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Facebook真的被罰12.7萬億，問題仍然解決不了

天下 03-23

原標題：即便Facebook真的被罰12.7萬億，問題仍然解決不了

昨日（3月22日）一早，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向用戶發出道歉信，并力圖說明平台是怎樣被人鑽空子的。此時距《紐約時報》與《衛報》等媒體報道已過去五天。

報道中提到：

Facebook上超過5000萬用戶信息數據被一家叫「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泄露。數據被用於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針對目標受眾推送廣告，鞏固或改變他們的想法，繼而影響大選結果。

被搜集的，既涵蓋用戶的住址和社交網路等基本信息，也包括用戶參加了什麼活動、發表了什麼內容、閱讀了什麼內容、對什麼內容點過贊等。

這一事件顯然讓用戶震驚。大數據及其演算法被用來影響甚至改變心理的做法，已不止步於商業中的廣告投放，而是滲入到更隱蔽的思想觀念。馬克·扎克伯格的道歉信並未阻擋美國用戶的質疑。如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出情況屬實，對Facebook的罰金將可能高達2萬億美元（約12.7萬億元人民幣）。而Facebook 總市值為4885億美元，自報道出來一度兩日內蒸發五百餘億美元。

與泄漏用戶的銀行卡等信息相比，這件事帶來的個人現實損失可能不嚴重，然而思想觀念被侵犯更容易惹怒了用戶。包括Twitter和Snap等在內的社交媒體都一同遭遇信任危機，他們的市值也一度下降。

互聯網隱私經常被認為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而隱私被公開、信息被販賣的事件也屢見不鮮。上一次瀏覽過的網站，現在再被推送到了手機上；接到莫名其妙的推銷電話，推銷員好像知道你最近在關注什麼。更常見的，還有基於大數據及其演算法的定向廣告。

而現在看來，隱私「常談」得遠不夠。如果思考被操控，用戶的自由意志顯然已面臨威脅。在隱私的邊界上，他們一退再退。過去，可以掛斷騷擾電話，或無視定向廣告，或退一步而言，隱私好像也只是平添了一些騷擾，再怎麼糟糕，也可以拒絕廣告而不受影響。現在呢？它們將可能決定你的思考。既然隱私是人們在互聯網和現實兩個社會裡維持文明與尊嚴的方式，怎麼在互聯網就格外脆弱？

作者 | 茱莉亞·霍維茲傑拉米·斯科

洛麗·安德魯斯

監控是互聯網的商業模式

我們將自己的數據拱手交給企業，因為這樣做帶來的結果是能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我們喜歡日常使用的所有網路應用程序。我們喜歡在網路相冊Flickr中存儲照片，在谷歌上保存電子郵件，在亞馬遜上保存電子書和電影。信用卡比現金更方便。計算機化的醫療記錄比使用紙質文件更方便。Nest恆溫器比上一代不聯網的產品更方便，而且還可能更省錢。互聯網搜索已經完全改變了人們尋找信息的方式。

所有這些便利帶來的監控程度在幾十年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們全天24小時都在向手機公司發送我們的具體位置，因為我們想要接收電話和簡訊。每當我們添加新朋友的時候，社交網站都會收到通知，因為我們想和這些朋友保持聯繫。我們允許谷歌公司監控我們閱讀的所有內容，因為在互聯網上閱讀更方便。我們允許其他公司複製我們的通信內容，因為我們發現在系統備份比手動備份更便捷：如電子郵件、即時通信和私人郵件等。

英國Channel 4與美國NetFlix公司出品的《黑鏡·第三季》（2016）構想，在一個十分看重個人評分的世界之中，你可以給你遇到的所有人打分，自身分數越高的人，給他人打分的權重就越高。每個人的分數決定了他們能夠過上怎樣的生活。

監控是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公司建立監控我們的系統，我們以被監控為交換使用公司服務。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事情都是「免費」的；公司使用和出售信息的目的都是為了達到心理操縱——廣告。

我們正生活在監控的黃金時代。目前的技術水平不僅使無處不在的監控成為可能，而且已經達到了成本低廉且易於實現的程度。隨著物聯網開始收集我們的線下活動，谷歌眼鏡等生活記錄器開始記錄我們看到的所有事物和所有言論，轉瞬即逝的對話將變得越來越少，並將最終全部消失。這些信息都將被保存、分析、購買和出售，並同時被用來對我們進行判斷、分類和操縱。

《無處安放的互聯網隱私》

作者: [美] 茱莉亞·霍維茲 [美] 傑拉米·斯科

譯者：苗淼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年7月

正在被集合歸類的我們

因為擔心4歲兒子不斷惡化的鏈球菌感染癥狀，科根把孩子的照片上傳到Facebook，並寫下動態：「眼睛浮腫，體溫上升，青黴素不管用，可能是猩紅熱，也可能是紅疹，還可能會是什麼呢？」不一會兒又更新動態：「腫得更厲害了，特別是眼睛和下巴。高燒不退。」這些動態得到了三位Facebook好友的回應（其中一位是演員，她的兒子也有過類似的癥狀，還有一位是小兒心臟科醫生），他們都勸她立即帶孩子上醫院，因為他們懷疑這孩子得了川崎病。這是一種罕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療不當會毀壞冠狀動脈。後來這名男孩確實被診斷為川崎病。

美國電影《解除好友》（2014）提出一個問題：你有權利散布別人的隱私嗎？故事講述了一個名叫勞拉的女學生。她在和同學某次Party後high得太大，宿醉後拉褲子，而這一幕正被同學拍到，並且不知道誰把這段視頻上傳到了YouTube上，這之後大量的留言是：你怎麼不去死啊？你怎麼不去自殺啊？受到羞辱的勞拉在操場上開槍自殺，震驚校園。

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過以上相似的經歷。在網路上公開自己一部分的信息以尋求幫助，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看上去沒有什麼不安全的——我們可以通過使用化名或者設置僅對相關人員，而不是所有人可見，來保護我們的隱私。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因社交網路的魚龍混雜、牽連廣泛而陷入被有心人利用的糟糕處境中。在美國Patients Like Me（意思是「和我一樣的病人」）網站中，人們會曬出自己相關的健康信息，以期能向別人取經，從而獲得更好的治療。但實際情況則有些背道而馳，信息被販賣，隱私被公開的現象時有發生。

《隱私不保的年代》

作者: ［美］丹尼爾·沙勒夫

譯者: 林錚顗

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我們身處網路的世紀，人人都喜歡網路，離不開網路。但網路並不像我們希望的那麼美好，它如同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呈現出所青春期特有的狂野特質：莽撞、任性、無畏、不受約束、不計後果……」

我們或許會認為，隱私被侵犯的結果至多就是信息公開，個人被完全暴露。其實不止於此。在社交網路中，數據整合商掌握了大量有關你的信息，但是他們缺乏信息發生的背景。「數據整合商進行的大規模的數據採集、分析和售賣不僅侵犯著你的個人隱私，還抹殺了你的個人特徵，會在感情和經濟上給你造成傷害。你的私人信息不僅被用來向你推銷產品，還將一些原本屬於你的機會關在了門外。」

數據整合及行為定向廣告和一些基本社會價值觀背道而馳。在美國憲法和民權法律下，任何實體對個人作出的評判和決斷都應該以他們的個性特徵為依據，而非按照某些統計信息來臆測他們會這樣或那樣。

他們也不能僅僅根據種族裔群來描繪一個人，房地產公司不能因為某個人所屬的種族裔群比較貧窮就不讓他看房子。對人的判斷需要根據他或她自身的優點，警察要對一個人搜身，看他是否私藏武器，必須得事先發現可疑跡象。即便有統計數據表明在某一群體或社區內非法私藏槍支的概率較高，警察在沒有找到具體的懷疑對象前也無法對其中的任何一個人搜身。

「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人應當被視為獨立的個體，而不是某個群體的成員，這是一項基本權利。但到了社交網路的數據整合和行為定向廣告那裡，這項權利就完全被顛覆了。」我們無法自主選擇信息應當被如何使用，我們被切割成一個個特徵明顯、便于歸類的小分子，每一個集合中都是「第二個自己」。

隱私是維持文明與尊嚴的方式

隱私的保護對於個人和社會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即使身處這樣一個數據瘋狂的時代，我們仍然渴望隱私，因為這關涉到一個人最基本的價值與尊嚴，乃至一個社會的文明與信念。

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發現，年輕的成年人（18—29歲）與年紀更大的用戶相比，更加在意自己的網路隱私；65%的社交網路成年使用者會更改隱私設置，以限制自己的信息分享對象。而其他人中的很多可能只是單純地以為Facebook頁面本來就是私密的。

用隱私權學者查爾斯·弗里德（Charles Fried）的話說，對隱私信息的控制是尊重、友誼、愛、信任和個人自由的根本。我們通過一點一點剝落自己的信息來實現與他人的親近，每一次新的揭露都表示著更多的信任。在不同環境中展現我們不同的方面，是健康的行為。我們需要在不受以前的數字生活的干擾下繼續探索和成長。

私人發布的消息和電子郵件的泄露，是一種情感上的災難。實際上，心理醫生和哲學家們完全不同意Facebook創始人的理念——所謂的人應該是「透明」的。哲學家博克（Sissela Bok）說：「保密的能力是個人在集體生活中的一個安全閥……精神病被描述為自身與外部世界之間界限的破裂：發瘋的人『像堤壩崩潰的洪水一樣流入外部世界』。」

隱私也是我們在更大的社會裡維持文明與尊嚴的方式。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波斯特（Robert Post）說：「『隱私』是一個簡單的標籤，我們使用它來識別集體的某個方面，我們需要讓集體保持很多不同的方面。保持標籤純凈的重要性，比不過保持這種集體生活形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