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重溫美國總統華盛頓的政治智慧
作者 | 王黎，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
轉自公號「薛定諤的貓」，轉載、合作請留言
摘要：獨立後的美國並沒有給予法國實際盟友的地位，這是由華盛頓及其外交團隊的現實主義態度決定的。他們始終奉行的是「權力與國家利益」至上的宗旨，「同盟」對於他們來說只是應急時期的為我所用的權宜之策。
但凡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否認當時的歐洲大國——法國——在那場獨立戰爭中起到的關鍵作用。根據1778年法美雙方簽署的《法美同盟條約》，兩國在整個獨立戰爭期間相互配合、共同打擊英國。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北美民軍使用的武器裝備中有80%是直接來自法國或經由西班牙秘密運到的，而參戰的法國志願人員中不僅有後來聞名遐邇的拉法葉特，更有鬥志高昂的德?格拉斯指揮的屢建戰功的法國艦隊。對此，美國歷史學家約瑟夫?埃利斯寫道：「華盛頓總統或許比任何人都清楚，沒有法國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北美殖民地是不可能戰勝英國的。他時常對這些法國志願軍人的獻身精神深表敬意。」此外，法國更是在外交上率先承認美國合法身份的歐洲大國。鑒於此，在獨立戰爭中給予美國鼎力支持的法國，理應成為戰後美國的「自然盟友」。
然而，獨立後的美國並沒有給予法國實際盟友的地位。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影響了對法國一直心存感激的華盛頓總統沒有鞏固法美同盟呢？筆者認為，這是由華盛頓及其外交團隊的現實主義態度決定的。他們始終奉行的是「權力與國家利益」至上的宗旨，根據經典定義，「同盟」對於他們來說只是應急時期的為我所用的權宜之策。
一：
美國獨立與法美同盟
實際上，任何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都必須考慮諸多的現實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把國家安全以及國家最急迫的核心任務放在首位。美國也不例外。雖然美國在1783年獲得了法律上的獨立地位，但它並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安全環境。
首先是外來威脅。英國對美國仍然心存歧視與敵意。英國政府拒絕按照歐洲慣例與互惠規則發展英美兩國正常關係；雖然在《巴黎條約》中同意美國可以向西部擴張，但這一地區實際上仍然掌握在「親」英國的印第安部落手中，更有甚者，英國保守勢力甚至還企圖在美國西部建立一個「印第安自治國」。除此之外，加拿大可以隨時對美國構成直接的威脅。毫無疑問，美國對外關係中最棘手的問題或曰最大的安全隱患仍然來自英國。
紅色區域是獨立的十三個殖民地，粉紅色區域為法印戰爭之後大英帝國主張的地區，橘色區域為西班牙主張的地區。
其次是內部隱憂。一是8年的獨立戰爭雖然結束，但戰爭和長期混亂造成的殘局難以收拾，百廢待興。二是13個相互獨立的州紛爭不斷，而對他們尚未形成應有的聯邦權威。三是國內親法派和親英派之間的分歧與相互指責不絕於耳。但與此同時，從昔日的歐洲殖民地到獨立的合眾國這一時期（1607-1783），美國與歐洲之間早已形成了一個跨大西洋的密切而互補的經貿、政治與文化紐帶，與英法兩國的聯結尤其重要。因此，繼續保持與任何一方的聯盟關係，勢必遭到國內不同既得利益的地區的反對。例如，與英國關係密切的新英格蘭各州堅決反對削弱與倫敦在經濟、社會乃至主流文化方面形成的依附關係。
1787年費城會議
在這種情形下，1789年4月，也就是在美國建國後的第6年，聯邦政府正式組建，喬治?華盛頓就任美國首屆總統（1789—1797年）。就華盛頓而言，這位在獨立戰爭期間的大陸軍總司令是一個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並且對新建共和國的前景充滿樂觀。顯然，華盛頓總統麾下既有獨立戰爭中湧現出的才華橫溢的國務組織者，如漢密爾頓、亞當斯、麥迪遜等；也有熟諳歐洲外交事務的政治精英，如傑斐遜、富蘭克林、傑伊等。正是這一代領導人形成了一個既追求現實利益又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群體和外交團隊。
起草《獨立宣言》 的五人小組向大會遞交其成果，包括約翰·亞當斯、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斐遜、羅伯特·李文斯頓、羅傑·謝爾曼。
同年夏季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對美國領導人的政治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當時，漢密爾頓依據「情勢變遷」（rebus sic stannibus）的原則，指出《法美同盟條約》實際上已經隨著法國人民推翻其前君主政府而失去了應有的合法性。因此美國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解除兩國間的同盟關係。而傑斐遜對漢密爾頓等人推翻《法美同盟條約》的意圖和手法極為反感，擔心他們利用國內政治上的分歧威脅到各黨派之間的團結以及社會穩定。他反駁道，構成國家及其社會的主體是其民眾而非君主個人。因此，美法兩國之間存在的條約不應隨著政府形式或者君主個人的變化而徹底失效。無論是出於道義還是理智，美國都應該繼續執行《法美同盟條約》。由此，美國國內圍繞是否應當與法國繼續保持同盟關係還是與英國重修舊好的主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二：
華盛頓總統的外交理念
喬治·華盛頓（1732年2月22日－1799年12月14日），美國國父，1775年至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時的殖民地軍總司令，1789年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
對此種種，華盛頓總統表現出了政治家所具有的敏銳的洞察力與果斷處置危機的能力。他堅持優先且穩妥地處理與英、法兩國的關係，以避免美國捲入歐洲糾紛中去。一旦英、法、美三方之間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歐洲的穩定將連同美國的安全一起遭受難以預料的衝擊。
1778年，法國政府為本傑明·富蘭克林舉行接待會。
而他身邊的外交團隊，儘管其中有人被貼上了「親英派」或「親法派」的標籤，但在國家利益面前，最終也都表現出了相當的集體凝聚力、包容性以及面對隨時變化的情況所必備的適應能力和戰略眼光。被視為「親法派」領軍人物的共和黨人傑斐遜在親自給總統寫信中指出，「我國政府應努力嚴守中立，切忌國民的情緒把我們捲入旋渦，站在其中任何一方。」同樣地，以漢密爾頓、傑伊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始終明確表示，尚未強大的美國理應做到與英、法兩國和睦相處，而非輕率挑戰其中任何一方。誠如當時美國駐英公使亞當斯解釋的那樣：美國外交政策應當遵循這一簡明規則，那就是，「儘可能地與歐洲國家都保持友好關係；尤其設法在英法角逐中保持中立。但是，為了能夠做到與上述國家同時和睦相處，關鍵的一環是力求避免與英國開戰。」
基於上述背景，作為美國總統，華盛頓的功業在於他定下了美國在英法兩大強國之間保持「中立」的基調，為美國贏得了和平的外部環境，從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處理內部事務、搞好自身建設、壯大國家實力上。
原始的法美條約，於1778年2月6日簽訂。
首先，儘管根據《法美同盟條約》中的相關規定，美國承擔保護法國在北美大陸及加勒比海的貿易安全的義務。但是，法國國內局勢的瞬息萬變以及革命黨人採取的極端措施，直接導致美國民眾開始對法國革命的態度出現了逆轉。與此同時，歐洲政治中的撲朔迷離以及法國革命可能導致的歐洲危機，迫使英國政府決心採取必要行動以早日結束美英之間存在的「外交冰凍期」。1792年，美英兩國政府在審時度勢後，終於開啟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兩國能夠積極而務實地改善雙邊關係，在戰略上和現實中都是明智與必要的。
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打擊政敵，實行恐怖政策，使美國民眾對法國革命的態度發生轉變。
在對待法國的態度上，華盛頓堅決避免讓法、美兩國戰時形成的所謂「鮮血友誼」妨礙他正確判斷什麼才是美國的長遠利益。傑伊、漢密爾頓以及傑斐遜、富蘭克林等人早在美國獨立之前就意識到，歐洲君主無論來自哪一個國家，他們在對待殖民地的命運時都猶如賭徒在輪盤中投擲骰子時的心態：貪婪、投機且毫無責任感。而法國支持美國的獨立則是藉助這一革命來拆散英帝國體系的目的，而非期待出現一個強大的美國取而代之。1785年傑斐遜以首任駐法公使的身份出使巴黎時，他提出的在自由貿易基礎上擴大法美雙邊貿易的建議遭到了法國重商主義集團的強烈反對。況且，法國與西班牙還有過「有條件支持美國獨立」的秘密交易。不言而喻，法國政府夢想歷史上一味追求土地擴張的美國民眾勢必對加拿大構成威脅，屆時在英美兩國無休止的糾纏中，它不僅可以扮演仲裁者的角色，還可能從中漁利。
以同樣的立場，華盛頓竭力防止其外交幕僚對法國動機的分析導致他們對英國政府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幸運的是總統本人十分清楚，英國政府、尤其是倫敦金融寡頭集團不會放棄遏制美國發展的念頭，更不會輕易地讓美國控制整個北美的「蠻荒之地」。因此，英國除了在外交與安全方面掣肘美國外，在商業上一直沒有放棄限制美國國家重建的心理。鑒於此，美國不應該主動放棄而只能穩住與法國的同盟關係，至少它是遏制英國對美國採取過激政策或行為的一個頗有分量的籌碼。 1794年，華盛頓力主通過了頗有爭議的《傑伊條約》，以此來平衡已經存在的《法美同盟條約》中的相關規定。雖然他在任職期間沒有親自廢除法美同盟關係，但這種關係已經走上了維持、順變的地步。
三：
美國向西擴張
其次，華盛頓政府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不僅遠離了歐洲的紛爭，還利用英法兩國自顧不暇的有利時機，穩步取代了日漸衰落的西班牙暫時控制的佛羅里達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從建國伊始，華盛頓總統在審視處理與英法兩國錯綜複雜的問題時，始終沒有忽視控制密西西比河以東地區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他的影響下，早期美國的歷屆政府都把「國家領土從密西西比河流域擴張到太平洋」作為政治上的共識。當然，華盛頓對美國西部的擴張並非來自他本人「在年輕時代形成的對森林和原野的情結，更不是他認為美國的利益不在大西洋彼岸，而在廣袤的北美大陸西部。」
1783年的《聖·羅仁索條約》規定美國以密西西比河為其西部邊界
由於歷史原因，西班牙一直在北美大陸的西南部佔有廣袤的殖民領土。包括華盛頓總統在內的美國人相信，隨著國家實力的日漸增長，西班牙的勢力很快會被排擠出北美地區。1794年英美之間的秘密外交讓西班牙誤判為，倫敦與華盛頓正在密謀瓜分西班牙在新大陸的殖民遺產。因為這是歐洲宮廷常常玩弄的外交「陰謀」。英國可能縱容美國以武力手段佔領佛羅里達，來換取支持它對拿破崙的歐洲戰爭。鑒於當時嚴峻的國際環境，出於無奈的西班牙政府主動提出與美國直接談判。隨後，兩國代表在馬德里簽訂的《聖?羅仁索條約》中規定，西班牙當局正式承認1783年劃定的美國西部邊界，美國邊疆居民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上自由航行，並且在新奧爾良碼頭擁有免費儲存貨物的權利(right of deposit)。至此，美國的擴張慾望與視野開始越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區而投向更遠的廣袤領土。
美國官員所繪製的展現《格林威爾條約》簽訂場面的油畫。
緊接著，華盛頓政府邁出的第三步是抓住歐洲政治動蕩中提供的機會並開始大肆向西部擴張。1794年，華盛頓政府允許其軍隊在一次戰役中摧毀了眾多的印第安部落，而且殘酷地驅趕原住民向西部遷移。此時，儘管英國政府長期利用印第安人限制土地擴張的美國，但當印第安部落慘遭殺戮時，他們卻拒絕伸出援手。迫於英國的背信棄義以及美國軍隊的圍剿追殺，轉年8月，印第安部落不得不與美國邊疆州政府簽訂了《格林威爾條約》，雙方同意把相當於今天俄亥俄與印第安納兩州總面積的土地正式交給美國政府。從此，美國不僅控制了140多萬平方公里的西北疆域，而且為它隨後侵略墨西哥以及擴張至太平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
「永不結盟」準則
毋庸置疑，從1789年4月華盛頓就任美國總統到1796年9月他發表「告別演說」的這一時期，充分見證了華盛頓是一個徹底的信奉現實主義的政治家。無論國內的不同呼聲有多高亢，他始終堅持的底線是：在美國沒有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對抗英國與法國這樣的對手之前，它必須竭力避免與其再度發生戰爭。他深信「在上帝的哺育下，獨立自主的美國終將成為一個蓋世強國」的信念，與此同時，他更是以其務實和強硬的作風處理著與英、法兩國的複雜關係，並且逐步地成功取代了西班牙在北美大陸上的主要地位。不僅如此，政治上老成穩重的華盛頓總統在其帶有政治遺言性質的「告別演說」中，重申了美國的立國之本是必須與所有國家發展正常的商業聯繫，與此同時避免與任何一方建立政治關係。為後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調。
然而，如果細讀華盛頓總統的「告別演說」，文中並沒有「永不結盟」之類的術語或概念。他指出：美國的特殊環境及其地理條件允許它走出一條與歐洲國家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那就是「有意識地避免與世界上任何國家形成永久性同盟；同時讓人們相信美國本身擁有足夠的防禦能力；它只有在應急情況下才去考慮結成臨時同盟。」儘管美英學者一直對其內容有著不同的理解，作為時代的參與者，傑斐遜對這一問題的闡釋則最具有說服力。他寫道：「總統本人當時從全局著眼，內心擔憂國內存在的政治分歧與民眾的極端情緒。考慮到獨立不久的美國社會基礎尚很脆弱，而國內的親法派和親英派勢力旗鼓相當，只有一視同仁地對待歐洲各國，才能夠真正緩和國內各黨派之爭以及對人格的相互攻擊。」
作為政治家，華盛頓在處理國內危機中表現出來的睿智與能力，以及在外交博弈中具備的剋制與靈活，歷來被美國人視為經典案例。（完）
（本文為王黎教授談近代以來歐美外交藝術的系列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編輯：吳珊瑩、配圖：章家正，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簡介
王黎，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英國阿伯丁大學國際關係博士。主要著作有《歐洲外交史 1494-1925》，《擴國視角下世界秩序與國際社會》，《美國外交-理念、權力與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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