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於同性戀與宗教的當代爭論

利維坦按：人無法決定自身所處於哪個時代，如果你是一位同性戀者，生活在古希臘，那麼你或許會很幸福，因為那時希臘人對同性美學推崇備至——在雕塑、繪畫和文學作品中都能看到成年男子與少年的同性之愛。他們也不像現代那樣，將性取向視為一種標籤。

可如果你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你將得不到任何法律保護，甚至同性戀一度被列入第一版精神疾病診斷列表（DSM-I），直到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才承認科學研究的證據，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診斷列表（DSM-III-R）中去除。

本文主角的身份更加特殊一些：他是身為同性戀的天主教徒。作為歷史學家，博斯威爾（順便說一句，他和米歇爾·福柯關係不錯，但他不同意福柯有關強調「異性戀」和「同性戀」身份和文化特徵的理論）試圖通過歷史的再梳理，來調停兩個在公眾看來極為對立的群體：基督教徒和同性戀人群。

文/Natasha Frost

譯/Anthony

校對/沁月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john-boswell-homosexuality-catholicism-history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hony在利維坦發布

這張7世紀的聖徒謝爾蓋（Sergius）和巴克斯（Bacchus）的照片，被歷史學家約翰·博斯威爾（John Boswell）認為是早期同性基督教徒結合的真實寫照。圖源：公共領域

這可能是第一本通過加里·特魯多（Garry Trudeau）的漫畫《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向大眾傳達信息的學術教科書。在1994年6月的系列漫畫中，同性戀角色馬克·斯萊克邁耶（Mark Slackmeyer）試圖去接近一位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已婚男子，並且告訴他教堂在1000年前就舉辦過同性婚禮。「你在哪裡聽到的這種屁話？」 那個男人面露慍色地回應了他。

「這是耶魯大學一位教授的新書中寫的，」斯萊克邁耶這麼回答道，「在他的研究中，同性婚禮中的禮節同樣包括聖餐，神聖的禱告以及象徵著愛情的親吻。就像異性戀的婚禮一樣。只是異性戀的婚禮，大多是關於財產，通常是在戶外舉行。而同性婚禮，只關乎愛情，所以在教堂舉行！」

那一周，至少兩家伊利諾斯州的報紙拒絕印刷這則漫畫，而這則漫畫的許多讀者打電話抱怨：「加里·特魯多存在的意義就是讓我們不開心嗎？」如果說這則漫畫僅僅是引起了爭議，那麼《近代歐洲的同性戀研究》（Same-Sex Unions in Premodern Europe）這本書無疑惹怒了眾人——不論是學術圈內還是圈外。這本書的作者，學者約翰·伊斯本·博斯威爾（John Eastburn Boswell），也被稱作傑布（Jeb），在這則漫畫問世的6個月之後就離開人世，死因是艾滋病相關的併發症，享年47歲。

博斯威爾的梵蒂岡圖書館證件。圖源：COURTESY YAMP

在耶魯大學任職的20年間，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博斯威爾先是將學術界攪得雞犬不寧，隨後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通過數年嚴謹的研究（如果這麼說正確的話），他成功撼動了現代恐同症（modern homophobia）的根基。在他1980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書《基督教，社會容忍度和同性戀》（Christianity，Social Tolerance，and Homosexuality）中，他研究了從基督教時代的開端至14世紀的同性戀群體。他發現，同性戀人群「仍然是被立法嚴厲禁止、社會廣泛敵對、各種民事限制的對象，並且以上現象都可以在宗教中找到表面上合理的解釋」。然而博斯威爾的研究成果表明，事實上這種「宗教上的解釋」可能是假的——其實是近代發生的改變，在基督教建立幾百年後才被引入。

年輕時的約翰·博斯威爾，被他的朋友們叫做傑布。圖源：COURTESY YAMP

博斯威爾1980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書《基督教，社會容忍度和同性戀》。圖源：Notches

書中提出，羅馬天主教會並不是一直對同性戀抱有敵意，實際上直到12世紀，教會都認為同性戀不像「虛偽」這種品質那樣令人生厭——甚至還會為同性情侶舉辦婚禮。這本書引起了爆炸般的影響，偏激一點兒的言論包括「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稱這本書具有革命性意義」 ，來自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家保羅·羅賓遜（Paul Robinson）在1981年的紐約時報書評中這樣寫道。但是其他的評論家認為，儘管這本書的行文注重細節，但是它的中心論點——基督教和同性戀並非一直勢不兩立——不僅僅是錯誤的，也是博斯威爾平衡自己同性戀和天主教徒雙重身份的一次失敗嘗試。因為人們認為這兩種身份是不可調和的。

博斯威爾年輕而聰明，金髮碧眼，俊朗帥氣，擁有令人嘆服的語言能力，他的作品有時會引用17個從古至今的例子，這些例子的源語言可能是加泰羅尼亞語，拉丁語，舊冰島語，敘利亞語和波斯語等。作為一名在弗吉尼亞州長大的青年，研究人員布魯斯·奧布萊恩（Bruce O』Brien）這樣寫道，他已經從信奉聖大公主義【Catholicism，源於希臘詞「katholikos」，意為「全世界的」、「普遍的」。此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用法。廣義指所有「公派教會」（天主教、東正教、英國國教會、古老公教會等）所提倡的教會「合一、聖潔、大公、使徒所`傳」的精神，主張《聖經》與「聖傳」並舉，強調教會的信仰和實踐的古今一致、普世統一。狹義則專指羅馬天主教的信仰和實踐】轉變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所展現出來的寬容和力量導致了他的這種轉變。「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雖然沒有相關的法律強制，但巴爾的摩的大主教管區自願將其學校排除在管區之外，他們會這麼做僅僅是因為這樣是正確的。」正是在這一點上，他看見天主教教會本質上崇尚道德，並願意成為與社會中不寬容因素相對抗的燈塔。在這個敏感性正在發生巨大改變的國家中，正是這些不包容引起一些為追求平等而進行的抗爭。

因此很多人將這本書看作是一種審判——博斯威爾給了教會機會去包容同性戀群體。他的姐姐帕特里夏（Patricia）在博斯威爾的葬禮上這樣說道：「傑布對上帝的愛是他生活和工作的動力。他的本意並非去撼動異性戀者的世界，而是將基督教的愛帶到同性戀的世界中……讓對這種極為強烈的、原始的、不『溫順』的愛心生恐懼的人們接受並包容這種愛。」

中世紀作品「 La Somme le roy」中的一個細節，這部700多年前的作品中描繪出了相互擁抱的大衛（David）和喬納森（Jonathan）。圖源：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基督教，社會容忍度和同性戀》這本書用442頁的篇幅回顧了1000年來的同性戀歷史。它引證嚴謹，內容涵蓋了多個國家的多個實例，這些例子之中既有展現同性情侶之間感情的特定實例，也有來自同性伴侶關係普遍化的社會體系中的一些慣例。

博斯威爾潛心鑽研了4世紀的古羅馬詩人奧索尼烏斯（Ausonius）和他的學生聖保利努斯（Saint Paulinus，後來的諾拉主教）之間的關係。這段關係是否涉及到肉體的糾葛已經無法下定論了，但是他們之間的這種深摯的感情似乎已經超越了平常的柏拉圖式友誼。

In whatever world I am found,

I shall hold you fast,

Grafted onto my being,

Not divided by distant shores or suns.

Everywhere you shall be with me,

I will see with my heart

And embrace you with my loving spirit.

在我發現的任何一個世界中

我都會緊緊的握住你的手

將你與我緊密相連

遙遠的海峽或是太陽

都無法將我們分離

你將永遠與我相伴

我會用心去看

用我誠摯的愛

擁抱你

「將這種感情與當下的種種現象做嚴格的類比，就像是將中世紀婚姻與現代的配偶關係進行比較一樣，得到的結果是不準確的，」博斯威爾這樣寫道。但是，「友誼的定義改變了」這種想法在博斯威爾看來就是一句空話——因為特別是考慮到在許多古代社會體系中，同性戀是一件普通的事，所以很可能被當作是普通友誼中的一部分。「同性友人有時需要藉助描述同性戀之間愛情的特定辭彙去表達他們的情慾，」他這樣寫道。

聖保利努斯在同一時期，這樣描述他們的友誼：「我覺得我的靈魂和他的靈魂是同一個，只是活在兩個身體中罷了。因此，生活對我而言是無比痛苦的，因為我不想作為一個不完整的人活著。同時我還無比懼怕死亡，因為我對他的愛意是如此的強烈，如果他離開了，那我也就完完全全地死了。」 然而在其他的地方， 他聲稱「用骯髒的慾望玷污了純潔的友誼，用黑暗的慾望抹黑了友誼的光芒」。但是這種觀點並不是對同性戀的情慾的否定，而是對性本身的否定。

17世紀聖保利努斯的肖像畫，由畫家安東尼奧·羅德里格斯（Antonio Rodríguez）繪製。圖源：維基百科

同一時期，在有時會被稱作「基督教的搖籃」的古希臘羅馬城市安提阿，博斯威爾記述了聖約翰·克里索斯托姆（Saint John Chrysostom，正教會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重要的基督徒早期教父）遊歷這座如今屬於土耳其領土的見聞。克里索斯托姆驚訝的發現，這座城市中的男人並不和妓女「廝混」在一起，而是「無所畏懼的」與同性發生性行為。博斯威爾引用了他：「那些年輕男子的父親對這種行為保持緘默，他們既不會將自己的兒子與其他人隔離起來，也不會為這種罪惡的行為尋求任何補救措施。沒有人會覺得羞恥，沒有人會臉紅，他們對自己的這種小把戲引以為豪；這座城市中，貞潔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是不被允許的，錯誤的。」在這座早期基督教城市中，克里索斯托姆發現，男同性戀的普遍性和被接受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於「長遠來看，甚至有女性不再被需要的危險，年輕的男子完全滿足了過去由女性提供滿足的種種需求」。

博斯威爾列舉了1000年來早期基督教世界中有關同性戀性與愛的一系列事例。他指出，偶爾會有法律禁止同性戀，但是這些法律並非總是宗教相關的，而是出於民事目的，即將對同性戀的罰款作為一種增加稅收的方式。實際上，通過這種方式被徵稅的常常不是社會的普羅大眾，而是主教和神職人員。他寫道：「而這種行為若單純被教會發現並不會受到懲罰，或者僅有一些非常輕微的懲罰。」以教皇聖格雷戈里二世（Saint Gregory II）的教會統治為例，女同性戀行為會遭受160天禁食的懲罰，其實本質上與齋戒並無二致。但是如果一名牧師被發現狩獵，則會遭到長達三年的懲罰。

同性戀政治家哈維·米爾克。2008年由導演格斯·范·桑特將其生平搬上銀幕，西恩·潘飾演了米爾克。圖源：Jewish Currents

20世紀80年代，當同性性行為仍被美國許多州的法律嚴令禁止時，這本書的出現無疑像是一個炸彈——尤其是對於天主教徒而言。那時的美國社會，仍舊處於極端恐同和對同性戀抱有較大偏見的時期。1978年，公開身份的同性戀政治家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在舊金山遇害。一年之後，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組織了一場在名義上保護兒童免受同性戀「召集」而反對同性戀者擁有平等權力的運動。而針對同性戀群體的研究也成為學術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博斯威爾組織創立的耶魯大學女同性戀及男同性戀研究中心，直到20世紀80年代晚期才真正成立。

由此，《基督教，社會容忍度與同性戀》這本書，遭到了各種批判的聲音。學術界中批判的聲音甚至來自一些歷史學家，例如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R.W.薩恩 （R. W. Southern）認為「同性戀歷史」在歷史研究中既不有趣也不重要（奧布萊恩指出，薩恩成長於一個壓抑的、視同性戀為犯罪的年代，事實上，當薩恩提起同性戀時也常常用到「犯罪」這個詞），一些理論學家也對博斯威爾的觀點進行了大肆批判，他們發現這本書已經被博斯威爾對於「正確性」的深切破壞了。

這本書發行後不久，路易斯·克朗普頓（Louis Crompton）在天主教的雜誌《公益》（Commonweal）中這樣寫道：「非常遺憾……『這本書』被污名化了，因為它企圖用大量的例子論證了一個根本站不住腳的觀點。」而最嚴厲的批判來自於那些那些同性戀團體中的成員，他們認為博斯威爾是教會對同性戀暴行的辯護者。在《同性戀公報》（Gay Books Bulletin）中韋恩·達因堅定地表示：「在我們的文化中，基督教對於同性戀的侮辱和迫害無疑是一種罪行，它已然成為了各種偏見的堡壘。除非那些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們發自內心承認這一點，否則他們遲早會對我們下手。」

博斯威爾似乎並未受困於這些批判的聲音。許多批評者認為，對於「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分是一種現代形成的概念。對此，博斯威爾回應道：「如果『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區分，或者『彎』及『直』的分別是現代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而非人與人之間精神層面的本質差異，那就沒有同性戀的歷史。」這本書的確是引起了許多的爭議，但與此同時，它也獲得了多個獎項，為同性戀研究這一廣闊且鮮有人涉足的領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今天，博斯威爾因為兩件事而被人們銘記。對於那些不認識他的人而言，他們銘記著他在他的研究領域所做出的貢獻；而對於那些認識他的人來說，他們銘記著他從未曾動搖的善良與慷慨。1986年的一段博斯威爾講話視頻中，他向我們展現了他身上閃爍著的智慧光芒與魅力。他受人愛戴，文質彬彬且富有幽默感。不論是在校內還是校外，他都深受那些聲稱是他學生的本科生、研究生、同性戀或是異性戀同事的歡迎。在他完成他博士學位的哈佛大學，他視波士頓耶穌教區的牧師約翰·斯賓塞（John Spencer）和基督教道德會的普拉默教授彼得·J.戈麥斯（Peter J. Gomes）為摯友，後者在1991年公開出櫃。在博斯威爾死後不久，「那時我遭受著來自公眾的攻擊，但他給我寫了一封信以示支持幫助我走出了陰霾。」戈斯麥對哈佛大學深紅雜誌（Harvard Crimson）說道。「他給了我勇氣。」

博斯威爾與他多年的伴侶傑瑞·哈特（Jerry Hart）。圖源： COURTESY YAMP

在博斯威爾1994年離世前，他已經在耶魯醫院住了數月，音樂史學家傑弗里·布洛克（Geoffrey Block）回憶起他到病房中探望博斯威爾的畫面。儘管他剛從昏迷中恢復，他依然「神氣地猶如正在處理政事的國王」，時不時的引用一些電影的台詞或是唱著音樂電影《外星奇緣》（Earth Girls Are Easy）中的配樂《因為我是一個金髮女郎》。他的仰慕者和他幫助過的朋友們在病房裡進進出出，其中包括熱心的研究生、他的父親，以及剛剛任職的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Richard Levin） 。理查德毫不掩飾悲傷之情：「一位年輕的理髮師走進病房，給博斯威爾理髮並拒絕了報酬，這一舉動讓我們都感動得哭了起來。」

博斯威爾在平安夜離開了人世，陪伴在他身邊的，是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他多年的伴侶傑瑞·哈特。直到他去世的幾個月前，他的那本《近代歐洲的同性戀研究》所引發的爭議程度和《基督教，社會容忍度與同性戀》不相上下。這本書包含了對8到16世紀期間60多份手稿的研究，對於同性戀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

他將這種關係描述為「無疑是一種自願的，兩個人情感上的結合」，「無論有多少讀者會因此感到不適」，都與異性戀婚姻「緊密相關」，批評者們再次認為他只是在追求那些他無比渴望存在著的事情。布洛克在2013年博斯威爾的紀念冊上寫道，如果博斯威爾能夠和哈特合法結婚，他會是多麼的開心和激動啊。「我在草坪上偶然看到一塊牌子，這可能會讓傑布這個忠誠的天主教徒——也許他還在內心矛盾的考慮著教會如何接受他的性取向——欣喜若狂。牌子上簡簡單單地寫著，『贊同R-74（2012年的華盛頓州公投74號提案，使得該州同性婚姻合法），我的教會支持平等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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