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大分流——中國和日本早期現代化之比較
原標題：亞洲大分流——中國和日本早期現代化之比較
季我努學社
編者按（范國平）：
朱蔭貴教授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史專家，也是我的老師，雖然不是我的導師。朱蔭貴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時候碰到他，都是老師向我這個學生先打招呼，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向老師問好。他在我心中的經典形象是，他戴著橢圓形的寬邊眼睛，穿著西服，略顯花白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笑眯眯的，和藹可親地看著我，然後關心地詢問我的近況。
朱蔭貴先生，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均畢業於中國社科科學院研究生院，在東京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師從日本著名中國史專家濱下武志教授。他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兼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98年他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3年他被複旦大學人才引進，擔任歷史系教授。他在復旦歷史系先後擔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學術委員會主任。
朱蔭貴先生1993年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的社會科學家證書，並從該年度起終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他的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近代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商業史學會理事、副會長；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等。
朱蔭貴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國經濟史領域，對中國、日本近代史其他學術領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榮休之際，季我努學社特地聯絡先生，將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經濟研究》等頂級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整理出來，組成朱蔭貴教授榮休紀念特輯，與學界同人和廣大讀者朋友分享。
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分別開始了以「求強」、「求富」為中心的洋務運動和以「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為中心的明治維新運動，邁出了工業化的第一步，這是中日兩國早期現代化的開端。但是，經過30餘年的發展，到19世紀末期，中日兩國卻出現了明顯不同的發展結果。日本生產力獲得了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了封建生產方式，不僅擺脫了淪為西方強國殖民地的危險，反而在1895年的中日戰爭中打敗了同時起步的中國，以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強國的帝國姿態出現在東亞。相反，中國不僅未能擺脫亡國滅種的深重危機，在過去一敗再敗於西方強國的基礎上，又敗給幾乎同時起步且國土面積比中國小很多的日本，不僅割地賠款，而且因「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得西方強國隨後掀起了劃分勢力範圍、爭奪中國權益的狂潮，從而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中日兩國同為後發國家，在大致相同的時段里開始早期現代化的進程，結局卻差異如此之大，箇中原因引起學界廣泛關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過去很少被人關注的政府干預經濟角度出發，論證政府干預的不同是中日兩國現代化發展道路出現「大分流」的根本原因。
一、現代化伊始兩國國情的不同之處
在中日兩國國情存在若干相同特徵的同時，兩國間的差異更多且尤為重要。綜合起來看，中日兩國之間存在的不同之處主要有以下方面。
1.兩國政府主體的性質不同
（明治天皇睦仁）
1868年，一批下級武士發動政變推翻了幕府統治，重新擁立天皇為國家元首，開始了著名的明治維新。新政府通過「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實行土地制度、兵制和地稅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破除了過去存在的封建割據狀態，形成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廢除等級身份制度，取消從業限制和行會組織等一系列措施，為學習西方強國、實現經濟現代化奠定了基礎。1873年，赴歐美考察學習西方列強發展經驗的「岩倉使節團」出訪歸來後，政府內部經過一場有關國策的辯論，主張先治理國內、發展產業、增強國力，再向外擴張的「內治優先」論者（主要為岩倉使節團成員）控制了政府的實權，形成了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首、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為左膀右臂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製定、頒布和實施一系列向西方學習的制度規章，同時利用國家權力，自上而下地強力推行經濟現代化運動。儘管中日學界至今對日本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運動的性質有不同評價，但無論持何種觀點的學者都很難否定：這次運動實際上是代表日本反封建割據、反封建等級制和要求向西方強國學習、推行經濟現代化的勢力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為日本經濟現代化的順利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從左至右：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相反，同期在中國推進的洋務運動，卻始終未能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強力運動。這首先是由當時中國統治階級的狀況決定的。當時的統治者清政府，是以原處東北一隅的滿族地方勢力入關後建立的、以滿族為中心的政權。長期以來，為防範人數眾多的漢族力量的反叛，實行了一系列特有的以滿族為中心的控制政權的措施。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崛起了一批漢族新興地方督撫勢力，它們成為以後興辦洋務企業的主角。這種因漢族地方督撫勢力崛起，導致的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的狀況，對以後洋務運動的興辦和推進，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清政府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雖迫於內外形勢的壓力和穩固統治的需要，不得不同意興辦一些洋務事業，但卻利用傳統的政治平衡術，在朝廷中任用一批頑固派對洋務派形成掣肘，加上社會上頑固的封建傳統勢力的強大及其阻礙，使得中國推進的經濟現代化運動不能不具有這樣一些特點。
（李鴻章）
第一，洋務新政中興辦的新式機器廠礦企業都是地方級的。其興辦和興衰往往與某一個地方督撫大員的名字和命運緊緊相連，如曾國藩與江南製造局、左宗棠與馬尾船政局、李鴻章與輪船招商局等。最典型的莫過於張之洞創辦鋼鐵廠，因其調動職務而使工廠隨之遷移興辦的事例。這些狀況必然造成興辦的洋務企業之間缺乏應有的協調和聯繫，成為各自為政的孤立事例。第二，督撫無權決定重大的洋務建設措施。１９世紀８０年代對鐵路的爭議就很典型。第三，洋務企業的興辦常常與地方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相聯繫，洋務企業的興辦對增大地方督撫的權力和地位具有潛在價值，以致企業在興辦過程中產生種種矛盾衝突和利益糾葛，進而影響洋務運動的順利進行。
2.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目標不同
日本明治政府在推翻幕府奪取政權時宣布的《五條誓文》中，明確表示要「破舊有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 為此，1871年12月，剛剛安定國內秩序的日本新政權，就決定向外派遣大型的學習考察團即歐美使節團，為日本具體學習西方強國求取經驗。
岩倉歐美使節團的出訪是日本近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日本政府首腦和實權派組成的岩倉使節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正使，內閣顧問兼參議木戶孝允、參議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參議兼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為副使，下屬成員中包括大藏、工部、外交、文部、司法和宮內省的新政府骨幹成員共51人。其中包括被譽為「維新三傑」中的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兩人，相當於「日本行政部門的全體出動」。1871年12月，代表團離開橫濱前往美國，半年以後轉向歐洲，中經英、法、比利時、荷蘭、德、俄、丹麥、瑞典、義大利、奧匈帝國、瑞士等12個國家，歷時一年零九個月，到1873年9月才分批全部回國。通過對這些國家的調查了解，他們認識到發達的機器工業和繁榮的國際貿易、歐美式的學校教育和工商業的協調發展彼此促進，是西方國家富強的根本原因。其中，以煤鐵為基礎的工業生產乃是各國「雄飛的物質基礎」。尤其是對英國這個「世界工廠」進行的４個月考察，他們所到之處，只見「但無有地上所產之一物，唯是煤炭與鐵而已，製造品也皆自他國輸入，又輸出他國者。其製作所之盛，比前所傳聞更多，每到一地，黑煙衝天，無不沒有大小製造所，由此足以知曉英國富強之所以也」。
大久保利通回國後，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向英國學習的《關於殖產興業的建議書》。建議書中說：「大凡國家之強弱，繫於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繫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又起因於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但追根溯源，又無不依賴政府官員誘導獎勵之力」。為此，擔當政府領導職務的人責任重大，需要深察熟慮「從工業物產之利到水陸運輸之便」的一切事情，要根據日本的風土習俗和人民的性情知識，制定方策，「以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他要求確定政府發展的謀略：「測量我國天然之利，可增殖之物產有幾許，可勸獎之工業以何為主」等等，以便「勸業殖產，使一夫不怠其業，一民不憂其所」。如此實行，人民能夠「殷富充足」，「國家也必然隨之富強」，達到「與西方各個強國並駕齊驅」的目標，「亦不難矣」。他建議以英國為榜樣，認為英國「是我國當為規範者」。
於此，可以看出，岩倉使節團的出訪不僅使日本找到了經濟現代化發展的「模特兒」，認識到政府獎勵誘導的重要作用，為以後利用國家權力，充分發揮國家干預經濟的職能，促進和推動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樹立了「與各個強國並駕齊驅」，最終也使自己成為世界強國的發展目標。
與日本相比，中國此時的國情卻有很大的不同。對於幾千年以來一直保持的大一統帝國的發展格局，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燦爛華夏文明，長期延續下來的以華夷秩序為基礎的朝貢貿易體制，以及建立在這三者之上的「天朝上國」和「萬方來朝」的至尊觀念，兩次鴉片戰爭的炮火還遠遠不足以將其摧毀。清政府這時所能認識到的，能允許和實行的，只限於引進西方強國的生產技藝，也就是屬於「機、船、路、礦」等器物層面上的東西。從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管是「求強」興辦的軍事工業還是「求富」興辦的民用工業，都沒有突破「器物」層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表面上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結構的堅固和此時對西方認識的不足，可是更深層次地看，實際上是過去高度發展的農業文明在自身活力尚未完全釋放凈盡時，即被外力強行打斷的慣性表現。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開創洋務事業和轉軌變型難度遠較日本為大的根本原因。
既然沒有體制和統治方式上變革的要求，中國洋務事業興辦的著眼點便很自然地集中到「利」、「強」上。求富的民用工業和求強的軍用工業便是適應這種情況開辦的。針對當時中國利權大量外泄的狀況，以及認識到無利而不強，舉辦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都需要大量經費支持的事實，洋務派在興辦洋務企業特別是民用企業時，首要的著眼點和著手點都圍繞著與外國人「爭利」而展開，希望通過興辦企業與洋人爭利，以達到「保利權」的目的。這在當時洋務派興辦洋務企業的議論中屢見不鮮。
（張之洞）
這裡需要注意的還有兩點。一是這些近代企業的興辦，除為了「保利權」、「塞漏卮」、「利國」，與洋人爭利權以保清朝統治外，沒有更進一步的打算。二是要求不高，起點很低。設立機器織布局，只是「冀稍分洋商之利」；興辦輪船招商局，也只為「略分洋商之利」，「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佔盡」。這種「稍為」、「略分」、「不致為洋人佔盡」的考慮，一方面固然反映出當時洋人在中國勢力強大，頑固派掣肘，洋務派在內外環境交困下不敢作過高期待的心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持興辦洋務企業的洋務派從一開始就沒有通過興辦現代機器大工業，使之在全國逐步推廣，進而完全收回利權，走西方式強國道路的長遠目標。
3.兩國政府干預的措施和手段不同
這種差異，集中體現在對發展民間資本主義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措施上。日本政府圍繞著扶持、倡導和鼓勵民間資本主義發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干預手段。
例如，明治政府成立時，首先就在法律上廢除了人身等級差別和擇業的限制，頒布鼓勵興辦工商業的法規，發行巨額俸祿公債，幫助和促使封建領主及武士等向經營資本主義工商業轉化，並提供各種特權和大量資金，扶持部分「政商」成長，使之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中起到帶頭作用。同時，政府還設立專門的機構工部省（1870年）和內務省（1873年）掌管這方面工作。工部省和內務省的中心工作都在於「勸獎百工」。 「勸獎」二字，一是勸誘鼓勵，二是給予獎勵，集中體現了日本政府此時鼓動民間參與興辦現代機器工業企業的特徵。
為達此目的，日本政府從上而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勵經濟現代化的推進。
例如1873年，為改變資金睏乏的局面，日本政府對地稅進行了改革，依靠農業改革為興辦和發展現代大機器生產企業提供了穩定而有保證的資金來源。在社會風氣未開、民間對興辦現代實業缺乏積極性時，明治政府利用國家權力，通過財政撥款，由政府首先興辦了一批「官營示範工廠」。這些官營示範工廠的「直接著眼處，不在獲得利益，而在於依賴技術上的成功來移植歐美的產業」，目的是「示以實例，以誘導人民」。另外，日本政府還設立「工業試驗所」，舉辦「勸業博覽會」，在民間介紹和推廣新生產方法，以鼓勵和激發民間投資辦廠的熱情。當民間興辦實業達到一定基礎後，19世紀80年代初，日本政府又把官辦的工廠（除部分軍用工廠以外）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私人經營。通過這種措施，直接扶持和推動民間財團和骨幹企業的興起。為防止這些企業對政府產生過多的依賴，又由農商務省代表政府向全國府縣發布諭告，明確宣布當前的重點是「要使人民脫離依賴思想而增強和擴大其自勉力」，政府將加強制定各種法律規章，「依賴法規公平不偏地作為管理上的重要手段」。實際上是把干預手段從過去的以國家直接干預為主，改為現在依靠制定法律規章和政策制度等間接的干預為主。
此外，在對國家發展有重大關係的領域如海運業中，日本政府則實行國家扶持民間經營的辦法，通過政府與民間企業訂立明確雙方「責、權、利」、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約「命令書」，在保證企業按政府目標發展的前提下，使企業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和活力。日本政府在資本積累、人才培養、國民教育等方面同樣制定了相應的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積累和奠定了經濟迅速發展的基礎。
（輪船招商局遺址）
中國洋務運動實行的政策和措施，有如下致命弱點。第一，引進和興辦的洋務企業缺乏總體規劃和統籌布局，沒有相應的主管部門和與之配套的法規政策，沒有自上而下強有力推行的積極措施，而是各自為政。第二，洋務企業的引進和興辦納入朝廷控制，不能自由發展，不準危及清政府。第三，沒有制定和採取鼓勵、保護民間自由興辦現代大機器生產企業的措施和政策，更談不上利用國家權力進行誘導和示範。在這種狀況下，1894年中日爆發戰爭之前，中國興辦成功的大機器企業寥寥無幾，相對於中國遼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影響力更是極其有限。即使有興辦成功的企業，往往一個領域中也只能舉出一家企業，如航運業中的輪船招商局，紡織業中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鋼鐵業中的大冶鐵礦和漢陽鐵廠，煤礦業中的開平礦務局，通訊業中的上海電報局等。某些重大項目，往往在清廷爭論中難以通過而最終拖延耽擱。最典型的事例是，能夠在社會經濟中發揮重大作用的鐵路，歷經清廷1880—1881年、1883—1887年兩次大討論，最終也還是在種種反對意見中未能獲得通過。以至於在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全國建築的鐵路里程不過447公里，不計台灣的99公里，整個大陸修築的鐵路只有三百餘公里。其中絕大部分還是為運輸煤炭而建，時間也在1890年後。至於民間自由興辦的機器生產企業更是屈指可數，規模和數量均無法形成氣候，與日本同期的狀況相比差距十分明顯。
二、更深層次的影響：中日歷史文化的區別
應該說，使得中日兩國早期現代化出現「大分流」的原因，絕不限於上述所舉的中日兩國差異，還有更複雜和更深層的原因———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們不能夠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也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
我們知道，歷史上中華文明曾經歷過多次外族入侵和外來文化的衝擊，但為一種文明體系，卻始終沒有中斷過自己的發展，成為世界幾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延續不斷的例外。產生和維繫這個文明體系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理論，反過來也必然使中國歷代統治者越加確信，這是維護王朝中央統治的基石。這種信念還因以下幾種因素而得到強化。第一是長期性。西歐諸國的封建社會歷史，如果以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年）算起，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1640年）為止，總計存在了1164年。而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如果從春秋戰國之交（前475年）算起，到鴉片戰爭爆發（1840年）為止，延續了2315年，差不多比西歐封建社會歷史長一倍。儘管這種時間上的比較有局限性，但中國封建社會的延續時段遠比西歐社會長卻是可以肯定的。第二是堅韌性。中國小農生產方式的堅韌性不僅表現在它的歷史時期之長和高度發達，還表現為農民具有強大的調節社會關係的力量。幾千年中一次次周期性爆發的農民大起義，衝擊和調整著生產關係中難以適應生產力的部分，使中國的這種小生產方式變得十分堅韌，富於彈性。第三是相對封閉性。在整個漫長的封建時期中，由於中國周圍地理條件的限制和周圍國家的生產力、文化水平相對低下，加上與世界其他地區交通的困難，使得在中國這種生產方式上創造出來的燦爛文明長期一枝獨秀。
在這種生產方式的主導下，歷朝封建統治者還輔以種種相應的政策，使它更富於活力。如統治者動員國家力量，發展農業氣象觀測和大規模興修水利灌溉事業；遠在戰國時期就允許土地買賣，使商業資本可以轉化為土地資本，不至於成為小生產方式的「腐蝕劑」；政治上強調農業重要性，保障地主階級成為國家統治力量的基礎和支柱；文化和制度上以「重義理輕藝事」、「重義賤利」的儒家學說為正統；長期實行並逐步完善的科舉制度，又使社會中最有知識的人才盡行納入封建官僚的體制之中，保證了封建社會具有相當程度的活力，甚至包容和同化了各個時期外來的民族和外來的文化；等等。如此種種，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和長期對外閉塞的歷史條件下，整個社會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統和行之有效的模式。無疑，這種模式由於上述種種特點，自然在歷代封建統治者心目中佔有天經地義的至高無上地位。
處於這種生產方式中，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本身雖不能做到完全的自給自足，但是對於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來說，卻具有高度的自給自足性。因此，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叩開中國的大門時，面對的是歷經幾千年時間、自成系統和行之有效的、以農為本的小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連同在這基礎上形成的統治秩序、社會制度等，都早已被一代代中國統治者作為傳統和治國之要而視為不易的信念了。也因此，晚清中國封建統治者不可能主動放棄祖宗成法，並追隨「洋夷」以「工商」立國，不可能承認這種與自己傳統完全不一樣的生產方式的優越和先進，並進而對其接受和倡導。
與中國相比，日本對待西方的態度就大不一樣了。日本民族善於學習和模仿其他文明的這種民族傳統，正如許多學者論述過的那樣，是與日本作為島國、身處亞美兩大洲之間、民族單一、不容易遭受外族侵略等分不開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對外國所持的這種態度，是從歷史上形成的。日本沒有使它受到威脅的臨近大國，只有一個給它輸入文明的相隔較遠的中國」，而「古代的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來說，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這一點，直到今天還在日本的文字、建築、服飾、飲食和工業科技等各個方面表現出來。
日本形成的是與中國不一樣的歷史傳統，當突然面對西洋文明的衝擊時，然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家福澤諭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論概略》的序言中，對西方文明傳到日本的初期情況如此描寫： 「自從嘉永年間美國人來到日本，此後日本又與西洋各國締結了通郵、貿易等條約，我國人民才知道有西洋，互相比較，才知道彼此的文明情況有很大的差異，人們的視聽一時為之震動，人心彷彿發生了一場騷亂。」福澤諭吉進而認為，「人心的騷亂至今仍然在日甚一日地發展著，這種騷亂是全國人民向文明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我國的固有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熱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超過西洋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總之，中日早期現代化發展出現的「大分流」，既有外因的不同作用，也有內因的種種差異。可就是這種種不同因素導致的政府干預之不同，使得中日兩國在19世紀後半葉開始的現代化努力出現了不同的局面。也就是說，後發政府對本國的經濟干預，相當於改變或重建一國經濟演變的舞台，不同的干預措施和目的，必然給一國發展帶來根本性的影響。鑒往思今，這一點，我們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仍然要格外給予重視和關注。
編輯 | 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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