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小說《溫柔之歌》戳中職場媽媽痛點

養育和工作的雙重壓力讓女性心力交瘁、家住保姆與夫妻間的種種角力……毫無疑問，法國小說《溫柔之歌》戳中了全世界許多職場媽媽的痛點，並對那些渴望在家庭之外綻放光彩的女性唱了一支「溫柔之歌」，哪怕這溫柔中其實隱藏著困境和暴力。日前，小說作者、80後法國作家蕾拉·斯利瑪尼來到中國，輾轉北京、南京、上海等多座城市，與格非、張悅然等中國作家以及讀者們分享創作心路。

2016年《溫柔之歌》拿下了法語文壇最高獎龔古爾獎，成為暢銷書，版權售至40多個國家，浙江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了中譯本。「很難想像，怎樣的女作家可以用如此客觀、冷靜的筆調寫出一個充滿驚悚感的故事。這和我過去翻譯的小說都不一樣。」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溫柔之歌》譯者袁筱一說，蕾拉的文體乾淨，用詞簡潔準確。「她以觀察者的身份，和讀者一樣進入保姆的世界，看到了保姆生活和女人隱藏的另一面。」

■女性往往被刻板形象所禁錮，母性命題的文學書寫尚有待挖掘

小說《溫柔之歌》一開篇，「嬰兒已經死了」引出駭人懸念———看似「完美」的保姆居然謀殺了她看護的兩個孩子。這部作品取材自多米尼加保姆在紐約因雙重謀殺罪被起訴的真實事件，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艱辛、平凡人物的命運、愛與教育的觀念等社會命題。

「我也很願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怎麼辦？」妻子米莉亞姆在《溫柔之歌》里和丈夫保羅談及自己想外出工作的打算，丈夫問出了這個問題。這時，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再也無法忍受平庸瑣碎的家庭主婦生活。顯然，當丈夫發問時，他將自己置於局外人身份。這意味著，似乎只有對於母親而言，投身工作還是照顧孩子，才會成為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父親被默認是缺席的，而母親一旦失職，則遭受譴責。

「以女人的角度寫女人的故事，引發共鳴和社會關注，這非常必要。」蕾拉·斯利瑪尼認為，「當身為女性的時候，會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觀念，認為我們將來會成為妻子、母親，這樣才會擁有完整幸福的人生。我們被教導說，只要去愛、只要去被愛就夠了。」但蕾拉與主人公一起思考後發現，即便女性有一天做了妻子、母親，這也並不完全能讓人生百分百幸福。

「愛和被愛顯然並不足夠，這時我們會開始反思、發出疑問，甚至恐慌和害怕。」這也是蕾拉小說《溫柔之歌》里的米莉亞姆、處女作《食人魔花園》的阿黛爾產生困惑的原因。「女性往往被這樣那樣的刻板形象所禁錮。」作家蕾拉30歲時懷孕並生下孩子，她發現，一個男人當作家是很正常的事，但女人因為要當作家或忙於其他什麼事而找人幫忙照顧孩子，就被指責是自私的。「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時間來擺脫這種罪惡感。」蕾拉忍不住「吐槽」：母性命題在文學中的挖掘並不如大家想像的那樣多，而由女性作者來挖掘的則少之又少。

■文學並非社會事件的簡單復刻，而是探往世界深處的一面窗

基於社會熱門案件的小說，往往因話題度高具有一定的可讀性，但蕾拉顯然並不滿足於此。在作家、清華大學教授格非看來，蕾拉筆下的人物看似簡單，實則充滿諷喻與暗示，她沒有簡單復刻新聞案件，而是敏銳捕捉到世界表象下的深淵。

格非將蕾拉的作品定義為「有關冒犯的小說」，有著濃郁的非理性色彩。「只有當我們彼此不需要對方的時候，我們彼此才會感到愉快和自由」———書中這句話讓他印象特別深，「初讀有點怪，既然我們彼此都不需要，怎麼會感到愉快呢？但轉念一想，當我們彼此不需要的時候，體會到的恰恰是孤獨，所以這也是一部關於孤獨的作品。」

對此，袁筱一也有同感。「人與人之間的無法溝通，是《溫柔之歌》中強勁的不和諧音，也是旋律動機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女主角米莉亞姆成為豐富的現代女性形象，也承載著種種因豐富而帶來的內心衝突。袁筱一說，小說里的所有場景和人物都是我們身邊熟悉的，但小說永遠需要小說家的本領才能完成自身生命的蛻變。「作家蕾拉的天賦，似乎就在於將這個社會事件轉化為虛構的情節時，能夠賦予人物、情節這些19世紀流行的小說因素以層次，藉助並不複雜的敘事手段，撐住了不小的文學空間。」

保姆題材在文學書寫中並不好處理。此前，作家張悅然在中篇小說《天鵝旅館》和短篇《家》里也塑造了保姆形象，她評價蕾拉「用簡潔有力的語言表達凝聚的主題」，蕾拉寫的不僅僅是法國需要面對的問題，女性陷入某種困境無法逃脫，歸根結底是主人公喪失了愛的能力———而如何找回學習愛的能力，是全世界作家不可趨避的話題。(許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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