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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旅行就沒有人類學丨書評

原標題:沒有旅行就沒有人類學丨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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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旅行就沒有人類學


文/小新

轉載自「檢書」公眾號(jianshu917)


2015年暑期,我去西藏旅行。經行納木錯、安多、那曲,我在藏區足足待了一個月,見識到了還沒有被漢化的藏民。他們貧窮,篤信佛教,對外面的世界格外好奇,卻並不急於謀求改變自己的狀況。我極力想要融入他們的真實生活,用小刀切牛羊肉吃,以糌粑和酥油茶為食;但我終究是匆匆瞥一眼的過客,慣於冷眼旁觀,丟不掉自以為是的理性,喜歡分析、比較、得出結論。可是離開之後,我又總是懷念起他們的那份從容和安定。相信每一位經歷過跨文化的旅者都能理解這種「想要親近而不可、想要脫身卻不能」的掙扎


讀到劉紹華博士的《柬埔寨旅人》,當初的那種感覺又湧上心頭。1998年,劉紹華辭掉《明報》駐台特派記者的工作,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柬埔寨工作隊。在這本小書里,她訴說了旅居柬埔寨的兩年里發生的故事,細緻地記錄了所有感動、憤慨、困惑與恐懼。劉紹華筆下的柬埔寨在經歷過戰亂和暴政的洗禮之後,政治狀況仍然很糟,但與我看到的西藏幾近相同的是,那裡佛教文化盛行,人民生活很苦,臉上卻總是蕩漾著笑容。



柬埔寨首都金邊街景


當時的柬埔寨,最大的特點是窮,其次是亂。劉紹華住在巴薩河西岸的村莊里,窮人家的月收入不足1美元,屋頂蓋著茅草,耕地不足半畝。柬埔寨的鄉間埋著無數下落不明的地雷,首都周圍充斥著撿垃圾維生的平民;兒童的輟學率極高,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學生能讀完中學;城區的交通很差,不惜命的柬埔寨人開著車橫衝直撞。乞討、艾滋病、地下性產業以及人口販賣在這個國家泛濫不絕……


如果給柬埔寨的所有罪惡找一個原因,答案肯定是貧窮。如果刨根問底再給貧窮找一個原因,答案之一則是柬埔寨人效率低下。效率低下的柬埔寨人輸給了現代化的遊戲規則,但在劉紹華看來,這個可貴的品質卻使他們難得地保存了自己的獨特文字、飲食和舞蹈。不被現代化的浪潮裹挾,柬埔寨人超過95%信仰佛教,還烙下了具有柬埔寨特色的神秘而迷人的微笑。劉紹華在書中反覆提及吳哥古城巴陽廟中的闍耶跋摩七世國王臉上的微笑,這種笑容所體現的仁慈和憐憫,以及傳達出的從容與單純,都直接表現在柬埔寨人的臉上。


在柬埔寨,劉紹華始終是一個旅人。她提著一隻手提箱來到柬埔寨,住在「晨光與夕陽都能照得進來」的高腳樓里,開著小汽車往返於城市和鄉村。儘管劉紹華以居民自居,努力進入另一種生命狀態,卻無法擺脫異鄉人的身份。柬埔寨的赤貧、撿食臭肉的農村窮人,還有孤兒院里缺手缺腳的女嬰、「寡婦島」上對森森白骨安之若素的小孩,都使她感到深深的恐懼與困惑。她既不能真正地融入當地的文化,又無法徹底地抽身出來;這似乎是絕大多數田野調查的困境——劉紹華在《我的涼山兄弟》中稱之為「文化糾結」。



柬埔寨的拜佛者

除了貧窮和混亂,最使劉紹華不解的是他們那種刻在骨子裡的矛盾的個性。長期的苦難使柬埔寨人練就了冷漠的本事,長期的貧窮又使他們拚命地討好外國人;以專註和耐心著稱的柬埔寨工匠,卻經常製造出打不開鎖的鑰匙。這種複雜、矛盾而隨意的性格,給劉紹華的「柬埔寨民族志」增添了不少困難。即使一個不那麼敏感的讀者,也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這種文化糾結帶來的痛苦,因此她不斷地嘗試調和與剋制,不斷提醒自己要摒棄所謂的「理性囚禁」。


這種文化糾結非她獨有。劉紹華的鄰居們恐怕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要丟掉還可以吃的臭肉,而首都金邊的年輕女孩子也似乎完全不能明白,為什麼這個亞洲女子竟然可以掙得比歐洲白人還要多。最近網上流傳著一句俏皮話「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力」,正好可以用來形容她們的這種文化糾結。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郭少棠將旅行定義為「跨文化想像」。文化糾結引發的不適感使移動中的人們有慾望去理解另一種文化,想像的拓展則使他們有能力去理解。人們在變動不居的生活里感受旅行帶來的喜悅、衝動和困惑。一旦與異文化發生溝通,人們便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局限,也開始理解自己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湄公河畔的吊腳樓


劉紹華是柬埔寨的「外來和尚」,她可以從容不迫地把這種增量注入自己的觀察中,去考察柬埔寨人的生活與心理。對於一個外來人而言,這兒的一切新鮮事都是理所當然、是「存在即合理」的。她不必先入為主地懷疑,也無法套用自己的人生經驗。相比於生長於斯的台灣,劉紹華更容易理解初來乍到的柬埔寨,因為她沒有直接的經驗可供借鑒,而必須老老實實地弄清楚情況;在分析的過程中,也必須擺脫固有的思維定勢。人類學家在旅行的過程中不只是離開自己的故土,也是離開自己的成見,讓自己的習慣和思維暫時讓步於對遙遠世界的期望。


人類學者必須能夠意識到這種想像。他們確定了一個研究主題,既不能沒有問題意識和預設,又不得不拋去成見;不能不事先了解他將要研究的群體,又不能鑽進文獻資料中跳不出來。他們必須在既有的生命體驗中補充一點點想像力,去把握將要遇到的人以及他們身上各種各樣的特質。


在人類學研究或者在個體的生命體驗中,旅行的終極產物就是這種跨文化的糾結和想像:糾結提供理解另一種文化的可能性,想像則提供理解它的增量。不同於地質學家研究岩石或者昆蟲學家研究蝴蝶標本,我們人類理解另外一群人類,需要「人看待人」的思維和眼光;旅行賦予人類學家這種能力。


可以很武斷地說,沒有旅行就沒有人類學。克里斯在他的新作《人類的故事》(The Story of Life)中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觀點,認為鞋子的發明標誌著現代人類的誕生,因為穿著鞋子人能夠走得更遠,從而使足跡遍布全球。從這個意義上講,旅行對於人類的進程產生過重要影響,也幫助人們了解自身和同類——這本身就是人類學的重要課題。


列維·斯特勞斯


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憂鬱的熱帶》一書中開篇就說「我討厭旅行」,因為旅行「只會使人類學者白白失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有效工作時間」,是人類學者不可避免的障礙之一。但斯特勞斯也意識到,旅行是「無法逃脫」的,因為只有去接觸完全陌生的人類社會,才有可能互不污染地觀察對方。他寫道:「簡而言之,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樣有機會親見種種奇觀異象,可是看不到那些現象的意義,甚至深感厭惡和恐懼;要麼成為現代的旅行者,到處追尋已不存在的真實的種種遺痕。」


無可置疑,任何一個人類學家實際上都只有一種選擇,就是成為一個「現代的旅行者」,糾纏於傳統和現代化之間,不厭其煩地探究落後、貧窮、疾病以及各種各樣的奇風異俗。在人類學的研究中,旅行(方法)甚至比問題和理論更加重要,康德曾耗費25年撰寫他的人類學著作《實用人類學》,但他從不被視為現代的人類學家,因為他從未離開德國,也未曾學習別的文化;相反,以旅行聞名於世的馬可·波羅,則被譽為是「當代人類學之父」。


在一個異世界理解一種異文化,旅行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儀式。在《柬埔寨旅人》的新版序言中,劉紹華聲稱正是柬埔寨的義工經歷使她認識到自己的可能與局限,才有了勇氣在日後進行更大跨度、更為困難的移動,從柬埔寨到非洲到中國涼山。這種儀式並非僅僅針對人類學家,而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就像大多數人都會進行一次畢業旅行一樣,真正的旅行是一種成熟的標誌,意味著一個人已經足夠大了,可以適應陌生的文化,敢於挑戰新的生活。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這種適應和挑戰實在太重要了。


· 相關圖書




《柬埔寨旅人》


三輝書系·行路人


劉紹華 著

ISBN : 978-7-5117-3339-9



劉紹華敘寫驚心動魄的柬埔寨經驗


一個飽受苦難的文明古國的當代生活


1998年,劉紹華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提著一隻皮箱便來到柬埔寨,在那裡生活了兩年。之後,她以人類學家的視角、散文家的筆法寫下自己的柬埔寨記憶:這是一個迅速變化的社會,走向全球化的同時仍有美麗的「非現代性」殘存。這裡是「天堂與地獄的寫實,就如同吳哥窟的石雕故事一般,上演著人世歷史中的喜怒哀樂、罪與罰、墮落與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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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弓背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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