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真實的袁世凱！

對袁世凱，人們有過許多稱呼：袁項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

袁宮保，是用清廷所賜「太子少保」銜，當上民國大總統之前，這是他最喜歡的稱呼。

大總統，從他53歲叫到56歲，但長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提起父親依舊稱「先大總統」。

洪憲帝，從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賣國賊、竊國大盜，從民國叫到新中國，出現在歷史教科書里。

他的後代在上歷史課的時候，不是「無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淚」。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駱寶善精研袁世凱20多年，能一眼辨認出袁氏手跡。「我讀書的時候，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我在中大教書時，也跟學生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這樣講了。」

「過去史書上說，袁世凱是個紈絝子弟，其實不是這樣。從同治十三年到光緒三年，他正正經經在北京讀了4年書，長進很大。他自己說過，那幾年，為了要博一個功名，他讀書累到吐血，都沒考取一個舉人，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袁靜雪（原名叔禎，袁世凱三女）印象中的父親總是軍人派頭：黑呢制服，站或坐時，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氣時罵「混蛋」，氣極了，「混蛋加三級」；待部下很客氣，但他們都很怕他。有人誇張地說，袁世凱坐在那裡，睛光四射，像一隻老虎。

在中南海的時候，袁世凱吃飯時要奏軍樂。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記道，每當軍樂聲起，總管太監張謙和的嘴就會因生氣而變扁：「簡直鐘鳴鼎食，比皇上還神氣！」

統領軍人，對袁世凱來說，「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閑談，張之洞問袁世凱練兵的秘訣，袁世凱說：「練兵事看似複雜，其實簡單，主要是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和錢，不從就吃刀。」

國民黨人楊思義回憶說，「袁世凱深知人情，除了威脅之外還有利誘，事情便可圓滿。」

被清廷開回原籍彰德（今安陽）洹上（村名）3年，袁世凱不僅僅是湖上垂釣，他實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斷匯總到他這裡；留日學生回國，多繞道來拜，家中常常賓客滿堂，他則視各人的才能，分別給待遇、給資助。所以許指嚴在筆記中說，那兩年里幾乎每個月都有革命黨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錢蒸發力也」。

袁世凱待人接物，禮數周全，出手大方。

孫中山、黃興、陳其美分別在京受到過袁世凱的隆重招待。袁世凱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衚衕迎賓館騰出來，讓孫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總統府搬到鐵獅子衚衕陸軍部（今張自忠路3號）。

孫中山曾經對人說：「袁世凱真能辦事，氣度也不凡；雖然習慣於玩權術使詐，但也是迫於時事，不得不這樣。」他還細述了見面時的觀感：「跟他剛一見面，他是至誠至真的樣子；進一步談，你會發現他話中有鋒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窺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對。等到日後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說的不一樣。他真是一個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場

袁世凱早年親近康有為，與之稱兄道弟，是強學會中第一個捐銀的人。甲午戰敗後，他內心深處是傾向變法維新的。他對於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為之下。他上奏光緒帝的新政萬言書充滿了新鮮氣息和要求變法的急迫，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先進：採用西法，徹底更張，對清廷的用人、理財、經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

袁世凱和各國使節的合影

晚清時期，跟袁世凱關係最密切的要人有3個:李鴻章、榮祿、奕劻。

袁世凱從朝鮮回京後，官居二品，是管轄溫州、處州兩府的道台。當時軍機大臣是翁同龢、李鴻藻、榮祿；李鴻藻尤其器重袁，榮祿也附和。

榮祿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據說馭袁有術。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時期的袁世凱才渡過了胡景桂彈劾案的危機，非但未受懲處，反而受到清廷嘉勉。從此，二人過從甚密。戊戌變法時，康梁及譚嗣同要袁世凱殺榮祿，是對二人的交情沒有吃透。

袁世凱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間的義和團事件。當時華北大亂，山西亂、山東亂、京城也亂。袁世凱從小站兵營急赴濟南到任山東巡撫，鐵腕鎮壓，「清內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誼」，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

李鴻章是最早用袁世凱的人，但他的資深幕僚張佩綸（張愛玲的祖父）對於袁世凱的看法前後變化很大，從早年的欣賞轉變為日後的厭惡，認為李鴻章晚年昏聵，用錯了人。在給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密信中，張稱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明白寫道：「光緒末年，小人階之以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

後來當上北洋政府陸軍總長的段芝貴本由巡捕起家，是一個供達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凱大喜，贊他有才，叫他捐了個道員，然後上折保薦；後來段芝貴重金購歌妓楊翠喜獻媚於慶王府載振，一夜間成了封疆大吏。

處在這樣一個齷齪官場中的袁世凱，所用之人，差異很大。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紹儀、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彥等，以及嚴修、胡景桂一類正人君子，都受到過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頗雜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楊士琦、梁士詒、朱家寶、趙秉鈞、凌福彭……而袁世凱自己，從朝鮮回國後攀結李蓮英等人的醜行也已被日本學者揭開；即使在山東巡撫、直隸總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進京「走動」的。

他的威勢由他50歲壽辰的場面可見一斑：京城壽帖賣空；北京錫拉衚衕袁府賀客盈門，達官親王爭相獻媚。李泰棻筆記中說，此前那桐（大學士，當時與袁世凱都任外務部尚書）去請京劇泰斗譚鑫培為袁祝壽，想破例演兩齣戲，譚老闆半開玩笑說：「中堂如肯給我請個安，我就來個雙出。」話音未落，那桐已一請到地。

從《二十一條》到「十二條」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兩個人，一個李鴻章，一個袁世凱。李鴻章臉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彈，雖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來親手摺疊的紗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著子彈在臉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討價還價。

袁世凱與日本的過節，可以追溯到駐朝鮮時期。1884年朝鮮宮廷政變中，袁世凱入宮救駕，平定了親日的「開化黨」人作亂，日本人很生氣，但伊藤博文看重他，當李鴻章感慨人才難得時，伊藤說：「以袁世凱的才幹，只當小差，難怪貴國缺人才。」

甲午戰爭時期，袁世凱對日本態度強硬。日俄戰爭時期，袁世凱實際上做了不少有利於日本軍方的事；在他所練的新軍中，日本教官也發揮了不少作用。

日俄戰爭後，美國與日本、沙俄爭奪東北日益激烈，袁世凱「以夷制夷」，聯美、德制日，讓日本生氣。1908年建漢冶萍煤礦公司，盛宣懷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權，袁世凱卻主張將公司收歸國有，沒談成，日本也生氣。

辛亥年間，袁世凱在外交上依賴英美，英美等國也公開支持袁世凱掌權，日本顯得落後，於是認為如果袁世凱當國，日本在中國就不可能獲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對德宣戰，強佔青島，在山東半島登陸；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條》。

據曹汝霖（時任外交部次長）回憶，他收到的袁世凱批閱件上有這樣的文字——

針對合辦礦業：「可答應一二處，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國人自辦。」

針對建造鐵路：「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惟須斟酌慎重。」

針對開商埠：「須用自開辦法，並應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

針對漢冶萍礦廠：「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

針對福建讓與：「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

針對內地雜居：「治外法權沒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許雜居。」

針對限制中國主權的第五號條款：「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

對照天津市歷史檔案館現存的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說帖的硃批原件，可以發現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討價還價」，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關東部內蒙古借款、課稅、開埠、合辦農工業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凱批：「辦不到」；有關日本臣民在滿州可租賃或購買土地，袁圏出「或購買」3字，批：「購買有礙完全領土」。最後，他寫道：「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曹汝霖在回憶錄里還披露了另一些情況：袁世凱特派日籍法律顧問有賀長雄回國，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獲悉《二十一條》內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義提出，帶有先斬後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凱獲信後高興地說：「得要領了，得要領了。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他。」他同時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會因談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陸徵祥（時任外交總長）、曹汝霖奉命想方設法拖延談判，譬如將每周談判從5次壓縮到3次，談判代表顧維鈞每次說完開場白即獻茶，盡量佔用兩小時的談判時間；另一方面，袁世凱將此事透露給英、美、法、俄，想通過他們的利益爭奪給日本施加壓力；同時，他也將內幕透露給中外報界，藉助國內民意和輿論。

從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到5月7日日本發出限時48小時答覆的最後通牒，歷時105天，談判20多次。5月1日後，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

收到最後通牒的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說：「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儘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卧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他還引朱爾典的話，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5月25日，陸徵祥與日本正式簽訂討價還價後的《二十一條》，實際上是「十二條」。第五號共7條，沒有簽訂，此外刪除2條。

當時留學美國的胡適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30年代初，史家陳恭祿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評點此事：「何可厚非。」

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雖對袁世凱評價不高，但在《袁世凱傳》中說：「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後，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了5萬冊，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他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了。』」

新近發現的一些資料表明，條約簽訂之前還有另一重壓力——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彼等（指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係，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二十一條」談判過程中，日置益的說法顯然讓袁世凱感到了壓力。袁世凱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二次革命之後，孫中山被通緝，流亡日本。現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確實存有一份孫中山與日本人簽訂的《盟約》。按照《盟約》，如果日本人出錢或武器，幫助他重新在大陸奪取政權的話，（孫）就把滿洲割讓給日本。這個問題現在爭議得非常厲害。每次開學術會議，幾方的學者都恨不得打起來。日本學者都堅持認為這是真的，台灣學者堅持說這是假的，部分大陸學者傾向於認為是真的。」

駱寶善先生說：「中國，包括世界上任何一個落後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勢力，想要在本國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都要依靠外國的力量，不管打什麼樣的旗號。在尋求政治上、經濟上支持的時候，只能拿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績

袁世凱從1903年起在中國搞軍事現代化，在華北組建了6個師的新軍，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他先後僱傭了德國、日本的教官，並且辦了步、炮、騎、工兵，甚至設立了現代化的通訊兵學校。北洋系軍事人才濟濟，至少有5個先後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或總理。

人們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在中國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國的城市裡沒有巡警，維持治安由駐防軍或衙役負責。租界出現以後，中國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期間，在直隸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總局和分局，並參照外國擬定了中國最早的《警務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後，全國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隸總督任上，袁世凱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績是支持創辦實業、發展商業，地點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資本企業不過四五家，袁世凱重用周學熙，創辦直隸工藝總局，幾年後發展到一邊辦廠，一邊辦相關學堂，使天津成為中國北方的實業中心，其中機器造紙、織造、電燈、自來水、煙草企業，特別是年產水泥20萬桶的啟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國規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一個國際性的實業博覽會）上，參觀了直隸館的實業家張謇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袁世凱確能幹事，此人與別人畢竟不同，在工業上尤有擅長過人之處，遠遠勝過了江蘇。」

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上創辦的各式新式學堂不下幾十所，除了小學、中學、大學，還包括專科、技術、師範、醫學、政治、軍事等多種學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他出面籌錢，資金很快到位，進口的鋼軌、枕木、機器、器材還都免了稅；他任命當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兼辦路務。這段鐵路雖然只有170多里長，但途經居庸關、八達嶺，地形複雜、工程難度高。詹天佑發明了許多新技術，比如用兩個車頭一拉一推，巧妙解決了牽引力不足的問題。兩年後，袁世凱奏請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漢粵川鐵路總辦。此外，新易鐵路、中國和比利時合資建成的蘆漢鐵路，都有袁世凱的功勞。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在「節制資本」思想的影響下，反對保護私有財產，而北京臨時政府提出「保護私產」、「經營自由」。財產私有，主要表現在「土地私有」，當時大批旗人變相出賣土地，許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轉到私人手裡。譬如，從1910年至1929年，黑龍江省95%的土地歸私人所有。

現在公認，民國初年有一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戰」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袁世凱的近代化意識和對外開放，「黃金期」不可能形成。學者蘇全有認為，袁世凱的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自開通商業「特區」，擴大開放範圍；二是引進外資，尤其注重僑資。

北京民國政府解除了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從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麵粉廠、火柴廠、捲煙廠、造紙廠以及採煤、冶煉企業，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這其中，北洋系將領大多是新式工業的直接投資者和參與者，民國政府自總統、副總統以降，幾乎人人染指企業。如袁世凱是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和自來水公司巨額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參與銀行、企業12家；曹錕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駱寶善斷言：儘管有私利交織其間，但袁世凱在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確實做了很多實事，比孫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當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凱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為了「妃」、「嬪」之稱當著他的面爭起來了。袁世凱長嘆一口氣，說：「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回辦公室去了。從此，這個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輕微風寒幾乎從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漸減，懨懨成病。

七子袁克齊回憶了父親的彌留之際：「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裡屋去，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這個事我做錯了，你以後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過了半小時，他就死了。」

那幾個人是誰？是北洋系蔡鍔、稱病拒絕討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陳宦、北洋弟子陳樹藩、湯薌銘？還是趁勢斂財、最終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寬？

帝制失敗後，袁世凱曾對幕僚張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於功名、富貴、官爵、利慾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十年，未嘗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嚴修）與我交數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升遷，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凱身後，留下一個軍閥混戰、武夫當國的亂局。各省督軍，加上大約200名佩戴勳章的將軍，率領他們步履蹣跚的隊伍，從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將苛捐雜稅強加到百姓頭上。

看看幾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種種捐稅吧：燈膏捐、肉捐、車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蠶絲捐、茶攤捐、鋪捐、統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簾捐、獵捐、漁捐、剃髮捐、糖捐、雞鴨捐、小商品捐、學捐、車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糞捐、國民捐、米捐、路礦捐、花布捐、警捐、花捐、畝捐、牛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戲捐、出口捐、契紙捐、戶口捐、文廟捐、油坊捐、染坊捐、紙捐、河捐、路捐、教養捐、煙絲捐、轎捐、檳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紅事捐、農會捐、洋葯統捐，等等。

12年軍閥混戰與袁世凱主政時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評價是，「一蟹不如一蟹」。

袁家後人在袁寨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凱出生在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張營，袁家的祖居地。生父袁保中有6子3女，他排行第四。2009年9月15日，從海內外趕到項城袁寨的袁氏後人濟濟一堂，不相識者互問：「你是幾門？」「我四門。」

袁世凱1妻9妾，共生了32個子女，這是1904年他與部分子女合影。

35歲的袁文清（六門克艮後裔）告訴記者，「今天看到袁家瓊（六門克靈之子）4歲兒子的照片，可我得管他叫叔。」在這樣一個大家族裡，一樣年紀，很可能是「長房的孫子末房的爺」。

袁世凱一妻九妾共生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17個兒子又生下22個孫子、25個孫女；兒孫共計79人。從袁世凱的父輩到孫輩，世系輩分依次為：保、世、克、家。如今，在世的後人已至啟、文、紹輩。

2009年9月16日，距袁世凱出生150年，從各地趕來的30多位後人排成三行肅立在袁世凱童年住過的那棟樓前，向先祖三鞠躬。

這是民國以來，這個家族的第一次聚會。他們每個人都受過這個人的影響：有的改過名，有的跨不進大學門，有人入黨艱難，有人半輩子沉默謹慎。

咸豐七年，袁家從張營遷到石腰庄，建起住宅、學校、兵營、花園等，佔地270畝，從此這裡改稱袁寨。

54歲的侯金亮守著袁保中（袁世凱親父）、袁保慶（袁世凱嗣父）等人的墓地已近20年，他父親也是袁家守墓人。他指給記者看袁寨當年炮樓、弔橋的位置，三道護寨河尚存一道，淺淺水窪里游著一隊肥鴨子。

據老輩人講，當年百十里外的流浪漢到了袁寨，只要在袁家祖墳上燒張紙，就能進寨有吃有住。之後可以幫袁家打些短工，也可以自己做點小買賣。一度，幫袁家種地，在袁寨借居、打工的將近300人。

「文革」時，袁寨改名紅旗大隊。省里工作隊下來，組織群眾「批林批孔」外加「批袁」。「有些年紀大的批著批著就哭起來了，說受過袁家的好處，工作隊就不叫發言了。」侯金亮說，袁寨經過3次毀滅性破壞，只剩下50多間房，不少是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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