作者也曾根據雨量的變化去研究中國的氣候變化, 由於雨量的變化往往受地域的影響, 因此很難得出正確的結果。

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建立了許多工廠、人民公社和研究機關，為科學研究創造了廣闊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我們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指導，解除了對西方資產階級科學家權威思想的束縛，我國科學事業得到蓬勃的發展。

毛澤東教導我們：「 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 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 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 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 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 有所發現, 有所發明, 有所創造, 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 悲觀的論點, 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 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 因為這些論點, 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 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 地球史, 生物史, 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1958年10月，毛澤東主席出席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展覽會，左1為竺可楨、左2為郭沫若，右1為胡喬木。

二十世紀初期, 奧地利的教授J·Hann以為在人類歷史時期, 世界氣侯並無變動這種唯心主義的論斷已被我國歷史記錄所否定, 從下面的論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 古氣候學這門學科好象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學家的注意。在六十年代, 曾舉行過三次古氣候學的世界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上提出的文章, 多半是關於地質時代的氣候, 只有少數討論到歷史時代的氣候無疑, 這是由於在西方和東方國家中, 在歷史時期缺乏天文學、氣象學和地球物理學現象的可靠記載。

在這方面, 只有我國的材料最豐富。在我國的許多古文獻中有著颱風、洪水、旱災、冰凍等一系列自然災害的記載, 以及太陽黑子、極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現象的記錄。1955年，《天文學報》發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十八世紀以前的90個新星。這篇文章出版以後，極為世界上的天文學家所重視。1956年，中國科學院出版兩卷《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包括公元前十二世紀到1955年之間的一千一百八十次大地震。這一工作除了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以外，中外地震學家都非常歡迎這兩卷書。

在中國的歷史文件中, 有豐富的過去的氣象學和物候學的記載，除歷代官方史書記載外,很多地區的地理志方誌, 以及個人日記和旅行報告都有記載, 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論文,只能就手邊的材料進行初步的分析, 希望能夠把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主要趨勢寫出一個簡單扼要的輪廓。

在世界上, 古氣候學這門學科好象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學家的注意。在六十年代, 曾舉行過三次古氣候學的世界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上提出的文章, 多半是關於地質時代的氣候, 只有少數討論到歷史時代的氣候無疑, 這是由於在西方和東方國家中, 在歷史時期缺乏天文學、氣象學和地球物理學現象的可靠記載。

在這方面, 只有我國的材料最豐富在我國的許多古文獻中有著颱風、洪水、旱災、冰凍等一系列自然災害的記載, 以及太陽黑子、極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現象的記錄。

在中國的歷史文件中, 有豐富的過去的氣象學和物候學的記載，除歷代官方史書記載外,很多地區的地理志方誌, 以及個人日記和旅行報告都有記載, 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論文,只能就手邊的材料進行初步的分析, 希望能夠把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主要趨勢寫出一個簡單扼要的輪廓。

根據手邊材料的性質, 近五千年的時間可分為四個時期即

一、考古時期, 大約公元前3000年至1100年, 當時沒有文字記載（刻在甲骨上的例外）；

二、物候時期, 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 當時有對於物候的文字記載, 但無詳細的區域報告。

三、方誌時期, 從公元1400年到公元1900年，在我國大半地區有當地寫的而時加修改的方誌。

四、儀器觀測時期，我國自1900年以來開始有儀器觀測氣象記載, 但局限於東部沿海區域。

氣候因素的變遷極為複雜, 必須選定一個因素作為指標，如雨量為氣候的重要因素, 但不適合於做度量氣候變遷的指標。原因是在東亞季風區域內, 雨量的變動常趨極端, 非旱即澇，再則鄰近兩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 溫度的變遷微小, 雖攝氏一度之差, 亦可精密量出, 在冬春季節即能影響農作物的生長。而且冬季溫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亞高氣壓的控制, 使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溫度升降比較統一, 所以本文以冬季溫度的升降作為我國氣候變動的唯一指標。

考古時期（前3000——前1100年）

解放後二十多年來，我國考古學家在我國的不同地區進行了廣泛的發掘。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是一個最熟知的遺址。根據1963年出版的報告, 在1954年秋到1957年夏之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這個遺址上，進行了五個季節的發掘，大約發掘了10，000 平方米的面積，發現了40多個房屋遺址，200多個貯藏窖，250個左右的墓葬，近10，000 件的各種人工製造物。根據研究，農業在半坡的人民生活中顯然起著主要作用。種植的作物中有小米, 可能有些蔬菜；雖然也養豬狗，但打獵捕魚仍然是重要的。由動物骨骼遺迹表明，在獵獲的野獸中麞（又名河麂，Hydropotes inermis）和竹鼠（Rhizomys sinensis）……。書中認為，這個遺址是屬於仰韶文化(用同位素測定為5600一6080年前）；並假定說，因為水麞和竹鼠是亞熱帶動物，而現在西安地區已經不存在這類動物，推斷當時的氣候必然比現在溫暖潮濕。

在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安陽，另有一個熟知的古代遺址—殷墟。它是殷代（約公元前1400一1100年）故都。那裡有豐富的亞化石動物。楊鍾健和德日進（P.Teilhar de chardin）曾加以研究，其結果發表於前北京地質調查所報告之中。這裡除了如同半坡遺址發現多量的水麞和竹鼠外，還有獏（Tapirus indicus Cnvier）、水牛和野豬。這就使德日進雖然對於歷史時代氣候變化問題自稱為保守的作者，也承認有些微小的氣候變化了。因為許多動物現在只見於熱帶和亞熱帶。

然而對於氣侯變化更直接的證據是來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文上。在二十多年前胡厚宣曾研究過這些甲骨文，發現了下列事實：在殷代時期，中國人雖然使用陰曆，但已知道加上一個閏月（稱為第十三個月）來保持正確的季節；因而一年的第一個月是現在的陽曆的一月或二月的上半月。在殷墟發現十萬多件甲骨，其中有數千件是與求雨或求雪有關的。在能確定日期的甲骨中，有137件是求雨雪的，有14件是記載降雨的。這些記載分散於全年，但最頻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個月。在這段時間內降雪很少見。當時安陽人種稻，在第二個月或第三個月，即陽曆三月份開始下種；比現在安陽下種要到四月中，大約早一個月。論文又指出, 在武丁時代（公元前1324？一1365年？）的一個甲骨上的刻文說，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在殷墟發現的亞化石象必定是土產的，不是象德日進所主張的，認為都是從南方引進來的。河南省原來稱為豫州，「豫」字就是一個人牽了大象的標誌。這是有其含義的。

一個地方的氣候變化，一定要影響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只是植物結構比較脆弱，所以較難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象動物能移動，因而作氣候變化的標誌或比動物化石更為有效。對於半坡地層進行過孢子花粉分析，因花粉和孢子並不很多，故對於當時的溫冷情況，不能有正面的結果，只能推斷當時同現在無大區別，氣候是半乾燥的。1930一1931年，在山東歷城縣兩城鎮（北緯35°25′、東經119°25′ ）發掘龍山文化遺址。在一個灰坑中找到一塊炭化的竹節，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節（龍山灰坑中發現一塊炭化竹節，系根據當時參加遺址發掘的尹達同志的轉達。龍山文化出土的一部分陶器器形似竹節，系夏鼐同志面告。）。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竹類的分布在黃河流域是直到東部沿海地區的。

從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假設，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來，竹類分布的北限大約向南後退緯度從1一3°。如果檢查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溫度及年平均溫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溫度減低3一 5 ℃，年平均溫度大約減低2℃。某些歷史學家認為，黃河流域當時近於熱帶氣候，雖未免言之過甚，但在安陽這樣的地方，正月平均溫度減低3一5℃，一定使冬季的冰雪總量有很大的不同，並使人們很容易覺察。那些相信冰川時期之後氣候不變的人是違反辯證法原則的；實際上，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同地質時期的氣候變化是一樣的，只是幅度較小而已。現代的溫度和最近的冰川時期，即大約一二萬年以前時代相比，年平均溫度要溫暖到攝氏七八度之多，而歷史時期年平均溫度的變化至多也不過二三度而已。氣候過去在變，現在也在變，將來也要變。近五千年期間，可以說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不過氣候變化的詳細情形，尚待更多的發現來證實。

物候時期（公元前1100年——1400年）

觀測儀器以前，人們要知道一年中寒來暑往，就用人目來看降霜下雪，河開河凍，樹木抽芽發葉、開花結果，候鳥春來秋往，等等，這就是物候。我國勞動人民，因為農業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十一世紀時便開創了這種觀測。如《夏小正》、《禮記·月令》均載有從前物候觀察的結果。積三千年來的經驗，材料極為豐富，為世界任何國家所不能企及。

周朝建立（公元前1066年—249年）國都設在西安附近的鎬京，就來到物候時期。當時官方文件先銘於青銅，後寫於竹簡。中國的許多方塊字，用會意象形來表示，在那時已形成。由這些形成的字，可以想像到當時竹類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的顯著作用。方塊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書籍、傢具、運動資料、建築部分以及樂器等名稱，都以「竹」為頭，表示這些東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在周朝初期氣候溫暖可使竹類在黃河流域廣泛生長，而現在不行了。

氣候溫和由中國最早的物候觀測也可以證實。新石器時期以來，當時住居在黃河流域的各民族都從事農業和畜牧業。對於他們，季節的運行是頭等重要的事。當時的勞動人民已經認識到一年的兩個「 分」點（春分和秋分）和兩個「 至」點（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個太陽年的年裡確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辦法，能把春分固定下來，作為農業操作的開始日期。商周人民觀察春初薄暮出現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紅色的大火星來固定春分（《左傳》襄公九年「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 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見《春秋左傳正義》）。別的小國也有用別的辦法來定春分的。如在山東省近海地方的郯國人民, 每年觀測家燕的最初來到以測定春分的到來。《左傳》提到郯國國君到魯國時對魯昭公說，他的祖先少皞在夏、殷時代，以鳥類的名稱給官員定名，稱玄鳥為「分」點之主，以示尊重家燕(《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這種說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規地在春分時節來到郯國，郯國以此作為農業開始的先兆。我們現在有物候觀察網，除作其他觀察外，也注意家燕的來去。根據近年來的物候觀測，家燕近春分時節正到上海，十天至十二天之後到山東省泰安等地。郯居於上海與泰安之間。據E·S·Wilkinson在他的《上海鳥類》一書中寫道：「 家燕在3月22日來到長江下游、上海一帶，每年如此。」[8] 顯然三四千年前家燕於春分已到郯國，而現在春分那天家燕還只能到上海了。把這兩個地點的同一時期（1932-1937年）比較一下看一看它們有多少差別，那是有意義的。

周朝的氣候，雖然最初溫暖，但不久就惡化了。《竹書紀年》上記載周孝王時，長江一個大支流漢水，有兩次結冰，發生於公元前903和897年。《紀年》又提到結冰之後，緊接著就是大旱。這就表示公元前第十世紀時期的寒冷。《詩經》也可證實這點。相傳《詩經·豳風》是周初成王時代（公元前1063一1027年）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寫成。豳的地點據說是一個離西安不遠，海拔500米高的地區。當時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們可以從《豳風》中的下列詩句中看出來：

八月剝棗，十月獲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接著又說：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這些詩句，可以作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十世紀和十一世紀時代邠地的物候日曆。如果我們把《豳風》里的物候和《詩經》其他國風的物候如《召南》或《衛風》里的物候比較一下，就會覺得邠地的嚴寒。《國風· 召南》詩云，「 摽有梅，頃筐塈之。」 《衛風》詩云，「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 梅和竹均是亞熱帶植物，足證當時氣候之和暖，與《豳風》物候大不相同。這個冷暖差別一部分是由於邠地海拔高的緣故，另一方面是由於周初時期，如《竹書紀年》所記載過有一個時期的寒冷，而《豳風》所記正值這寒冷時期的物候。在此連帶說一下，周初的陰曆是以現今陽曆的十二月為歲首的，所以《豳風》的八月等於陽曆九月，其餘類推（有人以為周正建子應與今日陽曆相差兩個月。但「 周建子」不過是傳統的說法。據《豳風》「七月流火」，大火星的位置加以歲差計算，和春秋時日蝕的推算，可以決定周初到春秋初期的歷是建丑，而不是建子。

周朝早期的寒冷情況沒有延長多久，大約只一二個世紀，到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0一481年）又和暖了。《左傳》往往提到，山東魯國過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590和545年時尤其如此。此外，像竹子、梅樹這樣的亞熱帶植物，在《左傳》和《詩經》中，常常提到。

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以來，梅樹為全國人民所珍視，稱梅為花中之魁，中國詩人普遍吟詠。事實上，唐朝以後，華北地區梅就看不見。可是，在周朝中期，黃河流域下游是無處不有的，單在《詩經》中就有五次提過梅。在《秦風》中有「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的詩句。終南山位於西安之南，現在無論野生的或栽培的，都無梅樹（根據陝西武功西北農學院辛樹幟等同志的調查。關於本文中西安武功一帶物候材料，全系西北農學院同志所供給，特此致謝。）。下文要指出，宋代以來，華北梅樹就不存在了。在商周時期，梅樹果實「 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鹽一樣重要，用它來調和飲食，使之適口（因當時不知有醋）。《書經· 說命篇下》說「 若作酒醴，爾惟麹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這說明商周時期梅樹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到戰國時代（公元前480一222年）溫暖氣候依然繼續。從《詩經》中所提糧食作物的情況，可以斷定西周到春秋時代，黃河流域人民種黍和稷，作為主要食物之用。但在戰國時代，他們代之以小米和豆類為生。孟子提到只北方部族種黍。這種變化大約主要由於農業生產資料改進之故，例如鐵農具的發明與使用。孟子又說，當時齊魯地區農業種植可以一年兩熟。比孟子稍後的荀子證實此事。荀子說，在他那時候，好的栽培家，一年可生產兩季作物。荀子生於現在河北省的南部，但大半時間在山東省工作，山東之南江蘇之北。近年來直到解放，在淮河北部習慣於兩年輪種三季作物，季節太短, 不能一年種兩季。二十四節氣是戰國時代所觀測到的黃河流域的氣候而定下的。那時把霜降定在陽曆十月廿四日。現在開封、洛陽（周都）秋天初霜在十一月三日到五日左右。雨水節，戰國時定在二月廿一。現在開封和洛陽一帶終霜期在三月廿二日左右。這樣看來，現在生長季節要比戰國時代長三四十天。這一切表明，在戰國時期，氣侯比現在溫暖得多。

到了秦朝和前漢（公元前221一公元23年）氣候繼續溫和。相傳秦呂不韋所編的《呂氏春秋》書中的《任地篇》里有不少物候資料。清初（公元1660年）張標所著《農丹》書中曾說道《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後六七旬而蒼蒲未發者矣」，照張標的說法，秦時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個星期。

漢武帝劉徹時（公元前140一87年），司馬遷作《史記》，其中《貨殖列傳》描寫當時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漢江陵千樹橘；……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按橘、漆、竹皆為亞熱帶植物，當時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 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 均已在這類植物現時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一閱今日我國植物分布圖，便可知司馬遷時亞熱帶植物的北界比現時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黃河在瓠子決口，為了封堵口子，斬伐了河南淇園的竹子編成為容器以盛石子，來堵塞黃河的決口。可見那時河南淇園這一帶竹子是很繁茂的。

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於寒冷的趨勢，有幾次冬天嚴寒，晚春國都洛陽還降霜降雪，凍死不少窮苦人民。但東漢冷期時間不長。當時的天文學家、文學家張衡曾著《南都賦》，賦中有「穰橙鄧橘」之句，表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直到三國時代曹操在銅雀台種橘，只開花而不結果，氣候已比前述漢武帝時代寒冷。曹操兒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廣陵（今之淮陰）視察十多萬士兵演習，由於嚴寒，淮河忽然凍結，演習不得不停止。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記載的淮河結冰。那時氣候已比現在寒冷了。這種寒冷氣候繼續下來，直到第三世紀後半葉, 特別是公元280一289年的十年間達到頂點，當時每年陰曆四月（等於陽曆五月份）降霜。徐中舒曾經指出漢晉氣候不同，那時年平均溫度大約比現在低1一2℃。

南北朝（公元420一589年）期間，中國分為南北，以秦嶺和淮河為界。因南北戰爭和北部各族之間的戰爭不斷發生，歷史記載比較貧乏。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個有氣候意義的有趣之事。冰房是周代以來各王朝備有的建築，用以保存食物新鮮使其不致腐爛之用的。南朝以前，國都位於華北黃河流域，冬季建立冰房以儲冰是不成問題的，但南朝都城在建業（今南京），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裝起冰來，情形就不同了。問題是冰從何處來？當時黃淮以北是敵人地區，不可能供給冰塊；人工造冰的方法，當時還不可能；如果南京冬季溫度象今天一樣，南京附近的河湖結冰時間就不會長，冰塊不夠厚，不能儲藏。在1906一1961年期間，南京正月份平均溫度為+2.3℃，只有1930，1933和1955年三年降低到0℃ 以下。因此，如果南朝時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個現實，那末南京在那時的冬天要比現在大約冷2℃，年平均溫度比現在低1℃。

大約在公元533一544年，北朝的賈思勰寫了一本第六世紀時代的農業百科全書《齊民要術》，很注意當時他那地區的物候性質。他說：「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這本書代表了六朝以前中國農業最全面的知識。近來的中國農業家和日本學者都很重視這本書。賈思勰生於山東，他的書是記載華北—黃河以北的農業實踐。根據這本書，陰曆三月（陽曆四月中旬）杏花盛開；陰曆四月初旬（約陽曆五月初旬）棗樹開始生葉，桑花調謝。如果我們把這種物候記載同黃河流域近來的觀察作一比較，就可認清第六世紀的杏花盛開和棗樹出葉遲了四周至兩周，與現今北京的物候大致相似。關於石榴樹的栽培，這本書說：「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纏之，不裹則凍死也。二月初乃解放。」現在在河南或山東, 石榴樹可在室外生長，冬天無需蓋埋，這就表明六世紀上半葉河南、山東一帶的氣候比現在冷。

第六世紀末至第十世紀初，是隋唐（公元589一907年）統一時代。中國氣候在第七世紀的中期變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國都長安無雪無冰。第八世紀初期，梅樹生長於皇宮。唐玄宗李隆基時，妃子江采蘋因其所居種滿梅花，所以稱為梅妃。第九世紀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還種有梅花。詩人元稹就談到曲江的梅。與此同時，柑桔也種植於長安。唐大詩人杜甫提到李隆基種桔於蓬萊殿說，天寶十年（公元751年）秋，宮內有幾株柑樹結實一百五十顆，味與江南蜀道進貢柑桔一樣。唐樂史《楊太真外傳》說的更具體。他說，開元末年江陵進柑桔，李隆基種於蓬萊宮。天寶十年九月結實，宣賜宰臣一百五十多顆。武宗李瀍在位時（公元841一847年），宮中還種植柑桔，有一次桔樹結果，武宗叫太監賞賜大臣每人三個桔子。可見從八世紀初到九世紀中期，長安可種柑桔並能結果實。應該注意到，柑桔只能抵抗-8℃ 的最低溫度，梅樹只能抵抗-14℃ 的最低溫度。在1931一1950年期間，西安的年絕對最低溫度每年降到-8℃ 以下，二十年之中有三年（1936、1947和1948年）降到-14℃ 以下。梅樹在西安生長不好，就是這個原因，用不著說橘和柑了。

唐朝時代，生長季節也似乎比現在長。大約在公元862年，樊綽寫的《蠻書》中說曲靖以南（北緯24°45′；東經103°50′），滇池以西，人民一年收穫兩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麥或大麥。現在曲靖一帶的農民很難照樣耕種，因為他們發現生長季節太短，不得不種豌豆和胡豆來代替小麥和大麥（根據云南省氣象局1966年資料）。

唐滅亡後，中國進人五代十國時代（公元907一960年）。在此動亂時代沒有什麼物候材料可以做為依據。直到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才統一起來，國都建於河南省開封。宋初詩人林逋隱居杭州以詠梅詩而得名。梅花因其一年中開花最早，被推為花中之魁首，但在十一世紀初期，華北已不知有梅樹，其情況與現代相似。梅樹只能在西安和洛陽皇家花園中及富家的私人培養園中生存。著名詩人蘇軾在他的詩中，哀嘆梅在關中消失。蘇軾詠杏花詩有「 關中幸無梅, 賴汝充鼎和」。同時代的王安石嘲笑北方人常誤認梅為杏，他的詠紅梅詩有「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從這種物候常識，就可見唐宋兩朝溫寒的不同。

十二世紀初期，中國氣候加劇轉寒，這時，金人由東北侵入華北代替了遼人，佔據淮河和秦嶺以北地方，以現在的北京為國都。宋朝（南宋）國都遷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記載江蘇、浙江之間擁有2250平方公裡面積的太湖，不但全部結冰，且冰的堅實足可通車。寒冷的天氣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凍死。在國都杭州降雪不僅比平常頻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據南宋時代的歷史記載，從公元1131年到1260年，杭州春節降雪，每十年降雪平均最遲日期是四月九日，比十二世紀以前十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遲一個月。公元1153一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時，靠近蘇州的運河，冬天常常結冰，船夫不得不經常備鐵鎚破冰開路。公元1170年南宋詩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陰曆九月九日即重陽節（陽曆10月20日）到北京，當時西山遍地皆雪，他賦詩紀念。蘇州附近的南運河冬天結冰，和北京附近的西山陽曆十月遍地皆雪，這種情況現在極為罕見，但在十二世紀時，似為尋常之事。

第十二世紀時，寒冷氣候也流行於華南和中國西南部。荔枝是廣東、廣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等地廣泛栽培的果樹，具有很大經濟意義的典型熱帶果實之一。荔枝來源於熱帶，比橘柑更易為寒冷氣候所凍死，它只能抵抗-4℃ 左右的最氏溫度。1955年正月上旬華東沿海發生一次劇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災害。根據李來榮寫的《關於荔枝龍眼的研究》一書，福州（北緯26°42′ 東經119°20′）是中國東海岸生長荔枝的北限。那裡的人民至少從唐朝以來就大規模地種植荔枝。一千多年以來，那裡的荔枝曾遭到兩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十二世紀。

唐朝詩人張籍《成都曲》一詩，詩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陸遊只知道宋時成都無荔枝，但並不能證明唐代成都也無荔枝），說明當時成都有荔枝。宋蘇軾時候，荔枝只能生於其家鄉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樂山，在其詩中及其弟蘇轍的詩中，有所說明南宋時代陸遊和范成大均在四川居住一些時間，對於荔枝的分布極為注意。從陸遊的詩中和范成大所著《吳船錄》書中所言，第十二世紀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作為經濟作物，只樂山尚有大木輪圍的老樹。荔枝到四川南部沿長江一帶如宜賓、滬州才大量種植。現在眉山還能生長荔枝，然非作為經濟作物。蘇東坡公園裡有一株荔枝樹，據說約一百年了。現在眉山市場上的荔枝果，是來自眉山之南的樂山以及更為東南方的滬州。由此證明，今天的氣候條件更像北宋時代，而比南宋時代溫暖。從杭州春節最後降雪的日期來判斷，杭州在南宋時候（十二世紀），四月份的平均溫度比現在要冷1一2℃。

日本雖與我國隔有遼闊達四百公里的日本海，但日本所記的物候仍能與我國物候相對比。日本保存有很可寶貴的物候觀察記錄。第九世紀以後，日本的皇帝和封建主，歷年在西京花園設宴慶祝日本的櫻花盛開，慶祝日期均有記載，直到十九世紀為止。這些記載可與現在的物侯記載相比較。

這個表表明，在大約一千年的記載中，京都櫻花開花的平均日期，以第九世紀最早，以第十二世紀最遲。在這段時間，中國氣候和日本氣候的變化是一致的。但到十七世紀，在我國正值明末清初，氣候非常寒冷，而日本的櫻花反而比現在開得早，原因何在，迄今尚不能解釋。

第十二世紀剛結束，杭州的冬天氣溫又開始回暖。在公元1200、1213、1216和1220年，杭州無任何的冰和雪。在這時期著名道士邱處機曾住在北京長春宮數年。於公元1224年寒食節作《春遊》詩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可知那時北京物候正與北京今日相同。這種溫暖氣候好象繼續到十三世紀的後半葉，這點可從華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證明。隋唐時代，河內（今河南省博愛）、西安和鳳翔（陝西省）設有管理竹園的特別官府衙門，稱為竹監司，南宋初期，只鳳翔府竹監司依然保留，河內和西安的竹監司因無生產取消了。元朝初期（公元1268一1292年)，西安和河內又重新設立「竹監司」的官府衙門，就是氣候轉暖的結果。但經歷了一個短時間又被停止，只有鳳翔的竹類種植繼續到明代初期才停。這一段竹的種植史，表明十四世紀以後即明初以後，竹子在黃河以北不再作為經濟林木而培植了。

十三世紀初和中期比較溫暖的期間是短暫的，不久，冬季又嚴寒了。根據江蘇丹陽人郭天錫日記，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無錫沿運河乘船回家途中運河結冰，不得不離船上岸。杭州浙江省圖書館有手錄稿，僅存公元1309年冬天兩個月的日記。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結冰，厚達數尺，人可在冰上走，橘盡凍死。這是太湖結冰記載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蒙古族詩人迺的詩集中，有一首詩，描述1351年山東省白茅黃河堤岸的修補和同年陽曆11月冰塊順著黃河漂流而下，以致干擾修補工作，集二《新隄謠》記述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河決白茅，氾濫千餘里，人民流離失所慘況，乃作此歌。中有「大臣雜議拜都水，設官開府臨青徐，分監來時當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調夫十萬築新隄，手足血流肌肉裂，監官號令如雷風，天寒日短難為功」云云）。黃河流域水利站近年記載表明，河南和山東到十二月時，河中才出現冰塊。可見迺賢時黃河初冬冰塊出現要比現在早一個月。乃賢居住北京數年，在他的關於家燕的一首詩中，「三月盡（陽曆四月末）方至，甫立秋（陽曆八月六、七日）即去」，停留那樣短的時間，同現在的物候記載相比來去各短一周。從上述的物候看來，十四世紀又比十三世紀和現時為冷。第十三、四世紀時期，我國物候的變遷和日本櫻花物候又是相符合的。

氣候的寒溫也可以從高山頂上的雪線高低來斷定。氣候冷，雪線就要降低。在十二三世紀時，我國西北天山的雪線似乎比現在低些。《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述邱處機應成吉思汗邀請，由山東經蒙古、新疆到撒馬爾罕，於公元1221年10月8日（陽曆）路過三台村附近的賽里木湖。邱處機在遊記中說，「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這個湖的海拔高度是2073米，而圍繞湖的最高峰大約再高出1500米。作者於1958年9月14日和16日兩次途經賽里木湖時，直至山頂並無積雪。當前，天山這部分雪線位於3700一4200米之間，考慮到邱過這個地方時的季節，如山頂已被終年雪線所蓋，則當時雪線大約比現在較低200到300米。中國地貌工作者，近年來在天山東段海拔3650米高處, 發現完全沒有被侵蝕，看來好象是最近新留下來的終磧石。這可能是第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寒冷時代所遺留，即西歐人所謂的現代「小冰期」。中國十二三世紀（南宋時代）的這個寒冷期，似乎預見歐洲將要在下一二個世紀出現寒冷。依據研究，在歐洲部分的俄羅斯平原，寒冷期約在公元1350年開始；在歐洲中部的德意志、奧地利地區， H·Flohn以為公元1429到1465年是氣候顯然惡化的開始：在英格蘭，H·H·Lamb以為公元1430、1550和1590年英國饑荒，都因天氣寒冷所致。由此可見，中國的寒冷時期，雖未必與歐洲一致，同始同終，但仍然休戚相關。可能寒冷的潮流開始於東亞，而逐漸向西移往西歐。

方誌時期（公元1400一1900年）

到了明朝（公元1368一1644年），即十四世紀以後，由於各種詩文、史書、日記、遊記的大量出版，物候的材料散見各處，即使搜集很少一部分已非一人精力所能及。幸而此種材料大多收集在各省各縣編修的地方志中。我國地方志有五千多種。這些地方志，除儀器側定的氣候記錄外，對於一個地區的氣候提供了很可靠的歷史資料。上節所述的物候材料只限於生物方面的證據，如氣候對於植物生長和動物分布的關係，以及對於當地人民農業操作的影響，只能作為提示，很少直接證實氣候確與現在不同。天氣災害直接與氣候有關，當我們有以往的氣候資料與現在的氣候資料作比較時，我們就更有證據了。

各種氣候天災中，我們以異常的嚴冬作為判斷一個時期的氣候標準。如平常年裡不結冰的河湖結了冰，這是異常的事情。全世界在熱帶的平原上是看不到冰和雪的，一旦熱帶平原冬天下雪結冰，這也是異常的事情。本節所討論的就是這兩種異常氣候的出現。中國三個最大的淡水湖是鄱陽湖，面積5100平方公里，洞庭湖4300平方公里，太湖3200平方公里。這三個湖均與長江相連。鄱陽湖和洞庭湖位於北緯29°左右，太湖位於北緯31°一31°30′之間。對於河流冰凍，我們以江蘇省盱眙的淮河和湖北省襄陽漢水為標準。南京地理研究所徐近之曾經根據這些河湖周圍地區的方誌作了長江流域河湖結冰年代的統計，和近海平面的熱帶地區降雪落霜年數的統計，兩種統計一共用了六百六十五種方誌。對於熱帶地區的降雪只參考了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方誌。雲南熱帶地區因海拔太高不包括在內。

十三世紀以前的資料很少，殘缺很多所以只列為一行。二十世紀以來氣候比較溫和，直到1970年只一次江湖結冰所以只列為一行。第十四世紀以後，按一世紀的四分之一時間把資料列於表中（熱帶地區的降雪從十六世紀開始）。同時把日本諏訪湖（北緯36°，東經138°）每個世紀的四分之一的年代中溫和冬季次數和結冰日數列於表6[24]以資比較。表6的最末一行，諏訪湖的結冰日期。

在這五百年中我國的寒冷年數不是均等分布的，而是分組排列。溫暖冬季是在公元1550一1600年和1770一1830年間。寒冷冬季是在公元1470一 1520，1620一1720和1840一1890年間。以世紀分，則以十七世紀為最冷，共十四個嚴寒冬天，十九世紀次之，共有十個嚴寒冬天。雖然所列中國的江湖均位於北緯29一32°之間的亞熱帶地區，降雪日期限於熱帶地區，但表4和表5所示的寒溫程序也互相吻合。這是因為三個湖和淮漢二河的結冰，和廣東、廣西的降雪，都來源於西伯利亞或蒙古的特別嚴冷寒流之故。根據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葉篤正的研究，這種寒潮主要是歐洲阻塞高壓的分裂而向東移動的結果。

同日本諏訪湖的記載作一比較，中日兩地的氣候是近於一致的。兩系列都表明，十七世紀的嚴冬較多，只是日本嚴冬開始和結束的年代比中國提早四分之一世紀左右。例如該訪湖在十七世紀公元1626一1650年已開始寒冷，而在中國則要到公元1651一1675年才寒冷。諏訪湖在十五世紀末葉已很寒冷，而中國要到十六世紀初才寒冷，但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出現不調和的現象：當時中國甚嚴寒，諏訪湖則異常溫暖。這種不協調的情況，作者認為和達清夫《日本之氣候》一書中所提到的下列現象是值得注意的。他說，在諏訪湖記載期間，有一溫泉噴出大量溫水灌入諏訪湖，這或許是使諏訪湖溫暖，影響到以後期間的冬季都不結冰。諏訪湖面積只有14.6平方公里，所以易受一些地方因素的影響。

以中國冬季溫度的趨勢同歐洲的冬季溫度的趨勢作比較，其一致性比同日本的一致性更小。在歐洲，公元1150和1300年之間的溫和冬季是最顯著的，而中國十二世紀卻是嚴冬最常見的世紀。中國在十七世紀的寒冷冬季與歐洲的俄羅斯、德國和英國卻相同，但不是發生於同一個十年之中。兩地寒冷冬季與溫和冬季均維持五十年的光景，且互相轉換，這倒是一致的。半個世紀寒溫更迭出現，中國如此，歐洲也如此。這與總的大氣環流變化有關，尤其與上面提到的阻塞高壓的多少和強弱有關。

上面我們只談到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期間冬季的相對寒冷，下面準備說一下這段期間的氣候變化對於人類和動植物的影響。在這個期間，有一件事似乎是很清楚的，即這個五百年（公元1400一1900年）的最溫暖期間內，氣候也沒有達到漢唐期間的溫暖。漢唐時期梅樹生長遍佈於黃河流域。在黃河流域的很多方誌中，有若干地方的名稱是為了紀念以前那裡曾有梅樹而命名的。例如陝西鄜縣（北緯36°，東經109°20′）西北三餘里有梅柯嶺，因唐時有梅樹故名（《鄜州志·山川》，清道光時修）。山東平度（北緯36°48′，東經113°40′）的州北七里有一小山，稱為荊坡，據說曾種了滿山梅樹（《萊州府志·山川》，清乾隆時修。並見《平度州志·山川》，清道光時修）。目前鄜州、平度均無梅。河南鄭州（北緯34°50′，東經113°40′）西南三十里有梅山，高數十仞，周數里，聞往時多梅花故名（《鄭州志·輿地誌》「山川」條）。現已無梅。解放後，鄭州市人民政府在鄭州人民公園栽種梅樹已獲得成功。鄭州在1951一1959年期間，每年絕對最低溫度在-14°以上，可以說是目前梅樹的最北極限。

作為參考，這裡提一下歐洲種葡萄的歷史。公元1100一1300年間，英格蘭南部和德國部分地區，葡萄園廣泛分布。由於以後的嚴冬，特別是公元1430年的嚴冬最低溫度降到-20°至-25°℃，葡萄種植就完全停止了。這寒冷期間直延到二十世紀初才開始回暖。公元1920一1950年期間，年平均溫度上升半度至一度，生長季節同十八世紀相比延長了二三周；葡萄、杏、桃這類果品作物。在英格蘭南部又種植起來了。英國物候的最長紀錄是Norfolk地方Marshall家中五代子孫繼續觀測的記錄，從公元1736年開始直至公元1925年，計190年之久。初春銀蓮花開花，在公元1891一1925年期間要比公元1751一1785年早開21天之多。可知英國二十世紀初比十八世紀溫暖得多 。

在這五百年間，我國最寒冷期間是在十七世紀，特別以公元1650一1700年為最冷。例如唐朝以來每年向政府進貢的江西省橘園和柑園，在公元1654和1676年的兩次寒潮中，完全毀滅了（葉夢珠編：《閱世編》，載葉靜淵《中國農學遺產選集》上編45頁，四類第十四種「柑桔」）。在這五十年期間，太湖、漢水和淮河均結冰四次，洞庭湖也結冰三次。鄱陽湖面積廣大，位置靠南，也曾經結了冰。我國的熱帶地區，在這半世紀中，雪冰也極為頻繁。

在這五百年間，我國物候材料浩繁，非本文所能總結。為了與十四世紀以前的物候材料作比較，這裡只選擇最冷的十七世紀的兩種筆記中所見的物候材料加以論述。一種是《袁小修日記》[29]。明萬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608一1617年）間，袁小修留居湖北沙市附近的日記。另一種是清杭州人談遷著的《北游錄》。敘述公元1653一1655三年間在北京的所見所聞。這兩本書，詳細記載了桃、杏、丁香、海棠等春初開花的日期。從這兩個人的記載，我們可以算出袁小修時的春初物候與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遲七天到十天。談遷所記北京物候與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遲一、二星期。更可注意的是，十七世紀中葉, 天津運河冰凍時期遠較今日為長。公元1653年，談遷從杭州來北京，於陽曆十一月十八日到達天津時，運河已冰凍；到十一月二十日，河冰更堅，只得乘車到北京。公元1655年，陽曆三月五，談遷由京啟程返杭時，北京運河開始解凍。根據談遷的記述，可知當時運河封凍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水電部水文研究所整理了1930一1949年，天津附近楊柳青站所做的記錄，這二十年間，運河冰凍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凍平均日期為12月26日，開河平均日期為2月20日。而據談遷《北游錄》所說，那時北京運河開河日期是在驚蟄節，即陽曆3月6日，比現在要遲十二天。從物候的遲早，可以算出兩個時間溫度的差別。據物候學上「生物氣候學定律」[31]：春初，在溫帶大陸東部，緯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則物候差四天。這樣就可從等溫線圖中標出北京在十七世紀中葉冬季要比現在冷2℃ 之譜。

儀器觀測時期（從公元1900年開始）

風向儀和雨量計在明朝以前就應用了，到1911年，當時的中國政府才建立正規氣象站。新中國成立後，氣象事業空前發展，一個完好的氣象預報站網已遍及全國各地。1900年以前，中國只有極少數地方有氣象記錄。明朝初期，量雨器分布於全國不同地區，1424年，朱棣（明成祖）下令地方長官每年向朝廷報告雨量，藉以估量各個地區的農業生產，但此事不久即流於形式，以後也就停止了。

清代（公元1644一1910年），北京、南京、杭州和蘇州有雨日的記載。北京從公元1724到1903年的記載，現在仍保存於故宮。這些記載只記錄降雨時間的始末，沒提數量；只憑肉眼觀察，而非儀器測量。1932年，曾對這些記載作過一次分析，並寫成報告發表。根據這個報告，由秋季初次降雪到春節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結論是，1801到1850年期間比其前1751一1800年期間和其後1851一1900年期間為溫暖。

1593年，義大利伽利略（Galileo）發明氣溫表。其後不久，耶蘇會教士就把氣溫表引進中國。十八世紀中葉，耶蘇會教士J·Amiot測量了1757一1762年的北京每日最低溫度和最高溫度，其結果發表於法國雜誌，第六卷中。大約一百年後，在1867年，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派遣H·Fritsche到北京建立氣象與地磁站。他在北京工作十六年，著有《東亞氣候》一文。這些論文使我們知道北京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期間的年平均溫度和月平均溫度。嚴格來講，這些舊資料不能與現代的氣象記載相比較，因為觀測時間和儀器安置方法等同現在均不相同（如J·Amiot所用的溫度計尚是列氏刻度的寒暑表）。由於這些資料是我們僅有的十八、九世紀的氣溫記載，所以只能依照其原有數值。

以冬季三個月來講，二十世紀中期的溫度有顯著的暖和。十二月、一月和二月的平均溫度是-2.8℃，較1875一1880年期間的高0.9℃，比十八世紀中期高1.4℃。但1954一1964年間的夏季三個月的平均溫度卻比前兩個期間的溫度顯著降低。這可能由於近年來中國東部大陸性氣候減低，而海洋性氣候增強，因為沿東亞海岸海洋上風速加大，增加海洋的影響之故。在北美洲東北部沿海近年也有這種趨勢；大西洋沿岸洋流因南北溫度差別加大而增加活力，使南北向的風速增大，遂使加拿大東北部冬季增溫而夏季減暖。

在我國，北京是最早有溫度表測定空氣溫度的，但記載不完全，中間有很大的間隙。除北京外，上海、香港和天津也有長時間的空氣溫度記載。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古代溫度相比較，做了十年的滑度平均值。其中香港因缺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溫度，所以只能用各年實際溫度，它的缺點在於使曲線參差不齊，忽上忽下，看不出這時代溫度上升或下降的趨勢。十年滑動平均可以改正這個缺點。曲線表明，上海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氣候十分寒冷，大約比整個期間的冬季（指十二月、一月、二月，下同）平均溫度4.6℃ 降低0.5℃。1897年左右，冬季溫度達到平均數，隨後超過了平均數。在平均數之上停留約十四年。約在1910年左右到1928年，溫度又逐漸下降到低於平均數。接著冬季溫度又趨向增高，直到1945一1950年，超出平均數達0.6℃。此後，溫度逐漸減低，直到1960年回到平均數為止。在這期間，天津的冬季溫度趨勢，也是波浪式地擺動與上海的平行。但頂峰和底點比上海早幾年到來，幅度也較大，而香港的曲線波動頂峰和底點則比上海遲滯，而且滑動平均溫度的幅度較小。

從上海九十年左右的氣溫記錄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期間的溫度為最低，1940年為最高。以上海和同緯度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的亞歷山大和開羅兩地，在同一期間滑動的十年平均溫度（1900年最低，1936年最高）相比，可以發現在下降或衰退期間，上海比開羅早，氣候有向西移動的趨勢；在上升期間，上海比開羅遲，氣候出現向東移的趨勢。

上海八十多年左右期間的氣候趨勢，有些上下擺動的幅度達0.5℃ 或1℃，這是有很大的經濟意義的。它直接影響植物和動物的生長，間接控制病蟲害的發生，以及農業操作、農業生產都可能受到影響。所以, 重溫一下過去的氣候史，掌握氣候的變化規律，預見將來氣候的變化趨勢，這對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具有重大意義。

在英格蘭，G·Manley曾對英格蘭中部1680到1960年的溫度記載，按季和年的十年滑動平均作過研究。發現從1680一1690年低溫期間開始，氣溫有上升趨勢。1880到1950年期間，溫度上升趨勢尤其明顯。此後, 溫度有點下降。與上海、天津相比，英格蘭的冬季溫度在1930年以後，當天津、上海冬季溫度尚在繼續上升的階段，而英格蘭的氣溫則表現下降的趨勢。從1260年到1814年，倫敦泰晤士河完全結冰共23次。其中最堅厚而可乘車馬通行的是在1309一1310年和1688一1689年冬天。從1814年以後，泰晤士河沒有完全冰凍過。蘇聯列寧格勒有1765年以來兩百多年的氣候記錄。列寧格勒地球物理總台把這記錄做了年滑動平均溫度的研究，證明在此期間，列寧格勒年平均是3.9℃，最冷的十年是1780一1789年，平均年溫是2.8℃；而最熱的十年是1927一1936年，平均年溫是5.4℃。以世紀而論，則以十九世紀上半期為最冷。從1890年以後溫度一直在總平均以上。由此可知，從儀器記錄所得出氣候變遷，在歐洲各國比較一致，而與我國則在時間上有先後。

中國近八十年左右期間，溫度變遷已使天山雪線和冰川的進退受到影響。根據1960一1963年中國科學院冰川雪線測量隊的調查，證明在1910一1960年的五十年期間,天山雪線上升40一50米，西部天山的冰川舌後退500一1000米。東部天山的冰川舌後退200到400米。同時森林線的上限也升高。一些調查結果認為，現在覆蓋在天山高峰的冰川是歷史時代寒冷期間的產物，大約是1100一1900年的寒冷期所成，而不是第四紀冰川期的殘餘。

十年滑動的平均曲線，使我們看出了一個地方的氣候變化趨勢。其缺點是它掩蓋了個別的嚴冬。下面我們就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最近七、八十年中的五個最寒冷冬季的平均溫度作比較分析。最低的平均冬季溫度，雖然通常作為整個季節寒冷的最有代表性的標準，但同植物和人類遇著的最大天災不總是符合的。在這段期間內，最嚴酷的天氣，在華中和華東發生於1955年正月；但是沒有列人表8中。因為在1955年，嚴酷的正月，接著就是溫暖的二月，因此整個冬季，溫度不是最低。

1955年正月期間，有連續從西伯利亞來的寒潮，華中、華南許多地方的絕對最低溫度的紀錄被打破了。這一年，正陽關附近的淮河，從一月一日至二月十五日結冰。漢水從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日也結冰二十天。洞庭湖從一月三日至六日完全結冰三天。這是二十世紀洞庭湖、漢水和淮河結冰唯獨一次有記載的事情。這個月的寒潮沿著京漢鐵路走，因此，在這條道路上，溫度降低是最大的。太湖在華東只是部分結冰。中國熱帶很多地方，甚至到海南島的南部都下了霜。數十萬畝的熱帶樹木被凍死，廣東的冬紅薯這年完全毀滅了。

在這個期間，另一次嚴重寒潮人侵是在1936年2月受寒潮影響最嚴重的是天津。當時天津港口和海河出口處，從二月初到三月初都結了冰。這是當地老年人畢生的記憶中所沒有過的，而且在此以後未再發生過。天津港封凍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由於1936二月的極端低溫，平均溫度一月為-6.7℃，二月為-4.4℃，比歷年平均溫度低2.5℃和2.7℃；二, 是由於東風的頻數達28.3％，阻擋浮冰入海；第三，是由於1936 年二月，天津有過量的雪（1891-1949年期間二月最大的雪）。

為什麼有些冬季氣候溫和寒潮很少，而有些冬季寒潮過多而成災害？如果嚴重寒潮季節在一定期間再次發生，那麼, 這種周期性是什麼原因呢？有些氣象學家相信，太陽黑子的周期與氣候的周期有關係。日本和達清夫認為，十九世紀日本稻類作物，由於夏季低溫而生長不好的幾年，似與太陽黑子最大的幾年一致。波蘭的A·Kosiba認為，「北半球的極端嚴冬，是同太陽最活動的亦即太陽黑子最高年有嚴格的相關。但是，這種相關，只是在短期內一個地區有效。如中歐的極端嚴寒冬季，在很多情況下，與北極地區的極端溫暖冬季是同時發生的。

天津、上海和香港的最寒冷冬季，均正好發生於1957和1863年，正是太陽黑子最大的年，這似乎支持了和達清夫和Kosiba的觀點。但是, 如果我們順著線索，追溯到十九世紀和十八世紀最寒冷的冬季和最寒冷的年代，把它們同太陽黑子最大的年相比，我們就可看出它們並非總是一致的。以上海而論，象1945和1878年這樣寒冷的年份，實際見於太陽黑子最小的年。總之, 太陽的活動，如太陽黑子的多少，雖影響到地面上的氣候，但其關係相當複雜，到目前我們還沒能探索出一個很好的規律出來。

結 論

四十或五十年前，歐美大多數正統氣候學家相信，氣候在歷史時代是穩定的。根據當時奧地利的J·Hann的意見，如果有一個地方做了三十年的溫度記載或四十年的降雨記載，我們就能給那個地方建立起一個標準。這個標準能夠代表歷史上過去和將來若干世紀的溫度和雨量。這種見解，已為世界近數十年來收集的氣象資料所否定。在我國，古代作家如《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農丹》的作者張標和《廣陽雜記》的作者劉獻廷，均懷疑歷史時代氣候的恆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氣候變異的事例，記載於上述書籍中。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說道：「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鄉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對於中國氣候的發展史，中國的文獻是一個寶庫，我們應當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的研究，僅僅是一個小學生的試探，試圖窺探中國的悠久氣候史。在中國這樣遼闊的面積上和五千年這樣悠久的歲月里，人們易於在浩如煙海的二十四史和五千多部方誌中找不出頭緒而有所迷失。因此, 誤解和矛盾是難免的，特別在考古時期和物候時期所提的事實，尤其如此。

本文對我國近五千年來的氣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導致下列初步結論：（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於現在2℃左右。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一5℃。其間上下波動，目前限於材料，無法探討。（2）在那以後，有一系列的上下擺動，其最低溫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擺動範圍為1一2℃。（3）在每一個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間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為周期的小循環，溫度範圍是0.5一1℃。（4）上述循環中，任何最冷的時期，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寒冷波動向西傳布到歐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時也有從北向南趨勢。

我國氣候在歷史時代的波動與世界其他區域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氣候的波動是全世界性的，雖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後呼應的。關於歐洲歷史上的氣候變遷，英國C·P·E·Brooks是二十世紀前半期最有成績的作者。我們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紀以來歐洲溫度升降圖與中國同期溫度變遷圖作一對照就可以看出，兩地溫度波瀾起伏是有聯繫的。在同一波瀾起伏中，歐洲的波動往往落在中國之後。如十二世紀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寒冷的一個時期，但是在歐洲，十二世紀卻是一個溫暖時期；到十三世紀才寒冷下來。如十七世紀的寒冷，中國也比歐洲早了五十年。歐洲和中國氣候息息相關是有理由的。因為這兩個區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亞高氣壓的控制。如西伯利亞的高氣壓向東擴展，中國北部西北風強，則中國嚴寒而歐洲溫暖。相反，如西伯利亞高氣壓傾向歐洲，歐洲東北風強，則北歐受災而中國溫和。只有當西伯利亞高壓足以控制全部歐亞時，兩方就要同時出現嚴寒。

挪威的冰川學家曾根據地面升降的結果，做出近一萬年來挪威的雪線升降圖。雪線的升降與一地的溫度有密切關係。一時代氣候溫暖則雪線上升，時代轉寒，雪線下降。以我國五千年來氣溫升降與挪威的雪線高低相比，大體是一致的，但有先後參差之別。溫度0線是現今的溫度水平，在殷、周、漢、唐時代，溫度高於現代；唐代以後，溫度低於現代。挪威雪線也有這種趨勢。但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00年，出現一個寒期為中國所無。尚有一點須指出，即雪線高低雖與溫度有密切關係，但還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節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線上下的曲線完全來代表溫度的升降。

最近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大學物理研究所W·Dansgaard教授，在格陵蘭島上Camp Century地方的冰川塊中，以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結冰時的氣溫，結果是：結冰時氣溫高時，同位素就增加，氣溫增加1℃， 就增加。茲將W·Dansgaard所制近一千七百年來格陵蘭氣溫升降圖與本文中用物候所測得的同時間中國氣溫圖作一比較，A表示從三世紀到現時的中國氣溫的波動。B表示同時期用同位素所測得的格陵蘭島的溫度。圖中兩條線可說幾乎是平行的。從三國到六朝時期的低溫，唐代的高溫到南宋清初的兩次驟寒，兩地都是一致的，只是時間上稍有參差。如十二世紀初期格陵蘭尚有高溫，而中國南宋嚴寒時期已開始。但相差也不過三、四十年，格陵蘭溫度就迅速下降至平均以下。若以歐洲相比，則歐洲在十二、三世紀天氣非常溫暖，與中國和格陵蘭均不相同。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中國《竹書紀年》中所記載的寒冷，在歐洲沒有發現，到戰國時期, 歐洲才冷了下來。但在S·G·Johnsen和W·Dansgaard的圖表中[46]就可以看出，距今三千年前格陵蘭曾經一次兩三百年的寒冷時期，與《竹書紀年》的記錄相呼應。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到二千年間、即在我國戰國秦漢間，格陵蘭卻與中國一樣有溫和的氣候。凡此均說明格陵蘭古代氣候變遷與中國是一致的，而與西歐則不相同。格陵蘭與中國相距二萬餘公里，而古代氣候變動如出一轍，足以說明這種變動是全球性的。作者認為這是由於格陵蘭和我國緯度高氏不同，但都處在大陸的東緣，雖面臨海洋，仍然是大陸性氣候，與西歐的海洋性氣候所受大氣環流影響不相同。加拿大地質調查所在東部安大略省（北緯50°，西經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遺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結果，也是距今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前有一次寒冷時期；但嗣後又轉暖的情況，與中國和格陵蘭相似[47]。我國涂長望曾研究「中國氣溫與同時世界浪動之相關係數」，得出結論：中國冬季（十二月至二月）溫度與北大西洋浪動的相關係數是正的，雖是指數不大，換言之，即中國冬季溫度與北美洲大西洋岸冬季溫度有類似的變化。總之，地球上氣侯大的變動是受太陽輻射所控制的，所以，如冰川時期的寒冷是全世界一律的。但氣候上小的變動，如年溫1一2℃ 的變動，則受大氣環流所左右的，大陸氣候與海洋氣候作用不同，在此即可發生影響。

本文主要用物候方法來揣測古氣候的變遷。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種氣候標誌；用和的比例來測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氣溫是1947年W·D·Urry的新發現，而兩種方法得出的結果竟能大體符合, 也證明了用古史書所載物候材料來做古氣候研究是一個有效的方法。我們若能掌握過去氣候變動的規律，則對於將來氣候的長期預報必能有所補益。本文只是初步探討，對於古氣候說明的問題無幾，而所引起的問題卻不少。我們若能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指導，貫徹「古為今用」的方針，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資料，從古代氣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長期預報，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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