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稷下學宮：世界上第一所高等學府所開闢的文化多元道路——《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37）稷下學宮：世界上第一所高等學府所開闢的文化多元道路——《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極富改革創新精神、依靠長達近三百年「不懈努力」的陰謀顛覆，最終變姜齊為田齊的新生齊國政權，在其建政之初就出手不凡。

史載齊桓公田午（齊威王之父）得政之初，即「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尊寵之」（語出徐幹《史論·亡國篇》）。當時的背景是，由於田氏代齊時間還不久，新生政權還沒有得到天下士人認可，而人才又十分匱乏。於是桓公田午繼承齊國尊賢納士優良傳統，在齊都臨淄的稷門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學宮，設大夫之號，招攬天下賢士。此時的稷下學宮尚屬初創階段。而至齊威王、宣王之際，隨著國勢漸強，學宮發展至鼎盛階段。《風俗通義·窮通》說：「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尤其齊宣王在位期間，為稷下學者提供優厚的物質與政治待遇，「開第康莊之衢」，修起「高門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號，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書立說，展開學術爭鳴，鼓勵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吸納他們有關治國的建議和看法。因此，吸引了眾多的天下賢士彙集於稷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如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彙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孟軻）、淳于髡、鄒子（鄒衍）、田駢、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環淵）、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兒說、魯連子（魯仲連）、騶子（騶奭）、荀子（荀況）等。尤其是荀子，曾經三次擔任過學宮的「祭酒」。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這些學者們互相爭辯、詰難、吸收，形成了真正的「百家爭鳴」。更為可貴的是，當時齊國統治者採取了十分優禮的態度，封了不少著名學者為「上大夫」，並「受上大夫之祿」，即擁有相應的爵位和俸養，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稷下學宮事實上成為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為一個政治諮詢中心。是以劉向在其所編的《說苑·尊賢》中說，「人君之欲賓士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稷下學者都有著積极參与現實的功業思想，他們高議闊論、競相獻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被齊國執政者所接受、採納。《新序·雜事》（作者為西漢劉向）說：「稷下學者喜議政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史傳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探求統一天下的途徑。王斗曾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狗」、「好酒」，獨不「好士」，直到宣王認錯、改錯為止，「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這些都顯示了稷下學宮的政治功能。稷下學者進言，齊王納言，是稷下學宮作為政治諮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學宮所開闢的思想文化學術爭鳴之路多元廣博而影響深遠。僅就現存的稷下學者著作來看，其思想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歷、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秦朝設有七十員博士官的制度，據說是沿用了齊國稷下學宮的傳統；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孫通，就號稱「稷下生」。戰國時期，三晉紛亂，楚則保守落後，秦雖是新興，文化未盛，齊幾乎始終領導文化潮流。而中國自秦以後的各種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從稷下找到源頭。如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學，基本上是孟、荀兩派理論的交替使用；再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一直在中國盛行，並成為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此外還有在漢朝早年流行的黃老思想。

而就中華文化思想最重要的儒學而言，曾在稷下學宮中有影響的儒家學者，最著名的代表即是被後世尊為「亞聖」的孟子。漢宣帝時的桓寬在其《鹽鐵論·論儒》中記：「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論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孟子長期居齊，他的思想頗受稷下學者的影響，如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就有學者認為是受稷下先生宋鈃、尹文「氣論」影響。

荀子，則是稷下學宮最後一個大師，其思想出自於儒而承襲於道。荀子曾三出三進於稷下，歷時數十載，並曾三為祭酒主持學宮的工作。稷下荀子遠離孔孟傳統而帶有濃厚的黃老色彩，是因為當時齊國的統治者齊威王企圖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威王在銘文中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黃老之學在齊國的稷下學宮最終形成。因此，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稷下黃老道家代表人物則有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還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與黃老道家關係密切的鴻篇巨製——《管子》。齊國統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黃老道家思想治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先富強起來的國家之一，史稱東帝。

到了戰國晚期，由於齊湣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稷下學宮衰落。不久，時任秦相的呂不韋召集門客，他們便紛紛投奔呂不韋，成為呂不韋的謀士和助手，並在編撰《呂氏春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呂不韋也在法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秦國推行黃老政治，使得秦國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一直到秦始皇執政後，廢除了呂不韋的大多數措施，重新啟用法家思想，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將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國，不久又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包括黃老道家在內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擊。漢朝取代秦朝以後，因為漢初丞相曹參在稷下黃老學派的策源地——齊國學到了黃老思想的治國精髓，並將其變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另外，當時的淮南王劉安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成為了黃老道家巔峰性的著作。

稷下學宮還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功能，被後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學宮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歷史的獨特性。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戰國策》載田駢有「徒百人」，《孟子》記載孟子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淳于髡也有「諸弟子三千人」之稱。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定期舉行教學活動。再次，稷下學宮有較嚴格的規章制度。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當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裡面從飲食起居到衣著服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複習，從尊敬老師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由此可見稷下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健全、嚴格的。另外，學宮還具有獨特的教育方法，遊學是其主要教學方式之一。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老師可以在稷下招生講學，即容許有學與教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就使學士們開闊了眼界，打破了私學界限，思想兼容並包，促進了各種學說的發展和新學說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博按：稷下學宮的創建與發展，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開創了百家爭鳴的一代新風，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學術文化大繁榮的黃金時代的到來，並對秦漢以後中華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中國自「五四」以來，孜孜以求文化自由和新生，頂禮膜拜「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探索「中體西用」之道路，併產生了多次面向「西方」的學習運動，殊不知，在中國兩千多年前，即有稷下學宮開創的「民主」與「科學」的文化之路，其學術氛圍之濃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豐碩，都是獨一無二的。而近代以來，歷次文化運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所謂的「中體」，僅限於兩宋以來的「儒家」思想（後來也夾雜一些釋、道），而沒有深入到中華文明最精彩的部分——以稷下學宮所代表的「百家爭鳴」時期。

在考察稷下學宮所開闢的文化多元道路過程中，《要略》還系統考察了戰國以後影響中國文化生態的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機構」，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漢武帝時官辦的「長安太學」（以儒、術為主）、宋時朱熹私立的「嶽麓書院」（以儒學為主），然而，後兩者在辦學規模、學術自由和對後世的影響上都難以與稷下學宮相比肩。而且，從稷下學宮，到長安太學，再到嶽麓書院，可以看出中國學術思想由「百家爭鳴」向「儒道共存」、再到「儒學治國」的由多元向「單一」的發展軌跡，亦是適應中國此後兩千餘年中央集權政治發展而進行的思想「禁錮」的結果。而中國人思想的自由、文化上的多元創新、科學探索精神的逐步喪失，都從中可以看出端倪。由此，《要略》亦大膽提出一個觀點：今人在尋求治國新路之時，除了要面向世界，更要面向先秦——不但要吸納西方先進的文明成果，而且還要重構中華文明裡本身具有的最優秀成分——唯其如此，才能既做到「中體西用」，又能夠「古為今用」。而且，當前乃至今後，中國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許多社會問題，從秦漢一直到清朝的2000年間都可以找到相應的映射；而解決問題的答案，除了專屬於西方文明或海洋文明的一小部分外，絕大多數問題都能在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之交的一個特定階段，找到相應的解決辦法。

另外，在研究稷下學宮「辦學」的歷史過程中，《要略》亦進一步梳理了目前世界各國關於世界上最早大學的爭論：

按照目前流行的西方觀點，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是埃及「愛資哈爾大學」（972年）；有人認為世界上最早的大學是義大利境內的博洛尼亞大學（1088年）；有人認為是德意志的柏林洪堡大學（1810年）。而在中國人的認識里，創辦於中國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長安太學，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規大學。（這所大學以五經博士為教官，入學的弟子稱「博士子弟」，年齡一般是18歲以上。太學的學習科目設五經，學生可任選一經學習，以自學為主，教師定期講經，每年考試一次。長安太學是在公孫弘和董仲舒的積極建議下，由漢武帝下詔創辦）；更有許多國人認為創建於976年的北宋嶽麓書院，才是中國乃至世界上年代最古老、辦學歷史最悠久、堅持辦學時間最長的學府，但也有很多國人認為嶽麓書院並非近代意義上的大學。而《要略》以為，就建立時間之早、學校規模之大、學科設計之多、培養人才之廣、影響世界之深遠，則皆莫過於稷下學宮。而我們的歷史學家，當於其中深入考察論證，不但讓世界洞悉稷下學宮之意義，更要讓全體中國人知道，中國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文化繁榮、思想自由、影響深遠的偉大時代——並非單單為了自豪，更多的是為了重拾中國人本已有之的多元、自由和創造精神。

但是，如果從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來判定，則真正的大學無疑是1810年9月29日成立的柏林大學（原名柏林弗里特里希-威廉大學）。因為正是在這所大學，德國教育之父洪堡提出了廣為後人所接受的現代大學的理念，他指出：現代的大學應該是「知識的總合」，教學與研究應同時在大學內進行，而且提倡學術自由，大學完全以知識學術為最終目的，並非培養務實型人才。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大學三原則」，即「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育與科研相統一」，並提出了「為科學而生活」的口號。他還給出了有關現代世界中的科學定義，這就是著名的「洪堡科學的五原則」：

一、科學是一種無形的東西，它取決於人類對真理和知識的永無止境的探索和追求過程、取決於研究、創造性以及自我行動原則的反思。

二、科學是一個整體，每個專業都是對生活現實的反思，唯有通過研究、綜合與反思，科學才能與蒼白的手工世界區別開來。

三、科學首先要有自我目的，而真實性的重要意義也僅僅位居第二。當然，有真理進行的這種目標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發掘出最具實用性的知識，並能服務於社會。

四、科學是與高等學校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唯有通過學術研究、科學交流以及對整個世界的反思，才能培養出最優秀的人。大學生要學的不僅僅是材料本身，更重要的是對材料的理解。唯有這樣，才能形成獨立的判斷力以及個性，達到自由、技藝、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條件是孤寂與自由，這就是「坐冷板凳」的學術自由，國家必須保護科學的自由，在科學界永無權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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