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 蔣廷黻的成功與缺憾
原標題：馬勇 | 蔣廷黻的成功與缺憾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享譽國內外的歷史學家，也是貢獻卓著的外交官。官學兩棲，才華出眾，能力超群，對政治、學術，都有無比堅定的信念，也有常人所不及的堅持。
蔣廷黻 △
最近讀《國士無雙：蔣廷黻回憶錄》（新星出版社2016年8月），他那份寫於1938年的「遺囑」，關於「國事」的一段文字，讀後令人震撼，難以釋懷。蔣廷黻寫道：
我生平有一大遺憾，即未阻止中日戰爭之發生。九一八事變以前，我知道我們在東北應該避免與日本的衝突，我卻沒有努力昭告國人。九一八以後，我知道我們應該妥協，我卻沒有儘力向國人解釋。入政府以後，我知道我們應該消極對日，積極改革內政，建設新國，我卻未完全盡我的責任。朋友們激於義憤而發不切實際的言論，我懊悔我沒有忠言勸諫。
七七事變以後，我不知道事變的嚴重，我尚能原諒我自己沒有直諫。總之，我對於國家大事，在觀察上，我是平心靜氣的，我沒有一次假為國求出路之名而為自己求出路。關於這一點，我於良心無愧。但是我有時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力。這是我的大遺憾。我望我的子女終身引為戒。（272頁）
蔣廷黻的遺憾是真實的，他那中國讀書人素有的情懷，先天之憂而憂也是坦誠無私的。他那時不過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的一名教授，但他的專業分析令人信服，他在中日美蘇外交界的人脈也使他有可能阻止中日戰爭的爆發，或者推遲爆發。蔣廷黻遺憾自己面對那樣的困局時，沒有努力昭告國人，沒有向朝野各界做充分有力的解釋。
蔣廷黻的這段回憶對於今日的中國讀書人來說，或許想都不敢想，因為政學兩界久已專業化、體系化。但在當年，蔣廷黻那些讀書人確實有能力有機會對現實政治施加影響，他們的一支筆，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力，可以影響中國，也可以影響世界。
如果就個人經歷而言，湖南人蔣廷黻早年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當時最負盛名的新史學大師，相信歷史學不僅可以記錄歷史，而且在很多時候，歷史學可以參與歷史的創造，成為歷史的一部分。1923年，蔣廷黻學成歸國，擔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開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創建工作。
蔣廷黻利用自己的學術優勢，利用國內便捷的條件，將研究重心放在史料收集、整理、鑒別、利用上，以期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為國際學術界後續研究開拓空間，奠定基礎，填補外國學者無法，或者不方便利用中國史料的缺憾。
在他的努力下，中國近代外交史有了初步的框架，史料的發掘、利用，也獲得了巨大進展，特別是中國史料的開拓，清廷檔案的利用，《籌辦夷務始末》的發現，均具有開創性意義，屬於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學術「預流」：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
辛勤工作換來了豐碩結果。幾年時間，蔣廷黻就在中國史學界嶄露頭角。1929年，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誠邀蔣廷黻擔任歷史系主任，並授權他參照美國大學制度全面改造歷史系，不再延續清華國學院那種舊式研究機構，從外部引進一流人才：
雷海宗主講中國通史，
陳寅恪主講隋唐史，
姚從吾、邵循正主講蒙元史，
吳晗主講明史，
蕭一山主講清史，
蔣廷黻自己主講近代史、外交史。
這個陣容是名副其實的頂級配置，對清華歷史學科地位提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清華是當時國內最富有的大學，其經費來源一直比較穩定、富足。蔣廷黻主持清華歷史系，對清華歷史系重組、繁榮貢獻卓著。對他個人來說，則是獲得了一個絕佳工作平台。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本 △
在這個平台上，他的「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收集、整理獲得了迅速推進，1930年底完成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本的整理。這部書的動機不在說明外國如何欺壓中國，不平等條約如何應該廢除，蔣廷黻自陳他的動機「全在要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自序》）蔣廷黻希望讀者通過這部資料集能夠對中國近代外交史作進一步的研究。
新資料的閱讀、研究，一定會修正先前的觀點、固有的看法，尤其是近代中國處在急劇變動的時期，北洋取代了清帝國，國民黨推翻了北洋，政治變動一波接著一波，因而對晚清以來的歷史，政治上的變化讓這段歷史近乎不堪。蔣廷黻通過對新發現史料的研究，以為過去基於政治立場對晚清以來歷史的評估，可能並不對，這一時期中國政治領導人，不論滿漢，可能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那樣全是壞的不可救藥。
按照蔣廷黻的解讀，中國是一個士大夫階級執政的國家。數千年來與異族的奮鬥逐漸養成了士大夫階級的愛國心腸，這是根深蒂固的，無須我們過慮。特別是自宋代以來，士大夫是極端注重氣節的，在與外族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
最近這一百年也不例外。無論我們研究這百年初期外交家林則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納，或是中期奕 （xin）、文祥、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或是最近期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及抗戰當時的外交人物，蔣廷黻認為我們不能發現一個人不竭盡心力，掙扎又掙扎，而後肯對外人有所退讓。
百年來負外交責任者，若論他們的世界知識，誠有可批評處；若論他們的愛國心，不但無可疑問，且可引為民族及士大夫階級的光榮。換言之，蔣廷黻對這些外交家的不滿意之處主要是因為他們面對外交難題時，只是一味遵循宋代以來士大夫傳統，著力抵抗，不敢或輕易不敢言和。
蔣廷黻指出，如果僅靠激昂慷慨的愛國心就能救國，那我們的知識階級早就把國家救好了，絕不至有今日的嚴重困難。不過士大夫的傳統思想多不合於近百年大變局。到了十九世紀，他們仍不承認閉關自守、獨自尊大的時代已成為過去而絕對無法挽回。
同時，他們對於西洋的知識缺乏使他們不能了解如大膽地向國際生活中去找出路。所以他們愈信念中國古老的文化，他們就愈反動，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們不是賣國，他們是誤國。
外交史研究特別是研究成果在現實政治中獲得巨大迴響激發了蔣廷黻濃厚的研究興緻，使他覺得有必要運用一種全新視角、觀點回望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他發誓用十年功夫去寫作一部《中國近代史》。然而由於時局急劇變化，他的這個理想並沒有得以實現。
1938年春，蔣廷黻在繁忙政務之餘，在一個短暫的閑暇時間，幾乎全憑記憶，一鼓作氣寫完了一部《中國近代史》，表達了他對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看法。
《中國近代史》 △
蔣廷黻這部《中國近代史》現在已成為炙手可熱的名著，儘管只有幾萬字，但卻是蔣廷黻多年思索、閱讀的思想、學術結晶。當然，蔣廷黻自己謙稱是一個觀感式的簡略的初步報告。其實，這部「大家小書」，真的應了古人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老話，他並非刻意經營的一本小冊子卻奠定中國近代史一個全新敘事框架。
在《中國近代史》中，蔣廷黻為讀者大致描繪了近代中國一個基本走向。根據他的研究，近代中國原本可以不發生問題，中國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構中繼續存在，只是因為英國工業革命。因為這場革命引發了巨大的產能過剩，人類先前對生存能力的恐懼自然消除，反而激發了西方人對外擴張的本能。
西方人在工業革命後的擴張，並不能完全從惡的層面去理解，他們除了市場、資源企求外，其實也是一個雙向互惠互利行動。因此英國工業革命後所謂「後發展國家」，除了中國，好像並沒有哪幾個國家對工業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絕。
蔣廷黻認為，近代中國不管面對多少困難與問題，但走向世界，不斷拉近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終是近代中國的主題。他指出，中國在過去或許確實有著自己漫長的歷史傳統，但到了近代，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錯過了啟蒙運動。
中國不是近代世界規則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體化過程中的遲到者，因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是要挑戰世界已有規則，更不能對這些規則採取非理性衝撞，或魯莽顢頇式摧毀，而是應該引導國民儘快接受、儘快適應，儘快讓中國和世界一致，儘快和其他民族國家一起發展、一起進步。只有一致，才能談得上別緻。沒有一致，就沒有別緻。
二十世紀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世紀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後的政治劇變，二零年代的革命、建設、工業化，三零年代的民族危機，在在引起知識人「忍不住的關懷」。蔣廷黻也就在這個時期，從「議政」漸漸走向「從政」。
至1935年底，正式辭去在清華大學的教職，接受蔣介石的任命，入閣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稍後出任駐蘇聯大使，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學術，成為職業外交官，直至出任駐聯合國大使，以及後來代表台灣「中華民國」駐美。
如果就外交視野、才幹而言，蔣廷黻屬於郭嵩燾以後中國職業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其地位應與顧維鈞、顏惠慶等相當。可惜的是，蔣廷黻生不逢時，他畢生大部分外交不是對外，而是陷入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內交」。
特別是1949年後，蔣廷黻長時期駐聯合國，駐美國，他的外交才幹不是用來為「大中國」爭取最大利益，滿腹經綸，蓋世才華，竟然為國共兩黨之爭而白白耗盡。直至生命最後時刻，蔣廷黻似乎恍然有悟，期待在七十歲退休時重回學術，可惜天不假年，退休後不久因病去世。
蔣廷黻這部回憶錄也沒有寫完，戰後二十年的歷史基本上付諸闕如。至於學術上的缺憾，更是無法彌補。在他去世當年曾與老友李濟有段對話，頗能反應蔣廷黻內心深處的一點想法。
李問：「廷黻，照你看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滿足多，還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
蔣沒有直接回答李的提問，而是反問：「濟之，現代的人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這肯定是無解的，也無法補救。現代中國多了一個大外交家，少了一個無人能替補的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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