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和耐|如果沒有蒙古入侵，南宋王朝還能維持多久？

原標題：謝和耐|如果沒有蒙古入侵，南宋王朝還能維持多久？

2018年3月3日，法國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謝和耐逝世，享年97歲。謝和耐教授專事中國社會和文化史研究，著述等身，在其一生所發表的眾多著作中，《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作品。此書以細膩的筆觸，描述了13世紀蒙古人入侵之前數十年南宋臨安的日常生活，呈現了中華文明鼎盛時期的生活藝術。

本期微信刊發此書的導言部分，以緬懷這位貢獻卓著的漢學研究者。

謝和耐

人們慣常妄下結論，以為中華文明是靜止不動的，或者至少會強調它一成不變的方面。這實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任何未被分辨清晰的事物，總是顯得缺乏特點。如果我們自家的文明也遭到歷史學家們此等程度的忽視，如果人們對它自古代以降的複雜發展也所知甚少，就像他們對中國的那樣，那麼，它同樣也有顯出巨大慣性的危險，在其某些傳統和精神取向中也同樣能找到中國那種恆久不變的特質。不過我想，在這方面的錯覺也包含著某種真理的尺度，至少它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事實：我們自家的文明和中華文明一樣，在其抉擇關口都是奇異的和飄忽不定的。只是由於缺乏適度的比較，才使人們難於領略其妙處所在，儘管這尚未妨礙我們每每進行自我省察。

還有一點必須強調：經歷過諸階段之發展的並不只有我們的文明。隨著研究的進展，我們曾經建立起來的有關中國的固有形象正在消逝。而一旦籠罩住其輪廓的迷霧散去，我們就將發現，中國的歷史並非存在於延續性和不變性之中，而是存在於接踵而至的一連串劇烈震蕩、動亂和毀壞之中。從公元6世紀到公元10世紀，中國經歷了一個其面目全然無從辨認的時期。

當時，草原的游牧民族盤踞了北方各省，而佛教的全面勝利也留下了至深的印跡。事實上，每個時期都自有它獨具的風貌，甚至唯獨適於它的環境。此外，中國的幅員遼闊，也意味著它在氣候、風光、生活方式、習俗和方言等方面千差萬別。這是一個面積可與整個歐洲相匹、具備近3000年有記載歷史的國度，因此，任何對它的有效論述都必須涉及確切的時間與地點。再不許奢談什麼「永恆不變的」中國了。

筆者最初本欲寫一本涉獵面更寬的書。但鑒於中國的世界是如此巨大，各地區有所差異，歷史賡續不絕，我發現有必要對研究領域進行更精確的限定。我所選定來描繪中國生活的特定歷史時期，是被稱之為南宋的那個王朝的末年（1127—1279），即其國都從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數十年。我所選定的區域則為杭州地區，尤以杭州城本身為主，當時這個大都市稱作臨安，是中國建都之處。如今，此處為一片旅遊勝地，以其山明水秀聞名遐邇，它是一座擁有幾十萬人口的小城市，位於上海西南120英里處的錢塘江口。在1275年前後，它卻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和最為富庶的大都會。

古代杭州市井圖

在說明我們作這種選擇的理由之前，有必要作一番歷史簡介。

在公元8世紀的唐朝，中國有過最輝煌的歲月，而到了公元12—13世紀，情勢就有了令人矚目的扭轉。

在這4個世紀中，發生過急劇的變化。一個尚武、好戰、堅固和組織嚴明的社會，已經為另一個活潑、重商、享樂和腐化的社會所取代了。

整個該時期的共通特點在於農民的貧困和不安定的生活，這完全可以一目了然，而且，這種貧困還在與日俱增。中國唐代的粗獷樸素的偉大可以歸咎於其氣候的特點和人民的性格。它立國的中心位於乾燥和充滿灰土的黃河河谷平原，該平原展開於河西走廊的末端，而河西走廊則穿過了大片高山峽谷，直抵中亞腹地的軍事要塞。在馬可波羅看來，中國13世紀的蠻夷之地反而是稻田密布、運河成網的江淮流域和浙江丘陵地帶，以及東南沿海省份（現在的江蘇、浙江、福建）和長江流域。對於這位威尼斯旅行家來說，這裡和中國北部反差很大，簡直判若天壤。

公元8世紀的中國南方，由於其沉悶和使人喪失活力的氣候，只不過是遼闊帝國的一塊未開拓的地區罷了。人們的興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對於許多人來講，南方並非祖先的故土，在那裡會產生一種流放之感。中國的偉大王朝總是建都於北方，即如今的西安及其以東地區。

不過，數世紀過去之後，人們已經不斷地感受到了中國南方的日趨增長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內河交通發展起來，並且形成了一種幾乎不為中國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產生了一些重要的書香世家，這終於使人們意識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對於這種深遠的、幾乎難於覺察到的變化過程，我們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確的解釋是：正是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的來自中亞和今天蒙古一帶的野蠻游牧民族的持續不斷的壓力，才構成了促進中國長江流域和東南省份經濟普遍成長的主要動因。

游牧民族入侵的第一個階段是在唐代，當時通往中亞的絲路被切斷了。其第二個階段，是胡人於長城以北建立了強有力的國家（西夏、遼和金），並從10世紀末至12世紀初對中國的北部省份構成了持久的威脅。在最後一個階段，則帶來了種種悲劇性的事件，而發生這些事件的歷史歲月又構成了我們對中國日常生活進行描寫的背景。這段歷史時期包括兩個重要的年份：首先是1126年，北宋（960—1126）的京城（今河南開封）於當年失陷，緊接著長江以北的整個中國北方均被侵佔，此後，中國皇帝和他的朝廷最終在杭州定居下來，而與此同時漢人與胡人的交鋒前線也沿著江淮流域確定下來；其次是1276年，杭州遭蒙古人侵佔，而整個中國也在其歷史中首次全境失陷。對於中國人來說，看到中國完全屈從於反抗一切文化、堅執其好戰的部落傳統的蠻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內俱焚的經歷。而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些游牧民族之令人驚訝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結舌。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對於偉大的中華帝國的沉重打擊，這個帝國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而由於此次入侵，它卻在其歷史中經受著徹底的毀壞。

13世紀蒙古帝國擴張版圖

有沒有理由說此一時期乃是紛擾的時期？如果有，那不啻在說：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對於日常生活亦有著直接的影響。只不過，大多數人並未被這一重大的歷史災變所動，除非有朝一日他們親身捲入其中。毫無疑問，對於那些手執權柄、其愛國心又強到足以使他們意識到這些危險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個不安寧的時期。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直至兵臨城下之前，杭州城內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閑哉。如所周知，中國人很有一套處世的哲學。

必須認識到，上流社會幾乎總是無一例外地不負責任和一晌貪歡。後來的歷史學家們並非沒有指出——中國的失敗和屈服要歸罪於其統治者的道德淪喪。這再次提醒了一個舊有的經典主題：當皇帝和朝廷沉湎於享樂而不理朝政的時候，就會自尋死路。北宋的末代皇帝就是一位審美家，熱衷於繪畫和藝術品的收藏。

而南宋的最後幾位君主，則既缺乏「德行」，又缺乏現實感。但話說回來，國防尚能牢固地組織起來，而且國家亦將其歲入的大部分用來維持一支百餘萬的大軍。所以毫無疑問，總有一天進一步的研究將會演明：中國崩潰的真正原因其實與道德鬆弛無關，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本質之中。有關13世紀中國南方之安定繁榮的印象只不過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後的，卻是國庫之連年悲劇性的空虛、農村之貧困和不滿，以及統治階層內部的黨爭。這座大廈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蠻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會倒塌下來。

不過，儘管帝國已經相當虛弱，卻仍十分可觀。13世紀的中國，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胡人佔據，也仍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它的幅員，從四川省到長江下游平原，東西一線逾1200英里，而從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線，南北一線亦逾600英里。故其總面積達到了70萬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說，足有當今的4個法國那麼大。它的人口總數達到了6000萬以上這在當時是一個龐大的數目，特別是當我們考慮了下述事實——有四分之三的地方乃是幾乎杳無人跡的山區，而人們只是高密度地聚集在川西的成都盆地和長江下游平原（今江、浙兩省）之後，就更會為之驚嘆不已。長江的航運經由其支流，可以遠抵成都周圍的富饒平原地區，從而構成了中國南方的主要商業通道。帝國東部地區的運河網路連接著大城鎮，河面上的船隊晝夜不停地航行。一支龐大的沿海船隊維持著東南沿海貿易中心與南部沿海貿易中心（遠達廣州）的聯繫。而大型的海船則每年都在季風時節往來於中國和南洋群島、印度、非洲東岸以及中東之間。在內陸，永久性的集市於南北陸路和長江的交匯點上發展起來了，其貿易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歐洲商業中心。

兩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狀況

13世紀的中國在近代化方面進展顯著，比如其獨特的貨幣經濟、紙幣、流通證券，其高度發達的茶葉和鹽業企業，其對於外貿（絲製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區產品的專門化等等。無所不在的國家掌握了許多商業部類，並通過一種國家專賣權體制和間接稅收而獲得其主要歲入。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和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

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做蠻夷之邦。

接下來，再讓我們談談為什麼要選擇此時此地來加以描述。

在中國早已開始了近代化時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斷了此一迅速進步的過程。此一時期的顯著標志是城市中心和商業活動的突出發展。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杭州居民的人口就翻了一番，迄1275年已逾百萬。這種增長還並非京城特有的現象。由於直接關注城市生活，我們僅限於著重指出在那個時代最具典型性的特徵。

選擇本書確定的時間與地點，還出於其他的一些考慮。不可否認，有關宋代的考古學上的材料既稀少又無特殊的揭示。12和13世紀生產的陶器相當重要，並且留下了數不清的標本，但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很少一點東西了，比如婦女的飾物、玻璃杯、漆瓶漆盒、彩繪枕頭以及銅幣等等。由於中國建築所用材料的輕脆，竟連一件建築上的碑銘也沒有留傳下來。能夠向我們提供日常生活細節的，主要來自繪畫作品。宋代的畫家們的確喜愛描繪富家生活的細緻場景或街景。在其他的這類文物當中，我們可以參考一幅表現了12世紀初葉之開封城的長軸，此幅長軸出自一位特別擅長描畫城牆和車馬的畫家然而，很不幸的是，由於明代的畫家特別偏愛收藏有關花卉、竹子和山水的畫作，像這樣具有生動寫實風格的繪畫作品留存有限，只剩下寥寥幾幅原作（或更確切地說，是摹本）。

（南宋）李嵩：《觀燈圖》局部

不過，考古材料的欠缺，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幾乎可以說是豐富已極的文字材料所彌補了。正是在宋代，可以從中抽取有關日常生活的文本開始增多了，如生活瑣記、軼事彙編、筆記小說、地方志等，都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翔實準確和栩栩如生的細節。這類信息資源的驟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從10世紀初葉以來印刷術的發明及其推廣使用、教育的進展，以及與之相應的商人階級的興起，商人中間並不存在對於描繪瑣碎細節的藐視，這一點與文吏大相徑庭。至關重要的是，當時的史料在有關1275年前後的杭州城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多得驚人的信息。這個城市的居民把涉及它的一切都記下來留給了我們：它的街衢、運河、建築、官衙，它的市場及商業交易，它的節慶和娛樂……簡直到了這樣的程度——如今竟可以事無巨細地將這座京城重現出來，找到人們做每一類買賣的精確地點，以及每一座寺廟的準確位置。我們甚至獲知了當時最紅歌妓的姓名、主要街道上鋪路石板的塊數，以及各個最佳的去處：諸如在哪一座橋邊，在哪一家店鋪，可以尋覓到最好的蜜餅；又在哪一條街巷有最好的房子待售等等。

選擇這個城市來描繪還有另一個有利之處：馬可波羅曾於那裡逗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時值1276年至1292年間，也就是從杭州落入蒙古人之手起，直至他啟程返歐止。在這段時間內，杭州城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在馬可波羅的回憶錄中，其最長和最詳盡的部分之一便是他對於自己離別的中國京城的回憶。那也是其最生動的部分。如果從某種角度來衡量他這本書，它確實是基於一位蒙古將領的官方記載而寫成的，後者自1276年年初起對杭州進行圍攻。但即便如此，顯而易見的是，他仍然同樣經常地利用了他個人的親身感受。他的描述既有趣又樸實，其功績不在中文文本所提供的記載之下。在他的描述中，也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在準確細節方面與杭州居民的刻畫不盡相符之處。長期以來，此書的所謂拉姆索（Ramusio）版本遭到了懷疑，可是它在描述杭州城的細節方面卻比更常見的版本《馬可波羅遊記》豐富得多，而且，在將其與中文資料相印證以後，我們也發現它的細節在大多數場合也與後者貼合得多。我們最經常援引的正是這個版本。

附帶補充一點：本書幾乎全部是基於原始中文材料寫就，而在許多方面又補充了完全嶄新的信息。可供徵引的二手材料極其匱乏，這是因為除了極少數研究家之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未吸引更多的作者。更何況，中文確乎是一種難於掌握的語言。也許，上述原因倒可以成為一個原諒本書種種闕失的理由哩！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插圖本）

[法]謝和耐 著 劉東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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