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棍想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說些什麼

1933年3月20日，經納粹黨批准，由慕尼黑警察局長希姆萊開設的第1個集中營在慕尼黑市郊的達濠城火藥廠設立。被關入這個集中營的人超過一萬五千人次，大部分是政治犯。納粹黨對外稱是共產黨，實際上也有很多社會民主黨人被誣陷成共產黨人關了進去。

集中營被認為是納粹黨的一種慘無人道的暴行，我作為一個德棍，所以我想在今天寫一寫自己的一些看法，就當是我和德三粉（三德子）劃清界限和作為德二粉的自白。

很多人會喜歡德三，因為什麼自強不息啊什麼的。的確，在一戰結束之後，德意志和奧地利都被打上了沉重的包袱，巨額的賠款、被限制的軍隊人數、差點完成顏色革命的政府、大蕭條英法加緊索要賠款佔領魯爾區等等等等。在納粹黨上台後，德國的經濟的確出現了復甦，甚至工業總產值在二戰前一度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但是作為一個學歷史的德棍，我們必須要把所有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分開來看。

馬克?尼古拉斯先生的《法西斯主義》（此書可以在牛津通史系列讀本中找到）對法西斯有一些評價是我很贊同的。「客氣些說法西斯主義是對斯巴達式國家的崇拜，其實更直白一些，他唯一的法則就是最為原始的弱肉強食」，「法西斯主義包含了兩個極端，一個是對科學技術的無限追求，一個是對文化藝術現代性的極端仇視」。

其實我們仔細看一下，集中營其實是一種高度科學性的一種管理制度，從進入到編號到分配到「洗澡」到「分贓」到焚化有一套完整的、現在不一定能創造出的一套流程。但是這麼先進的一套管理制度，卻被用來做這種喪盡天良的事情。

我之前看了兩部納粹時期的德國電影，《意志的勝利》和《我們的國王》，表面上看是對陽剛之美和普魯士傳統的追尋，其實細想一下就是鼓勵弱肉強食。

這部法律的執行在現在看來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凡是被認定（只要醫生認定）精神疾病、遺傳疾病患者，可以根據這部法律依法閹割。在後來，這部法律適用範圍越來越廣，甚至色情狂、酒精依賴症、口吃等情況都會被閹割。根據一些只能在圖書館找到的資料，在那個時期，哪怕只是被舉報看色情雜誌或者DIY一些自我放鬆的事情，都會被認定為色情狂。

如果你認為依法閹割就是極限你就錯了。執法機構還會不停的向這些需要閹割的人的家屬施加壓力，半強制性的讓他們在志願安樂死的文書上簽字，所以說在那個時代，連DIY和說話緊張都是大概率送命的事情。根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納粹執政期間，大約有超過6萬完全德國人（指在戰爭前就居住在德國或者父母居住在德國，不包括奧地利、波蘭、梅梅爾等後來通過外交或者戰爭獲得的領土的德國人）被簽字安樂死。

其實，在當時的英法等國也存在著這種類似的「優生法案」，但是只存在閹割，不存在安樂死的情況，而且鑒定標準也比德國嚴格很多，至少需要經過三輪審查才會執行。

而德國當時的說法非常的直接。我看過了一些當時的標語「是他們拖累了健康正直的德國人」、「一個病人需要政府每天花費5.5帝國馬克（RM），而一個五口之家一天也只需要5.5RM」。納粹政府在上台後還多次強調，魏瑪政府在經濟危機之時，平均每天補助給殘疾人、聾啞人等弱勢群體每人6RM，但是用來補助工業救濟失業的錢平均到每人只有2.5Rm，企圖把社會矛盾由政府和工人轉移到健康人群和殘障人士。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很受爭議的人物，Dr.Astel，德國知名兒科專家，1953年去世。在德國一些大學的醫科學院都能看到他的照片，具體他的貢獻其實我也不知道。但是1998年他老宅進行重建的時候，他的孫子交出了一些他的行醫記錄和日記，其中一份納粹黨給他頒發的嘉獎令惹出了不小的爭議。這份頒獎令是獎勵他在「兒童安樂死」方面的傑出貢獻。而在此之前，世人根本不知道納粹德國還進行過這種研究。根據人們翻閱的當時醫院記錄，在1936年到1945年，這位先生主持的兒科醫院有超過七千名兒童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才出生的前三個月，這不由得讓人產生無限聯想。我當然是願意相信這個先生記錄的，那些兒童都是早夭，因為死者為大。

這人只是一個普通的醫生，做出這種事情尚且還能隱藏50年，那要是那些手眼通天的納粹高官，他們究竟做過多少事沒有讓我們知道的。

其實前面說了那麼多，只是為了引出後面這一段。當時德國所謂的種族優選政策，其實還是引發了一些進步人士的覺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白玫瑰抵抗運動」。關於「白玫瑰抵抗運動」的主要資料，其實摘錄自2005年對最後一名倖存的抵抗組織成員弗蘭茨?穆勒的一場採訪。

「白玫瑰抵抗組織」在1942年誕生於集中營的發源地慕尼黑。「白玫瑰」小組最初的發起者是漢斯·紹爾、克里斯托弗·普羅普斯特和亞歷山大·施莫雷爾等幾個慕尼黑大學醫學系的學生。後來，他們的哲學老師胡貝爾教授與其他一些學生也加入進來。在他們當中，紹爾兄妹（漢斯和索菲·紹爾）是最傑出的代表。

他們所寫的傳單中有一張流傳到現在。「難道不是每一個正直的德國人都應該對這些日子以來他們的政府感到羞愧？誰能想到當這些史無前例的罪行流傳於世時，當所謂善良的面具從我們臉上被揭下，我們和我們的後代會感受到多少羞恥」，「任何人都不希望和這些骯髒的罪行有什麼瓜葛，每個人都希望以平靜的步伐安靜的良心走完人生，因此他們選擇充耳不聞。但是他將不會被宣告無罪」。

1943年2月18日清晨，紹爾兄妹帶著一大摞傳單來到慕尼黑大學主樓。他們趁學生們上課的時候，把傳單放在了一些教室的門口。最後，索菲手裡還剩下數百張傳單，她索性把傳單從主樓光明殿的二層拋撒下來。不幸的是，她的舉動被一個修理工告發，蓋世太保立即將紹爾兄妹逮捕。隨即，普羅普斯特、施莫雷爾、維利·格拉夫和胡貝爾教授等80多人也先後被捕。1943年2月22日，納粹法庭對紹爾兄妹等人進行了連續4晝夜的審訊後，宣布判處紹爾兄妹和普羅普斯特死刑。在宣判的法庭上，索菲·紹爾被推離審判庭時說到「將來站在這個被告席上的人，就是您，您將會頂替我的位置」。希特勒為了震懾抵抗組織，特批使用斷頭台。當天下午行刑時，索菲·紹爾第一個走上斷頭台。這位年僅21歲的女學生毫無懼色的抽完最後一根煙，對自己的哥哥說「這個時候我不會奢望什麼正義。現在天氣不錯，我馬上就要犧牲了。如果以後有人記得我們的犧牲並且有所作為，這樣就足夠了」。漢斯·紹爾最後一個就義。在他把頭伸進刀架之前，漢斯突然奮力地高呼：「自由萬歲！」

這段歷史，我給大家推薦西德電影《DieWei?e Rose》。

而「白玫瑰抵抗運動」的傳單能夠流傳下來，必須要感謝老毛奇元帥的四世孫，小毛奇元帥的侄孫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伯爵。他在1944年因為幫助白玫瑰抵抗運動而被判處死刑，他的臨終絕筆說到「我的父親一生，都堅持反對狹隘、專斷的不符合人倫的行為。（生命與正義）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其實，很多的德國人和現在的東方人是一樣的，他們不想參與，但也不是不知道。只有一些真正有良知的人，會奮起反抗。納粹暴政也不是德國當時的全部。

德國的確有很多值得人喜歡的，也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我們必須要分開來對待。我個人喜歡的是德國的自強不息，喜歡的是德國人的自律，喜歡的是德國人對婚姻的忠誠（你可以去看，德國的貴族，哪怕不喜歡，也不會出軌，而是去當苦行僧），喜歡的是普魯士的大總參謀部。但是人無完人，德國自強不息帶來的是兩次世界大戰，自律婚姻忠誠帶來的是出生率下降都快亡國了，大總參謀部打仗一流搶錢更是超一流。其實說這麼多只是想說明，德三並不是德國的全部。

這篇文章的思路來自於一個中國留學生，現在在哥廷根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和在讀博士生古博士。白玫瑰的資料和很多資料的漢化翻譯也是從他那兒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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