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星衍的金石書畫收藏
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淵如，清江蘇陽湖人（今常州）。清代乾隆年間經學家、藏書家、目錄學家、書法家，且工篆隸，精校勘，擅持文，著作甚豐，被袁枚稱為「天下奇才」。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殿試榜眼，歷任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刑部郎中、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職，清廉有政聲。編撰有《孫氏家藏書目》《廉石居藏書記》《平津館鑒藏書籍記》《祠堂書目》等，窮三十年之力撰《尚書今古文註疏》，大抵恢復了漢代《尚書》傳本的面貌，標誌著乾嘉考據之學達到高峰。
現代學者提及孫星衍，往往將他視為著名的經學家、藏書家或者刻書家。但事實上，孫星衍不僅是著名的經學家，更是一位頗有成就的金石學家。孫星衍輾轉為官，宦遊半天下，所到之處必多方搜訪羅致古物。無論山川、城邑、古陵、廢廟，只要有殘碑斷碣、摩崖石刻，必定親自捶拓，由此形成了極為豐富的金石收藏。
遊歷四方
搜羅碑刻
孫星衍對金石有濃厚的興趣，早在負笈遊學時期，就經常遊覽山川，親自動手拓碑。據《孫淵如先生年譜》記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孫星衍在鐘山書院讀書時，就興緻勃勃地與錢大昕一起遊覽茅山玉晨觀，並在密林間搜尋碑碣，親自抄錄華陽洞口數量龐大的宋代題記，都是當時方誌、筆記沒有收錄的內容。此後孫星衍遊學四方，見到的金石碑刻也日益增多，增長了不少見識，搜集到許多碑帖拓本，為以後的金石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孫星衍進入畢沅幕府，至乾隆五十二年考中進士，在陝西長達八年，這是孫星衍金石收藏又一個重要時期。畢沅是清乾隆時期重臣，又是清代著名的方誌學家、金石學家，著有《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畢沅設幕，廣攬才俊，段玉裁、焦循、臧庸、陳壽祺、江藩、邵晉涵、洪亮吉、章學誠等著名學者都曾入幕，幕府生活使孫星衍有機會結交更多精通金石之學的學者通儒。深受畢沅及其幕友影響，他的金石學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畢沅撰《關中勝跡志》《山海經注》，孫星衍金石考證之功貢獻良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孫星衍與眾才俊纂《金石萃編》，被視為清代金石學集大成的著作。關中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名勝古迹，使其「所見前代碑碣甚多，才益增博引。」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孫星衍自關中返句容省親時，與朱鏞同游西郊，訪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這是以前的金石家所不曾見到的。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孫星衍考中進士，入京供職，授翰林院編修，從此踏入仕途。在京期間，他總是隨身攜帶墨、筆等工具，馳馬於荒郊古剎之間，跑遍了京城及郊外。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孫星衍根據宋人的金石著作記載和自己家藏的直隸石刻，以郡縣分類成《京畿金石考》上下二卷。
乾隆六十年(1795年)，孫星衍外放山東兼管黃河兵備道。嘉慶四年(1799年)回金陵，嘉慶十年(1805年)再官山東，補督糧道。這是孫星衍金石收集的黃金時期。山東歷史文化積澱深厚，文物古迹非常多，特別是眾多先賢義士的墓冢，如伏羲陵、陽陵、湯陵等，孫星衍在山東為官期間，幾乎訪遍了當時的古迹。嘉慶十三年，孫星衍訪季桓子墓，在當地縣署得到羊井銘一篇，欣喜之餘，立碣於井上。又訪曾點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他還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親至魚台、陳州、鳧州，訪得宋元碑碣，又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孫星衍在山東前後做官20年，豐富的古迹金石使其金石學成就大有所成。嘉慶七年(1802年)成書《寰宇訪碑錄》，嘉慶十一年(1806年)成書《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蘭亭論辯
《葛祚》為證
東吳時期究竟有沒有楷書出現？這曾經是「蘭亭論辯」的焦點，而具有「楷書第一碑」之稱的《葛祚碑》就為商承祚等一批持有「東吳已經有楷書」觀點的學者們提供了實物證據。而這塊十分關鍵的古碑正是孫星衍發現的。這塊碑沒有碑文，僅有題額「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幾個字，所以又叫《葛祚碑額》。
該碑碑文是十分成熟的楷書，比後來王羲之的楷書書法早200年，故其發現以來，便有學者提出質疑，如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將《吳衡陽郡太守葛祚碑額》納入到南朝「梁」下。柯昌泗《語石異同評》亦因「字體不古而碑式甚古」疑為重刻。但與之相左，即認為《葛祚碑》真實可信的也不在少數，除孫星衍、錢大昕外，今人商承祚先生在參與「蘭亭論辯」時，亦曾引據《葛祚碑》而證東吳已出現楷書，進而論證《蘭亭序》生髮於東晉時代的必然性。
《葛祚碑》作為我國早期的楷書刻碑，已經脫離了隸書「蠶頭燕尾」的用筆特點，具備楷書書體的多種特徵，成為頗為完備的楷書體書法。由於《葛祚碑》楷書書寫特徵的出現，到清後期，此碑便已經被書法界譽為「楷書之祖」，而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此碑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王羲之《蘭亭序》能在東晉出現的可能性。王羲之《蘭亭序》在這一特定的時代出現，顯然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
金石之外
雅好書畫
孫星衍金石研究的厚古薄今，契合於乾嘉時期的學風，這也是乾嘉學派的共同思想傾向。清人崇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訂的治學風格，特別是乾嘉時期，漢學鼎盛。孫星衍是乾嘉考據學的代表人物，著名的經學家、小學家，又擅長書法，以篆、隸最工。因研究小學、書法，在金石搜集過程中也自然偏重於漢魏碑帖。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對書帖、繪畫全無興趣。他曾得到元代趙孟頫「曝書」二字，骨法豐膄開張，筆力厚健，雖僅二字，而得趣得神。遂將此二字刻於家祠壁上，並有吳文征繪《曝書台圖》以配。
除了這幅「曝書」大字，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趙孟頫行書《酒德頌》也曾是孫星衍的藏品之一。這幅縱 28.5cm，橫65.2cm 的作品後有歷代藏家共26人的題跋，其中僅孫星衍一人就題寫了五段跋文，可見其寶愛之心。
除了字帖，孫星衍也鑒藏了一部分古代繪畫作品，悉數收錄在《平津館鑒藏書畫記》中，其中提及最著名的繪畫作品便是現藏於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閻立本《歷代帝王圖》摹本。錢泳在《履園叢話》中描述他的老友孫星衍：「尤好山水之游，金石之學，錯綜經義，泛覽百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可以說是對孫星衍最貼切的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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