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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恨水居京的那些年,把「蹭戲」當正事兒干……

張恨水自24歲入京,除抗戰期間離京赴渝,他的人生有半數是在北京度過的。他在這裡娶妻生子,建功立業,直到終老於此,對北京可謂一往情深,至死不渝。這裡固然有他的事業,有他的讀者,但不可否認,北京的文化氣韻吸引著他,即使遠離北京,住在重慶南溫泉那些年,魂牽夢繞的還是北京的花草、衚衕的叫賣聲,或廠甸的書畫、北海的景緻。這期間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和《兩都賦》,以及小說《巴山夜雨》,都融入了他對北京深深的思念。張恨水是個頗有才情的外省青年,一直嚮往著名士才人優雅的閒情逸緻,而不新不舊的北京恰與他所自稱的「不新又不舊」 相契合。只有北京,才給了他盡情享受文人雅趣的機會和條件。難怪這裡讓他流連忘返,樂不思「皖」。

張恨水北京舊居

皮黃鄉里嗜猶深

初到北京之時,他還是一介貧寒的書生,那時他住會館,每月只需十元錢,房飯兩項便安排妥當。閑暇之餘,如果尚有餘裕,他盡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當初,有兩件事是他最感興趣的,一是聽戲,一是讀書。旅京不久,他就曾有過一次「豪舉」。多年後,他回憶:「一天我在交過房、飯費後,只剩下一元現大洋了,這一塊錢怎麼花呢?恰巧這時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三個人聯合上演,這當然是好戲,我花去了身上最後一塊現大洋去飽了一下眼福耳福。」

張恨水是安徽潛山人,京劇就發源於此,著名的二簧腔就是從這裡流行的吹腔、撥子演化而成的;所以稱作二簧,是因為演奏時需用兩把嗩吶而得名。他曾提起:「昔有觀潛山風水者,謂該縣出三十六把黃龍傘。但龍氣不足,將流於假。於是至清中葉,業伶者群起。戲台上故多帝王,潛山之黃龍傘,遂盡走上戲台。」這固然只是一種傳說,但「據舊京潛山人調查,昔四大徽班北上,伶人十之八九為安徽籍,潛山人尤多」。譬如,號稱徽班領袖、京劇鼻祖的程長庚,以及後繼者楊月樓,都是潛山人氏。張恨水為此而頗感到有些自豪:「愚嘗有一閑章,文曰程大老闆同鄉。」 他既這麼說,無非是想表達,與程大老闆同鄉是可以標榜的。由此可見,他的迷戀京劇,可謂淵源有自,不是沒有來歷的。

當然,值得花的錢還是要花的。他很明白:「人生有一種嗜好,要多花一些錢,也要多耗一些精神。」 所以,為了梅蘭芳與楊小樓合演的《霸王別姬》,他曾經「大破慳囊」,花十塊大洋而一看再看。「雖然還是做了兩回二等看客,已覺是儘力而為」,即便如此,他仍然表示:「若有相當的機會,我還可以花五塊錢」。他對北京伶界每年的窩窩頭會,也很推崇,因為屆時可以欣賞平常不易見到的名伶合作之戲。他記得有一年:「全部群英會,則裘桂仙飾孫權,程繼仙、姜妙香合演周瑜,郝壽臣飾黃蓋,蕭長華飾蔣干,侯喜瑞飾曹操,馬連良飾孔明(本魯肅為重,兼祭東風,則孔明不弱矣),譚富英飾魯肅。」 這樣的演員陣容,若在平時,幾乎是不可想像的。那是大約「民國十年(1921)前,頭等池座,僅售五元耳」。

張恨水對京劇的痴迷,還表現在他很用心地學習戲曲知識,虛心求教,隨時探討和研究。他說:「不才雖不懂戲而酷嗜皮黃。因是工作之餘,在十二點鐘附近,必有一度戲學之討論。議論風生,每不知東方之將白。」 身邊的同事,或為老戲迷,或為名票友,或熟於坤伶掌故的,都是他的老師。他寫了很多談論戲曲的文章,常在《明珠》、《夜光》兩副刊上發表,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比如他談到《舊劇中的琴與簫》,就認為,劇中該用古琴的地方而用三弦或月琴,或該吹簫時以笛聲代替,都是不夠嚴謹的。他以《空城計》和《浣紗記》為例,前者諸葛亮在城樓彈琴的時候,場面上用的卻是三弦或月琴。古琴發音「非常之儉樸與清緩」,而三弦或月琴,「音調非常地急促與繁複,和琴韻恰好成反比。有些沒聽過琴的人,以為琴音就是如此,豈不大謬」?後者伍子胥上場,手裡拿的是一管洞簫,而「吹的時候,場面上用笛子代,也是很急促的」,和婉轉的簫聲完全不同。「而且伍大夫當日吳市乞食所吹的簫,並不是現在的簫管,乃是排簫。排簫是許多竹管列成一排,捧著吹的」。

梅蘭芳與楊小樓《霸王別姬》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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