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如何安放？//《三塊廣告牌》
Buckskin Stallion Blues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Original Motion Picture Soundtrack)
Amy Ann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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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是每個人都體驗過的情緒，或輕或重，憤怒的心理機制是什麼？有什麼作用？如何掌控？
美國影片《三塊廣告牌》里的主要人物，都充滿了憤怒。
女主角米爾德里德，她的16歲的女兒在公路上被姦殺，7個月過去了，警方仍未抓到兇手。她憤怒至極，租用三塊廣告牌，分別打出紅底黑字標語式的三條廣告：
強姦致死
沒有抓到兇手
怎麼回事，威洛比局長？
按照慣常思路，小鎮居民應當對這位母親深深同情並援手，但是沒有！小鎮居民，包括她的前夫和兒子，儘管動機不同，都勸她撤掉廣告牌。
小鎮居民認為，被米爾德以廣告形式追問的警察局長威洛比是好人，而且身患胰腺癌不久於人世，不應受到這樣的責難。前夫和兒子，不願時時被提醒，想起自己的親人離世前的悲慘遭遇。威洛比的警察同事，出於對自己局長的愛戴，以狄爾森為首的警員，對米爾德極盡騷擾與逼迫。
這一切，都讓米爾德更加憤怒，她堅韌不屈，執拗的拒絕一切撤掉廣告牌的建議。米爾斯還有更深的無法宣之於口的對自己的憤怒，在女兒出事的當天，她因為怕女兒酒後駕車，所以拒絕女兒借車的要求，母女二人態度都很惡劣，女兒賭氣說希望自己在路上被強姦，米爾德話趕話，說她也希望如此。雖然理性上知道女兒的遭遇，與這句話並無關係，但事發後，這句話成了米爾德不能承受之重，她為此深深自責。當自責過重時，有的人會陷入嚴重的抑鬱狀態；而米爾德是生命力強悍的人，這份自責轉化為深重的憤怒，對兇手的，對警察的，對她自己的。
其實，米爾德對威洛比這個人本身並無惡意，否則看到威洛比突然吐血，她不會那樣張惶無措，一臉關切與焦急。她憤怒的是作為警察的威洛比。女兒慘死，兇手逍遙法外，米爾德的憤怒，合理合法。威洛比對米爾德也無敵意，當他看到米爾德因為自己吐血而焦急時，他並未急著處理自己，而是一再提醒米爾德她臉上有血。
倒是小鎮居民的態度，頗有意味。在一個地廣人稀的小鎮上，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慘遭姦殺，按道理來說，小鎮居民會有深深共鳴，擔憂自己的安全。如果警方早日抓到真兇，也會讓小鎮居民重獲安全感。他們卻幾乎一邊倒的支持威洛比，以各種方式勸逼米爾德撤掉廣告牌。
為什麼？
電影通過相關人員給出的答案是：威洛比是一個好人、好警察，身患癌症不久於世。電影中展現的威洛比，確乎當得起人們對他的愛戴。愛威洛比，就不顧緣由的反對確實的受害者米爾德，忽略她的權益，聲討她，孤立她。小鎮居民嚴重的二元對立。
作為觀眾，沒法完全否定小鎮居民的做法，他們也是出於對威洛比的善意。只是這個善意，如果站在米爾德的立場看，就成了實實在在的惡意。不過，小鎮居民認為自己是善良且正義的。他們最初對米爾德，可能也懷有深切的關心，後隨時光流逝，這份關心漸漸淡去，曾經的恐懼逐漸淡忘，生活又回到了日常軌道。而這時米爾德維權的強硬姿態，在平靜生活的背景下，就顯得格外突兀，小鎮居民覺得是米爾德破壞了自己至少表面和諧的生活秩序。這樣，米爾德就成了全鎮居民的另類。
雖然，小鎮居民並不清楚，自己不安的真正源頭，其實是自己心底的恐懼。卻明確的體驗到這種不安帶來的不舒適感，不舒適感又加重恐懼感，這種不適感讓人憤怒，這種憤怒就指向了米爾德。所以，大家以愛戴威洛比、以威洛比不久人世的名義，紛紛規勸米爾德放棄自己的合法權利。人群本能的排斥特立獨行者，不問緣由。在這個過程中，小鎮居民的焦點偏離了緝兇的軌道，人們甚至忘記了真正被追究的應當是真兇，也忘記了米爾德是受害者。
我們能斷言小鎮居民勢利嗎？從觀眾的上帝視角而言，或者能。但從現實視角來說，我們可能就是電影里那個中文名為「沉淪」的Ebbing小鎮的一員。人首先是自我服務的，因此同理心才是稀缺品質。而且，拋開觀眾的上帝視角，如果是在現實中，我們會一直支持、維護性格並不討喜的米爾德嗎？時過境遷，我們會不會也覺得米爾德古怪、執拗、不可理喻？
另一個憤怒之人，是警員狄爾森。因父親早逝，他要照顧控制欲極強、脾氣乖戾的母親，久之自己亦乖戾，是小鎮上人盡皆知的媽寶男；有人因此懷疑他是同性戀。除了他的局長威洛比，他對包括他母親在內的其他人滿懷厭惡與憤怒，是一個讓守法公民感到恐懼的警員。
這些憤怒，怎麼辦？
威洛比局長，為了避免在生命的最後時期，連累家人陷入他終將不治與照料他而帶來的雙重精神痛苦中，在與妻女歡度周末，並與自己養的馬兒告別後，套上寫有「不要取下頭套，直接找警察」字樣的頭罩，開槍自殺。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生前，寫好給妻子、米爾德、狄爾森的信件，在他死後，由他太太轉交給另外兩人。
在信中，威洛比對米爾德和狄爾森，表達了深摯的理解與祝福。告訴米爾德，他替她付了廣告牌下個月的租金；他渴望抓住兇手，並為沒有抓住兇手，向米爾德道歉。告訴狄爾森，他「擁有成為一名好警察的資質，因為在內心深處」，狄爾森「是一個正直的人」，可是，「太容易生氣」阻礙他成為一名好警察。威洛比給狄爾森指出一條道路：「成為一名警探，所真正需要的，其實，是愛。因為只有通過愛，才能達到內心的平靜。而通過內心的平靜，才能思考。仇恨絕對幫不上什麼忙，恨永遠解決不了問題，但是冷靜卻不一樣，思考也很有幫助」。
影片開頭，廣告商瑞德，在看一本小說《好人難尋》。現在，好人威洛比死了，但他的信溫暖了米爾德和狄爾森。瑞德也是好人，他頂住壓力，拒絕撤掉廣告牌；被狄爾森重傷後，面對被火燒傷的狄爾森，並未諷刺挖苦，雖然委屈，依然善待狄爾森。
威洛比的信，瑞德的友善，使得從火中逃出的狄爾森，猶如重生，他曾經被蒙蔽的品質：冷靜與愛，以及思考能力，得以破塵而出。
狄爾森以自己被暴打為代價，取得了一個偶然遇到的強姦犯的DNA。檢測結果顯示，此人並非姦殺米爾德女兒的罪犯，而且因其有軍方背景，警方無權追究。但狄爾森與觀眾知道這個人是罪犯，曾經犯下過不可饒恕的罪行。
威洛比初出場時，觀眾以為他是壞人，其實他是好人；接替威洛比的黑人局長初出場時，觀眾以為他是正義人士，但其實不能確定。拂掉心靈塵埃，燒成麻臉的狄爾森，聽完新局長的說辭後，將終於找到的警徽還給了局長，他不想當他曾經執著想當的警察了。
因為獲取DNA這件事，之前勢不兩立的米爾德與狄爾森成為盟友。米爾德真誠感謝狄爾森，她緊繃的神經，又鬆弛了一些。
影片並未明示，但看到這裡，觀眾會知道，這是影射美軍在伊拉克強暴平民的暴行。
影片的編劇兼導演馬丁·麥克多納，在接受訪問時說：「我看過這個世界太多凄涼和黑暗的一面。但是我仍然喜歡對此開些玩笑。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如果你看見這麼多的沒有希望的東西你還能做些什麼——我猜想，除了自我了結。並且所有的這些都在同時發生著——你會看到關於世界、政府、戰爭的許多可笑的東西。這些事物導致了災難，但是它們本身也是可笑的。」
在路上，米爾德向狄爾森坦承，把他燒傷的警局的那場大火，是她放的。狄爾森平靜的回答：「不然還能是誰呢？」由衷的笑意布滿米爾德的臉頰，她如釋重負。
之前，米爾德前夫的小女友——這二人也是米爾德憤怒的對象——無意中說的一句話：「憤怒只能招致更深的憤怒」，對米爾德觸動極大。現在，她縱火的直接受害者，曾經對她敵意深深，恨不得置她於絕路的狄爾森，從自己被燒傷時，就知道縱火者是誰，卻沒有檢舉她，還帶出女兒的卷宗，不顧危險的與她一起緝兇。
米爾德接收到威洛比、狄爾森深深的善意、理解與支持，她的心開始柔化。適度的憤怒，是必須且有益的，一個人如果體驗不到憤怒，或者完全不敢表達憤怒，一旦發作，對己對人都將帶來毀滅性的後果；與過度的憤怒一樣，會引發災難。
米爾德不再是孤軍奮戰，她是有活生生盟友的，而且這個盟友不僅是道義上表示支持，是實打實的帶著獵槍，與她一起行進在緝兇的路上。有人真真實實的看見了她的憤怒，並感同身受，抱持住她的憤怒。至少在這一刻，她的憤怒大大降解了，所以，她問狄爾森：「我們決定了嗎？去殺這個人。」狄爾森坦誠相告：「其實我還沒有決定，你呢？」米爾德說：「我也還沒想好，我們在路上再想吧。」
影片至此，戛然而止，所謂的開放式結尾。
影片如果讓這兩個人扛著獵槍，天涯海角追到真兇，直接把罪犯殺了，會特別符合觀眾憋屈了2個小時的心理預期；觀眾也會看的興高采烈，猶如自己大仇得報。然而，恰恰因為是這樣的結尾，導演將生活的真相亮給了觀眾，生活的真相就是，生活中有太多我們個人無能為力的事情，有的永遠都解決不了。所以，王小波說：「人一切的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
電影是假的，但好電影引領我們去認識生活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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