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450公里長的「輦路」，元朝皇帝曾像候鳥一般春去秋來

文史 03-23

一條專為元代皇帝每年南北巡幸所開的道路，曾煊赫無比，卻因只留下為數很少的記載，而顯得神秘。如今，經由歷史學家行走和記錄，它慢慢重現在人們面前。

《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一書，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的遊記，寫下了他從北京建德門出發，一路走向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這趟漫長旅途中的所見、所思。

北京和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草原，也就是元朝的大都與上都，它們之間，共有四條道路，其中兩條是驛路，另兩條則是皇帝專屬通道，即「輦路」。稱汗以後，忽必烈建立兩都制，每年初夏，元帝都會自大都出發，前往上都，等到再回到北京，已是當年9月。

元代兩都交通示意圖。上都與大都之間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條，其中兩條是驛路，兩條是輦路。輦路是皇帝所走的專屬性道路，往返各走一條，由大都至上都走東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羅新此行走的是輦路的東道。此圖參考《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本中地圖繪製。

「侍從常向北方游，龍虎台前正麥秋。信是上京無暑氣，行裝五月載貂裘。」朱有燉在《元宮詞百章》中這樣描述一年一度的元帝巡幸。15年前，正是這首詩使得羅新萌生了對「元帝候鳥一般春去秋來的輦路」的興趣。

元代，文官是不被允許隨駕去上都的，所以有關輦路的詳細記錄極少。路上的許多細節，一直頗多爭議，比如，「過去的記錄者草草記下一些地名，但這個地名對應今天的哪裡，我們還不清楚」。從羅新多年前在BBS上與同行們討論這條路開始，走完輦路的想法就「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時隱時現」。

直到過了知天命之年，他才終於鼓起勇氣，推掉了一個在撒馬爾罕召開的絲綢之路歷史考古會議，開始徒步旅行。於是，便有了六七月間那趟15天、450公里的旅程，以及這本厚厚的遊記。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

每天走20多公里

行走開始的時候，與羅新同行的旅伴只有他指導過的學生、在國家博物館工作的王抒。然而這一路上，他至少與幾十本書的作者展開了對話，無數關於歷史的、現實的、人生況味的語句在他腦中穿梭，倒也熱鬧非凡。

《金史》《元史》《明實錄》《蒙古秘史》等史書自然不在話下，其他的，則從《同查理一起旅行——尋找美國》、《尋路阿富汗》、《從北京到巴黎》直至《瓦爾登湖》。走到《蟻族》中描寫的「北漂」聚集地小月河西岸，他還會回想「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境遇，以及一位曾在此跳河的姑娘。

每天中午隨便找個地方坐下，靠餅乾、饅頭和水充饑的羅新，在書中細緻描述了元代皇帝行進在輦路上的浩大排場，「真是一種超大規模的游牧轉場」。每年跟隨御駕的，前後達10萬人以上，還包括牛羊馬驢駱駝。「首先食物供給的規模就駭人聽聞，而食物中首先是馬奶，沿途預先準備好可以取奶的馬匹就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元代君臣往返於輦路時，是坐車、騎馬或乘象輦的。羅新卻背著大大的包，硬是靠兩條腿，以每天20多公里的速度一路走到了上都。本來他還考慮雇頭驢為自己背包，打聽後才知道，現在已沒有牲口能走那麼遠了。快到上都的時候，因為被腳上的水泡和甲溝炎所困擾，一位朋友開車送了他一程。第二天，他又坐車原路返回，重走了一遍。「其實也沒什麼，就是說好了走，就要全程走完。」美國人羅瑞斯圖爾特寫的《尋路阿富汗》，是羅新近年來最愛讀的遊記。或許是受其影響，羅新對徒步的態度也變得「過度認真」了。

有一個歷史人物，對羅新十分重要。元代，以扈從身份走完輦路且留下了詳實記錄的，只有周伯琦。得益於元順帝的用人新政，曾任翰林的他以兵部侍郎和監察御史的身份，在某年得以隨駕前往上都。在《扈從集》中，他稱這趟經歷「行所未行，見所未見」、「實為曠遇」。巧的是，踏上輦路那年，周伯琦54歲，與羅新恰是同齡。

周伯琦記下的上都，遍地是地椒、野茴香、蔥和韭菜、野花以及金黃色的金蓮花，五彩繽紛，香氣襲人。可最終抵達目的地時，羅新看到的，「更多的是大呼小叫的遊客、噴著熱氣的大巴和飛奔來去的小汽車，以及為了遊客而陳設的瘦馬和駱駝」，遺址則「只剩荒萊叢生下的短牆土台與碎瓦殘石」。可他自有「補救的招數」，那就是閉上眼，發揮歷史學家的想像力，用牛車、羊群以及騎馬長歌的牧人代替眼前的人與物，往昔「牛羊散漫若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景象於是「再現眼前」。

中原和邊疆，都有大人物和小人物

對專註於中國中古史和中國古代邊疆史研究的羅新來說，這次出行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發現」，但他「很慶幸自己完成了這次徒步——時間過去越久，這種慶幸越是輪廓鮮明」。

2014年，羅新以一本《黑氈上的北魏皇帝》贏得了許多歷史專業之外的粉絲。在那本書里，他從北魏孝武帝舉氈立汗的繼位儀式切入，呈現了內亞各民族在文化傳統上的延續性和獨立性。他還大膽推測，遼的開國君主耶律阿保機真正的死因，也與一種獨特的繼位儀式有關，並藉此分析了中原王朝與內亞地區不同的政治傳統。對這種以小見大的分析，許多讀者讚歎他「想像力豐富」、「腦洞清奇」，但也有人批評他「論證不夠嚴密」。

整日面對瀚無涯際的史料，羅新這幾年總對親歷親聞有強烈的願望。「作為一個以研究中國歷史為職業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國嗎？」「我所研究的那個遙遠迷濛的中國，和眼下這個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關聯呢？」在讀了斯坦貝克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尋找美國》之後，他一再這樣問自己。

「我願意去關注一些邊緣群體，願意去關注一些弱勢的人。即便是關注邊疆歷史，但是邊疆歷史當中也有成吉思汗這樣的大人物，也有處在歷史邊緣、很多人不去說的人物，不在於你關注中原或邊疆，每一個地方都有各種人群。」

羅新記得，有天傍晚，他在擁擠的地鐵上和一個打工者挨在一起，那明顯是因為很久沒洗澡沒換衣服而散發出的強烈氣味讓他無法呼吸。他甚至期待有一堵物理的高牆，好隔開那氣味。那一刻他意識到，對於這位打工者，以及身處當地現實環境中的人們而言，他們這些學院派知識分子，只是旅遊者而已。

他希望完成「從旅遊者到旅行者的轉變」。這15天的路途，他沒有遇到任何一個對他懷有惡意的人，「都是善良和溫暖」。「你去吳哥窟、去敦煌，不會關注周圍的人，只是關注眼前的奇觀。而當你背著大包，汗流浹背地經過當地人身旁時，你必然會和他們發生接觸，問他們要點吃的喝的。這時候，你與他們是平等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學術研究也離不開想像」

第一財經：《從大都到上都》開始部分，你寫了很多關於旅行的動機和憧憬，感情充沛。但當你終於到達上都時，卻沒顯出有多激動。為什麼？

羅新：事實就是，當我到了那裡，並沒有多少激動，只有一种放松的感覺。從體力上說，到最後已經不想再走了。到上都之前的一兩天，因為身體和天氣的原因，思維已經遲鈍，筆記記得很少。沒有記錄，過後就會忘記。

我原本的計劃是，一天寫作和讀書兩小時，我看到《尋路阿富汗》的作者就是這樣做的，但後來我發現，自己完全做不到。每天晚上一到駐地，就很疲勞，很快睡著了。而且他每天走40公里，和他相比，我就像閑庭信步一樣。

第一財經：《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內亞」，這也是當下歷史學研究的熱門辭彙。但「內亞」的具體內涵，依然不清晰。你是怎麼理解這個概念的？

羅新：「內亞」其實是一個比較隨意的概念，範圍也非常廣。它是從英文「inner-Asia」翻譯過來的。如今，我們說的內亞、東亞、東北亞、北亞，其實都是模模糊糊的地緣概念。每個用此類概念的人，內心所指是不一樣的。如果是同行的話，別人能夠知道你所說的「內亞」是哪一片區域。

一般來說，「內亞」主要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區域，和其他概念，比如東北亞是重合的。如果從文化上來說，「內亞」大概是指阿爾泰語系地區，包括中國東北、俄羅斯部分地區，還包括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一些地方，往西甚至到達歐洲。在談論「內亞」歷史的時候，以蒙古高原為主要舞台，但這並不是說，其他地方就沒有人活動。當然，如果僅僅以與中國歷史發生的連接來看，我們主要關注的是這一地區。

第一財經：但你的研究取向主要還是從內亞歷史來看中原歷史。

羅新：這是我個人的局限。當然，研究內亞史不應該局限於對中國的研究，和中國歷史無關的區域，也應該在研究範圍之內。我個人的研究能力有限，能夠自如掌握的就是漢語，漢文史料所包含的部分大都是中國歷史。但這不是內亞史研究的全部。

第一財經：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宏在《世界史的誕生》中有一個觀點：明朝繼承的中國是「蒙古化」了的。他強調蒙古對中國的官制、語言、文化習俗等具有重大影響。對「蒙古化」這個詞，你怎麼看？

羅新：我想，這都是一些詞，背後是什麼概念，需要我們去弄清楚。我當然不會在字面意思上去接受這樣的說法。我的理解是，他並不是說中國人就此變成了蒙古人，而是，蒙古對中國的統治維持了近100年時間，這個王朝一定會在中國社會中留下些什麼，因而用了「蒙古化」這個詞。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這個影響有多大，是否適用「蒙古化」，我是有疑問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會給後來的社會留下很大影響，但是如何估量，是個很大的問題。岡田英宏在做這個結論的時候，是有他心目中的讀者的，也是有他希望對話的學術前輩的。他要去反對一些結論，所以，會刻意強調某些東西。不能孤立地看他們的這些觀點，他們對話的對象其實是在他之前的學者。

第一財經：同樣是從內亞民族的角度出發，強調其自身具有其獨特、長久傳承的文化傳統，以及華夏傳統與內亞少數民族的融合，「新清史」的研究方法是否與你對內亞傳統的研究有相似之處？

羅新：對，是有相似之處。最大的相似，是我們各自面對的學術環境。我覺得，拓跋鮮卑有特殊的傳統，這些傳統會影響他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種種選擇，也面對與華夏民族之間的融合與排斥。同時，「新清史」提出用滿文史料來做研究，這是非常好的一點，過去我們注意得也不夠。歷史學家的工作應該是去添加內容。

第一財經：圍繞著海外「新清史」學派，國內學界也一直存在很多爭論。你如何看待這種爭論？

羅新：關於新清史的爭議，其中相當一部分和歷史學研究沒有關係，或者說關係不大，而是在推測這一派學者研究背後的政治目的。我認為，這不是歷史研究。我不關心這樣的話題。

第一財經：《黑氈上的北魏皇帝》是一部非常有趣、充滿想像力的歷史學著作。歷史學家有時面臨這樣的矛盾，即如果完全按照「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原則，可能會讓研究顯得保守而少新見。但大膽寫下自己的推測，又可能會被批評「猜測成分過多」。你怎麼看學術研究與合理猜測之間的關係？

羅新：這本書里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猜測的。大部分學術研究都有猜測的部分，學術研究也離不開想像。當然，想像發揮多大的作用，是要受學術規範制約的，每個學科對此也非常謹慎。我也不敢說，我的想像都是靠得住的，我只是把它表達出來了。

我想，重要的是你的想像是不是具有學術意義？是否能夠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方向？我並不是在想像歷史人物如何吃飯、睡覺，而是將耶律阿保機的逝世與內亞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聯繫在一起。我想了解的是，這種傳統是如何制約了這位帝王，他又如何利用這種傳統達到了他的目的。我想，這種想像是有意義的，你可以藉此進一步理解他的其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