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活著沒什麼用，死了就不行

在2017年末的一個傍晚，許知遠用了兩個詞形容自己的缺點，一個是淺薄，一個是輕浮。

文｜李斐然

編輯｜金焰

這是靈魂

梁啟超在每天傍晚5點復活，有時候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有時候在望京附近的咖啡館。只不過，這種復活是有條件的，需要五星級酒店桌子的木質觸感，傍晚陽光柔和的光線，耳機里要播放BBC Classic古典樂電台，還要有酒，服務員源源不斷在酒杯里斟滿紅酒，梁啟超才會重生，在寫傳記的許知遠筆下。

許知遠活得講究，特別是在他認為與偉大有關的事情上，姿態很重要。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都有特殊的寫作習慣，許知遠說，他也有。每次動筆前，他都要洗手，把每一頁寫好的文稿列印出來，以排版格式一頁頁鋪在桌面上審視，行距1.5倍，字間距110%，分毫不差。

不過，這個講究的儀式總是伴隨著混亂：他的一天從中午開始，也可能是下午，或者更晚；截稿日那天他可能交稿，更可能不交；在完成寫作之前，他常常又冒出新主意，比如寫個林語堂傳、李鴻章傳、錢穆傳，最好去日本或者台灣轉轉再回來寫……

相比於賺錢，對他而言，活著更重要的任務看起來更像是思考，以及做夢。他有很多願望，收購《紐約書評》，練詠春拳，創造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刊物，成為像埃德蒙·威爾遜那樣的人，如果臨死之前還有點時間，他還要找個維密天使一起旅遊，談個戀愛，然後再死。

他至今過著單身獨居的生活，「不喜歡房間里有別人」。他也不喜歡看球，籃球足球都不感興趣，「不喜歡集體生活」。唯一熱衷的運動，是每天下午游泳，一個人去。

沒有人能左右他要說些什麼，他會在頒獎典禮上，批評現場人很虛偽，都是在「假裝點贊」，也會在為公司的新節目做宣傳時，毫不猶豫地解釋，「因為公司需要收入啊！」

只是，堅定的個體自由，如同他的寫作開場一樣，都只完成了一半。他一度是最有名的年輕主筆，但因為報社的不自由辭了職；後來他差點創造了最有專業精神的商業刊物，也很快分崩離析。

很多倡導自由思想的東西的誕生，都是他提出的主意——單向街書店、《單讀》、《東方歷史評論》——但很難說得出，後來他都做了些什麼。他是一個想到哪兒說到哪兒的音頻節目主持人，一個被人刷屏吐槽的尷尬視頻節目主角，一個不知道怎麼賺錢的書店老闆，一個開會沒點兒的思想刊物主編，一個拖稿的專欄作家。

在單向空間，許知遠是類似吉祥物一樣的存在。經營或執行都與他無關。有時候，他會突然沖著書店裡的員工大聲提問，我們這個月能不能賺錢啊？員工還沒回話，他卻已經走遠了。現在員工們已經習慣，這是許老闆的「一種象徵性的關心」，有時候，這位老闆還會「象徵性地發一下脾氣」，要求整頓公司紀律，開會不準遲到，自己卻一直保持著全公司遲到的最高紀錄。

許知遠說，這是自己的一大缺點，「我很淺薄」。「我喜歡知識，但是對純粹的知識沒有那麼大熱情和興趣，對世界很多反應都是很感性的，不是思辨的結果。」他像是剖析實驗白鼠一樣，認真地描述著自己的毛病。他說，在這一點上，梁啟超也有一樣的毛病，「我們都很敏感，但不深刻，可以給很多事業開個頭兒，但真往下深究，就得靠別人了。」

於威和張帆是許知遠的老朋友、同事，也是一起創辦單向街書店的夥伴。在他們的形容里，許知遠是「天真的天才」，擁有「孩子般的單純和熱情」。

偶爾參加公司的產品討論會，他會為大家念一段奇克果的書：「審美的人追求快樂，然而他是以講究趣味和優雅的方式來追求的。」

這樣的許知遠呈現在視頻節目里，招致了諷刺與批評。網路評論里有人質疑他的「裝」，有人批評他面對女性時的態度，還有人反感他說話時不斷蹦出來的大詞。這個一直貼著「以思想為生」標籤的作家，一時間似乎成了公眾集體嘲笑的對象。但在《十三邀》帶來最大爭議的一期節目後，馬東在接受採訪時這樣形容他所理解的許知遠：「其實許知遠是積極和昂揚的，我們倆那天喝酒還說，他就像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從我的角度理解，這是因為他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還是獨子，從小就很有安全感，他對世界的看法非常樂觀。」李翔說，他是許知遠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一個大城市裡面，又考上北大這麼好的學校，畢業之後，迅速地變得在一個小圈子裡面很有名，就是少年得志的那種心情，它會影響你之後看世界的很多看法吧。雖然很多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人很憤世嫉俗，其實他本質上，底色確實是非常非常樂觀的。」

許知遠告訴來採訪的記者，他很樂意看到以後自己的墓碑上，刻著這樣的判語：「許知遠——活著沒什麼用，死了就不行。」

「這很高級。」許知遠說，「這是靈魂。」

怎麼人們會對我有這樣的偏見

2017年雙十一即將到來的那個星期，許知遠到深圳出差，錄製《十三邀》。

這次他的對談嘉賓是一個深夜情感節目主持人。許知遠花了不少時間做功課，坐在通往對話現場的車上，他一直念叨著他對現場的無數想像——去找找現在的工廠，現在的女工還會聽情感節目嗎？過會兒見了北大的學生也問問，現在這些年輕人，怎麼看待愛情的？

但是，現場並不似他的想像。在討論他所關心的話題之前，幾乎每一個見到他的年輕人都在向他提出質詢：許老師你為什麼老這麼憤怒啊？你是討厭這些嘉賓嗎？你是不是天天焦慮家國天下睡不著覺啊？你老罵技術這不好那不好，但技術至少方便我們買東西、叫外賣了，你幹什麼了？

許知遠只能一條條地為自己辯解：我不焦慮，不憤怒，不歧視女性，沒有中年危機，並不憂國憂民，倒頭就睡，從不失眠，「是一個享樂主義者，淺薄的、樂觀的享樂主義者」，「跟我接觸的人，都知道我是很真的人」，我對嘉賓沒有任何不屑，「我那是對於整個娛樂現象的（不屑），我對個體沒有任何不屑，我跟他們私下關係都很好，姚晨有事兒會發簡訊給我，馬東還會找我喝酒呢」……

後來，他給老朋友於威和張帆發微信，怎麼人們會對我有這樣的偏見？太奇怪了。他們怎麼會這麼想？「我並沒有憤怒，我只是對於現實，提出一點我的質疑。但是在我們現在的環境里，輕微的質疑就被當作憤怒了。」

但是他表現出不屑於回應的姿態，「如果一個人能被所有人理解，這得是多麼膚淺的一個人啊！」

對許知遠來說，外界評價是不太重要的聲音，事實上，他也根本聽不到。絕大多數時候，他只關注來自自己的聲音。

「有時候人們會把他當作一個娛樂名人，或者是一個想出位的知識分子，其實他不是的。」於威說，「他的虛榮心不是擁有粉絲，撲過來找他拍個照，他最大的虛榮心是寫一本真正代表偉大的好書。其他的都不重要。」於威說。

這個想像以外的現實世界，終歸有很多地方讓他感到不舒服，比如，人們對於消費主義的極度熱忱。訪談時，嘉賓告訴他，你可不要聊太久，我晚上要給我兒子搶雙十一的禮物。於是，漫長的訪談在雙十一搶購到來前結束了。晚上，他看著同桌的人緊張地刷手機購物，連喝了4杯酒。

「你說，萬一將來真的有一天，中國有一個節日，所有的人都在討論托克維爾，你是不是會幸福得昏厥過去？」在座的另一個人問他。

「那我就會對這個產生新的懷疑了。這太可怕了。」許知遠說，「那時候，我就會談論雙十一的重要性。」

偉大雄心

許知遠渴望追尋偉大，這是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姿態出現在公眾面前的一以貫之的形象，從未改變。他在25歲時就在自己的書序言里明確地說，自己是「一位喜歡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的知識分子，在我前面遙遙站著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伯特蘭·羅素、埃德蒙·威爾遜、沃爾特·李普曼、讓-保爾·薩特……」

在某些喝多了的瞬間，他甚至驕傲到有點忘形，希望定義自己是「一個貴族」，一個身邊環繞著維秘天使的「東方赫夫納」，一個類似於胡適那樣的時代定義者，特別是在「定義時代」這件事上，他堅信能與他相提並論的只有賈樟柯，「我覺得我們青年這一代就我倆了，應該沒有別人了。」

覃里雯第一次見到許知遠，是在家裡招待朋友吃飯，而許是最特別的，他「非常有激情，非常有親和力」，也擁有難以解釋的「巨大的雄心和自信」。

許知遠小時候在蘇北鄉村長大，父親常常不在家，他跟著做女工的媽媽，6歲才搬來北京。「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家裡非富非貴，他說自己跟埃德蒙·威爾遜這樣的人有一種神秘的聯繫，他也能成為這樣的人，你會覺得很神奇。」覃里雯說。

方可成見證了這個時間的許知遠。許知遠在北京大學的新聞學課堂上，給學生講課。方可成已經記不得當時他究竟說了什麼，只記得他不停地在黑板上寫著一個個他們從沒聽說過的外國人名字，寫了整整一黑板。「當時許知遠不停地問，知道這個人嗎，基本上整個上課過程就是說，你們真是什麼人都不知道。」

那時候，他和朋友們閑聊時，最常提及的是一個德語詞zeitgeist，時代精神。這個受歡迎的年輕主筆，想要名垂千古，想要巨大的影響力，想過特別刺激的生活。他的參照目標也都很偉大：亨利·魯斯24歲創辦《時代》雜誌；胡適27歲引領新文化運動……

Burning，是他在形容年輕時的日子時最常提到的詞。這個24歲的年輕人成了《經濟觀察報》的主筆，他的書寫對象是整個世界。張帆說，在「經觀」的那段日子，每周一的午餐都會變成討論會，沒人談房價漲了，或是哪家餐廳好吃，大家在談理想主義，談哲學、藝術，「談大家現在覺得無用的東西」。

但現在，很少有人再談這些無用的知識。在北大深圳滙豐商學院，5個學生代表跟對面的許知遠對談。這場對話在第一個小時後就陷入了困局，許知遠的臉漲得通紅，語速越來越快。他生氣了。

「剛剛所有的問題，我看不到你們自己。我感覺我在跟一群網民說話。北大學生關心俞飛鴻那期節目，關心這樣一個被網路扭曲化的語言環境帶來的問題，你怎麼關心這些呢？你們從網上帶來的那些社會情緒問題，那就不是個體聲音，也不是北大精英代表的聲音了。」

「我不想被人認為是精英。我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精英。」一個男生這樣回答。

這徹底把許知遠氣到了。「那你來北大做什麼呢？」

「我覺得您說到的精英，改變時代的責任和使命感，不僅北大學生，每個人只要年輕都有。只是對於現在年輕人改變世界的方式，或者說是我們的精英化，我們的做事方式，您不是很能理解。我們做事方式不那麼尖銳，有時候也不會像您表達這麼直白。」

這不能說服許知遠。他並不認為自己不了解年輕一代，「你們非常好理解啊」，「被一些基本的人生渴望所驅動著，就是這些東西嘛」。想像以外的現場狀況讓他陷於持續的焦躁不安，對話全場兩個半小時，他一直在講自己的觀點，直到結束都沒想起來，他本來是要去跟青年對話，去聽聽他們的聲音。

對女性意識這塊兒，我沒那麼敏感

在深圳，許知遠最重要的一個採訪在一個辦公樓的天台上進行。從傍晚到天黑，他喝了一瓶又一瓶啤酒，煙灰缸被煙蒂全塞滿了。這場對話，多半在討論女性。在一些瞬間，他被問住了。

—你為什麼要鄙夷姚晨？

—為什麼要讓俞飛鴻重看帶有性隱喻的電影片段，還在一旁咂摸她的反應，你不覺得自己很猥瑣嗎？

—得罪了女人都不知道，你怎麼談戀愛啊？

許知遠喜歡漂亮姑娘，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實。許知遠無法招架女性話題，這可能也是一個事實。對熟悉他的好友來說，這個「姑娘問題」，是阻礙他成為想像中偉大人物的一大原因。

姑娘，是許知遠在描述美好生活時經常使用的名詞，也是跟男人熟絡關係時，為打開話題常用的必殺技——這裡姑娘好看嗎？上學、工作、插隊的時候，你也談姑娘嗎？

這種方法屢試不爽，直到面對哲學家陳嘉映，這一招失靈了。陳嘉映非常認真地回答他，「談得特少……」這是許知遠想像以外的答案。他馬上回復，「虛偽！陳老師！虛偽！不求真！」

「許知遠關注歷史人物，尤其是知識分子群體，但人類歷史是長期漠視甚至排擠優秀女性的，包括知識分子群體在內。而許知遠對這個邊緣群體沉默的歷史沒有興趣去增加認知，從而不自覺地參與了這種漠視。」覃里雯說。

如果仔細看一下他在節目中所選取的女嘉賓樣本，就會發現，它遵循的是一個非常單一的標準：「一個女性必須漂亮，帶著一種取悅於男性的氣質，她才能夠脫穎而出，進入男性主流話語之中，得到一個對話的機會。」

她向許知遠提出了這個質疑——《十三邀》里基本是男性，他們在各個行業有所作為，但也未見得那麼完美，他們可以被選中成為嘉賓，可是同等資質、同樣天分、同等努力的女性，卻是被漠視的。女性被選中為對話夥伴，她首選需要成為慾望的對象。但當時，許知遠一直在迴避這個話題。

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女性境遇的無知，已經變成一種潛在的傲慢。在專欄里，他這樣形容曾經見到的女記者：「會議室里的面孔我幾乎都是陌生的，年輕得令人驚訝，而且幾乎都是女性。像是將幾個大學女生宿舍突然平移到了這裡……她們都很規矩，很少表達意願。或許在她們眼中，我已過分陳舊。」

然而，回到這段文字發生的現場，當時真實的情景如下：許知遠進入會議室，馬上高聲這樣說

—「怎麼都是女生？」

—「哎，我不是歧視啊，只是驚訝，媒體已經衰落成這樣了。」

—「我覺得男性代表生命力。一個行業如果沒有男生加入，就說明它已經沒有生命力了。」

在這樣的初次見面寒暄之後，會議室安靜了。

或許值得肯定的是，面對批評，許知遠是開放的。在那場女性話題尷尬對談的返程路上，同車的男人批評女嘉賓，抨擊她的提問純屬想紅、想博出位、沒想法純找茬，只有許知遠沒有參與這場男人的圍攻，一個人站出來替女嘉賓說話，「我覺得她挺好的啊，她給我挺多啟發的。」

而在意識到自己曾經的發言有所偏頗後，他主動找到當事人道歉，「當時給你們留下了那麼不愉快的回憶，對不起啊。」

「對女性意識這塊兒，我沒那麼敏感。」許知遠說，「我覺得人的概念在這個時代被壓抑了，所以我首先關注被壓抑的人，至於為什麼不對其中的女性更敏感一些？我沒法面面俱到吧，還沒有進化到這個程度。」

反省

在2017年末的一個傍晚，許知遠用了兩個詞形容自己的缺點，一個是淺薄，一個是輕浮。

許知遠定義的淺薄，是熱衷感性認識，不夠深刻。相比之下，輕浮是更嚴重的問題，「我對做出批評的姿態感興趣，對批評對象並不是真的感興趣。」

很長一段時間裡，許知遠對具體的現場不感興趣，一切都是「從書本到書本」，只有在那裡，偉大才會誕生。

2004年5月，阿拉法特病危，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拉姆安拉，街頭燃燒著輪胎，亢奮的青年打著標語遊行。歷史正在眼前發生，就在現場的許知遠卻站在電線杆底下，讀一份酒店裡拿出來的《紐約時報》。

當時的他這樣解釋，「閱讀是一種逃避。真實而巨大的紐約、懸而未決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無措，甚至心生恐懼，而書籍、報紙提供秩序、節奏與邊界，多麼驚心動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頁邊終止，只要跳過幾頁，就掌握了歷史的結果。」

從書本到書本的狀態，終於在無數次重複後失效了。用詞越來越重複，論據越來越相似，連批評的觀點都開始雷同，充滿了「許知遠式的憂傷」，這讓渴望偉大的作家感到焦躁。

奧運會的前一年，他決定離開北京，穿行中國。「對我來說最大的改變，是讓我從書本世界進入到更現實的一個世界……我開始逼迫自己去觀察真實的世界。」許知遠說。

在深圳採訪時，許知遠去了市郊的工廠 。下了晚班的女工們聚在工廠外的小花園，和著強烈的鼓點節奏跳廣場舞。女工身上的具體故事，承載著這個時代的種種信息，這也是許知遠很想了解的真實。

然而，在這樣的現場，他沒說話。遠遠觀望了好一會兒跳舞的女工後，他走到距離廣場最遠的大排檔，坐下點了瓶啤酒。他拒絕去廣場舞那邊搭訕，「你為什麼就不能接受，我是一個非常害羞、內心羞澀的人？要是我能做到這些，我早就紅了！」

最後，工作人員四散在廣場上，試著找人跟許知遠聊聊。在等待的短暫時間，許知遠突然說話：「中國有很多記者有原生態崇拜，我沒有。他們以為每一個原生態的中國街頭，都有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不這麼認為。」

這就是重回現場的許知遠。他並沒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溝通，也沒那麼珍視具體世界的複雜性。但對於習慣想像意義的許知遠來說，他去了現場，這已經算得上一點改變。

更大的改變在於，在不寫梁啟超的休息日，許知遠開始記筆記，不再是虛無縹緲的感受抒發，裡面出現了更多具體的面孔。他去了大火後的聚福緣，也到已然空無一人的新建村轉了轉。諸如此類的現實是今天的許知遠關注的素材，而它們都是一個更年輕的許知遠不會在意的瞬間。

「這本書（《梁啟超傳》）讓我變成一個非常practical的人，過去很多年輕人的妄想，現在變成很具體的事情。我現在不太講那些大詞了，我要尋找無數個細節去構築這個東西。」許知遠說，「知道自己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也實現不了，那就盡量在能實現的範疇里做得更好一點，就沒那麼多內心的糾結了。」

他常常自己打車去新聞現場，在天津爆炸後，在北京的霧霾中，在拆了招牌的街頭。很多時候，在那些時政社會記者放棄報道的地方，還能看到留在現場的許知遠。

旅行，音樂，酒和姑娘

41歲這一年，許知遠的單向空間終於贏利了。然而，追尋偉大的願望並沒有實現。買下《紐約書評》的夢想越來越遠了，他沒有成為一個像埃德蒙·威爾遜那樣的人。

純粹的偉大開始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他開始擁抱之前認為庸俗、無聊、煩人的東西，比如美食和旅行的娛樂節目。「思想成就我仍然渴望，但它不是我唯一的渴望了。」他說，現在生活的樂趣來自旅行、音樂、酒和姑娘，「就這些，還能有什麼事兒啊？」

不過，那個追尋偉大的願望依然會在每個傍晚5點到來。那種久違的Burning的感覺，會在寫完《梁啟超傳》序言的午夜重回這個作家身上。不過，這事並沒準兒。如果趕上作家先生犯懶拖稿，或者喝多了，也可能一整晚上都不會出現。

許知遠所寫的這個梁啟超故事，偶爾會讓人產生錯覺，似乎正在閱讀的是作者本人的經歷——一個少年得志的年輕人，因為學識早早捲入了歷史變革。他突然成為京城一家報紙的主筆，一時揮毫天下，沒人管的時候多寫點，御使要參他的時候，就稍微老實一陣子。

在文字中復活的梁啟超不再說慷慨激昂的革命大道理，他活在一個個非常具體又充滿人情味的細節里。進京趕考的那一年，這個來自廣東的年輕人喜歡去哪裡逛店、在哪兒吃飯。遇到康有為的他備受衝擊，就像是「一個在補習班學考試的人，突然碰到了羅振宇」，人人都在說革命、變局，就像是現在時髦的人都愛大談一番AI和ICO。

許知遠終於成了五環內甚至全北京最特別的一個創業者。他自由、散漫，「滿腦子無根據的天馬行空」。在單向空間，員工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會。比較準確的答案是，「許老師想起來的時候」。

「許知遠給我的感覺就是，他的內心從來沒有發生變化，包括對他熱愛的東西一以貫之的激情，還有對他不喜歡的東西一以貫之的鄙視。」於威說。41歲的許知遠，依然每天保持蓬勃的創作力，他還是常常突然拿本書，把正在樓上辦公的於威拉下來，興奮地描述新的寫作計劃，像是一場無窮盡的新想法發布會。

「我覺得老許是一個特別幸福的人，很容易被真正的思想的光芒照耀和打動，每天80%的時間都是被這些佔據的。他是很難被我們所說的赤裸裸的現實生活侵入的人吧。」於威說，「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你們這幫人太可笑了，他活得比誰都美啊，而且人家也不缺錢，從來沒有活過那種窮酸和窘迫的生活。」

現在他的書能夠以精裝本的形態出現，「享受一名中老年作家的待遇」。雖然偶爾還是會做一下夢，期望自己的書能「賣得像周杰倫的唱片那麼多」。冬天冷得不願動筆的時候，和書店裡的貓一起窩在暖氣旁的沙發里發獃、思考、想下一個選題。

「如果說我們的工作有一些益處的話，我覺得是在世俗意義上讓人們意識到，原來這樣遵循傳統方式，依然可以生存的，而且過得還不錯。」許知遠將這種意義定義為「無用的價值」，「能不能在一個充滿這麼多鋼筋混凝土，這麼多信息的焦慮之中，有一些小小的獨立空間，大家在這裡能夠閱讀海明威，聽莫扎特，談論那些非常不實用的東西。」

當然，偶爾還是要反抗一下的。雖然堅持「不看評論，不作解釋」，許知遠還是在隔天專門發來了信息，那是在傍晚寫作時間發來的一大串理性回應，「解釋一下我的不喜歡解釋，因為我身上有一種對現實的疏離感，現實對我沒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一種對更恆定的價值的渴望……」

那麼，這種更恆定的價值，找到了嗎？

「在找啊！」他馬上又回到了不耐煩，「這不得找一輩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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