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人為何能以弱勝強？

近代西方崛起，取得文明的主導地位，往往少數精兵便能征服大片地區，以少勝多的理由不只是船堅炮利之科技，也不完全是個人質素的問題，還有更深層的文化原因。

美國學者Victor Davis Hanson的名著「殺戮與文化」《Carnage and Culture》，以西方戰爭史上的九大關鍵戰役為脈絡，對於何謂國力強盛的解讀，被奉為一代經典。

他認為近現代軍事力量的有效和強大，源起古希臘特有的戰術。

斯巴達300勇士電影劇照

古希臘在戰爭中經常以少勝多，在兩次波希戰爭中各有一場為人熟知的轉折點之戰，即馬拉松戰役和號稱《戰狼300》（斯巴達300勇士）的溫泉關戰役。馬拉松一役，希臘戰死192人，波斯4,500人；溫泉關一役，斯巴達人戰死300，波斯損失超過20,000。溫泉關戰役之後，雅典在薩拉米斯海戰也大敗波斯，而波斯的兵力是雅典5倍之多。波斯每次入侵希臘都是號稱數十萬大軍，除了可以調用本國人力，還有被佔領的外族兵力，但是和希臘軍隊的戰鬥力相比，幾乎不堪一擊。

古希臘的戰術，完全不符合中國兵法原則，核心是作者提出的關鍵字Carnage（殺戮）。

Carnage專指衝擊作戰的廝殺，由於沒有退路，缺乏當逃兵和俘虜的可能，是導致希臘軍人戰鬥力爆發的要素之一。中國戰爭史上的傷亡，很多是潰散過程或者俘虜之後的屠殺造成，譬如著名的長平之戰，秦國處死趙國降軍達20萬之眾。潰散導致的傷亡也很慘重，耳熟能詳的例子有淝水之戰，50萬前秦軍隊在逃散之中被殺，或死於互相踐踏，或是死於裝備和補給缺乏，許多人在野外凍死餓死。潰散之所以造成大規模傷亡，是因為原有的組織分崩瓦解，一旦缺乏有組織效率的武裝和保護，散兵游勇的戰鬥力立即變得極為低下。但Carnage則有如困獸斗，直至消耗到最後一人，即後來決鬥、拳擊比賽常用的「Last man standing」。

Carnage依賴個人戰鬥力，而個人依賴集體榮譽感。古希臘的士兵是公民，享有公民權：包括財產私有權及政治權利，譬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10,700位希臘重裝步兵受波斯王子小居魯士僱用出征，這支軍隊中不乏出身上層的學者、軍官，醫生等。而波斯帝國的士兵中，許多是被征服的外族和奴隸。

波斯帝國遺迹

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著作「遠征記」的記載：希臘人和他們的敵人大為不同，他們擁有個人自由的感受，紀律更為嚴明，武器更為致命，戰士之間關係平等，主動求戰的意識強烈，思維靈活能更快適應新的戰術。他們偏愛Carnage，源於他們共識的政治體制，中產階層內部的平等地位，以及民眾主動監督政治事務的精神。

古希臘創造了民主制度，各城邦的國王不是終生身份，譬如「戰狼300」中斯巴達國王尼奧尼達斯，都有任期限制以及政治義務：如果現任國王外出參戰，日常行政即由另一人代替。而雅典連國王也沒有，全部靠公民大會選舉產生。按照Hanson的邏輯，應是先有公民，才有民主。

古希臘人崇尚健康運動，最早的運動會就是他們發明的，現代成為奧運會

公民首先要有私有財產權的保障，政治權利和義務一致。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富有的精英和大眾都是對立的，在最惡劣的情況下，精英對大眾極端剝削，造成嚴重不公，結果就是平民以暴力革命推翻精英。而古希臘開創的公民意識，是防止這種政治潰爛的最好方法。

古希臘公民的產生，源於梭倫改革，其一是廢除了負債人賣身為奴隸的制度，負債人可以選擇工作及收入來抵債；其二是將所有人按照財產分為四等，財產多少與政治義務掛勾：以參戰為例，第一等可以買馬當騎兵，第四等便在軍中負責搬運等粗重工作，而不必上前線。

古希臘人的運動

古希臘公民私有財產得到保障，因而不必帶個人財物上前線，相反，波斯軍人必須隨身攜帶，因為財產缺乏保障，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義務也不對等：只有為國王出征的義務，而得不到對等的政治權利，於國家事務沒有一絲髮言權。但他們的專制君主，只享有權利而不必盡義務。因此與專制國家作戰，「斬首」策略非常有效，由於每一個士兵沒有公民權，專制君主一死即人心潰散，爭相逃跑，只可能是一盤散沙，此一邏輯至今有效。

Carnage還包含了在原地直接迎戰，利用更勝一籌的技術與紀律去戰勝敵人，直到徹底摧毀敵人的反抗來解決爭端。他們可以接受「公平傷亡」，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血流成河的凡爾登戰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肉身抵擋槍火的諾曼第登陸，但不能接受伏擊、綁架、私下處決等恐怖襲擊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為何西方國家視恐怖襲擊為「懦夫式的屠殺」，而日本、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反抗意志徹底瓦解，而沒有興起游擊勢力。

古希臘這種以「Carnage」為決定性戰鬥的理念從何而來，為什麼棄用陰謀詭計，寧可決一死戰？

「殺戮與文化」（Carnage and Culture）一書分析認為，這其實是一種較為經濟的戰爭方式。

這種戰鬥始於公民身份的小地主之間的戰鬥，這些人可以投票決定是否交戰，然後親自上陣較量，用最迅速的方式進行決定性的戰鬥，以求簡單明了地解決衝突。相比之下，如果組織農民自發保衛土地，或者徵稅去募兵——多數是無地的貧民，讓他們去冒險，但是最終選擇何種軍事手段去取勝卻取決於公民的投票，這一來就會耗時耗費，不能一錘定音。

和希臘的小地主式公民相比，中西亞的波斯人、米底人、亞美尼亞人等雖然尚武，卻不會加入任何形式的公民大會，也不會投票決定集合軍隊，決定戰略，和最高執行官一起親身上陣。他們要麼是部落成員，要麼是帝國的奴僕，他們憑藉的是遠勝對手的財物和人力資源。正如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稱：「支持戰爭的經費應當源於累積的資本，而非強征的稅收。」

這也體現為西方軍事理念壓制個人英雄主義，強調更大的利益，以發揮集體火力和集團衝鋒為目標，而不是為了獲得社會群體的認可，或者宗教意義上的救贖。15世紀中美洲士兵的戰鬥力便受到這兩大因素的限制：首先，俘虜戰俘作為活人祭祀，是個人作戰表現和社會地位的重要證明，而且視之為造福民眾宗教心理的關鍵，他們的武器通常不能將敵人迅速致死，而且必須將俘虜運送回國，因此無法進行長距離作戰。

其次，中美洲國家的社會等級更為森嚴，戰士的武器裝備、訓練、位置都由出身和身份嚴格決定，他們的裝備極為參差，普通士兵缺乏防護裝備，而貴族在捕獲俘虜過程中占絕對優勢，因此獲得更多犒賞，鞏固更多特權。但西班牙軍隊的戰馬、鋼劍、火繩槍等物資可以自由分配，驅使士兵作戰的原因不是鞏固特權，而是每個人對於金錢利益、晉陞機會的渴望。

除了人身自由，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更為西方軍隊帶來獨一無二的優勢。以1571年10月爆發的勒班陀海戰（Battle of Lepanto）為例，雙方可稱勢均力敵，奧圖曼帝國派出230艘主力艦和其他80艘各類船隻組成的艦隊，兵力接近10萬；以西班牙、威尼斯為主的「神聖同盟」（Holy League）也有7萬左右兵力，雖然主力艦稀少，但火炮數量占絕對優勢，是奧圖曼的一倍有餘。

威尼斯造船塢

雖然奧圖曼士兵使用的反曲複合弓也是大殺傷力的武器，但是製造和訓練過程都很耗時，熟練的射手本身就是有地位的人。但是歐洲人卻不理會射手的地位問題，而是儘可能製造數量眾多的致命武器，發放到更多人手上。結果這場海戰勝負懸殊，同盟一方戰死7,500人，奧圖曼帝國戰死30,000人，還釋放了10,000基督徒戰俘。

神聖同盟的火炮，在鑄造、保養方面遠勝奧圖曼，戰後威尼斯人發現，土耳其的火炮不夠安全，僅有的用處是作為戰利品或者當廢料回收，在自由市場中，這樣低劣的武器只能當作原料，而歐洲當時的武器市場充滿競爭，義大利、英格蘭、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工作坊充滿最新設計，可以擇優而用。更主要的是，西班牙、威尼斯、教皇領地的經濟規模比奧圖曼帝國大得多，早在開戰之前就已經累積了可以維持200艘戰艦作戰一年的全部資金。其中，威尼斯每年收入700萬達克特（Ducat），50萬用作軍事工廠的投資，還成立公會，譬如「十人會」（Council of Ten），以確保船隻的生產品質及補給，據稱最快在1小時內就能完成1艘槳帆船的組裝和下水。

這種兵工廠的建立，源於資本主義體系和憲政的自然發展，政府保證個人財產是合法所得，不會被充公，這類工廠受到法律保護，並不屬於任何個人，因此可以任人唯才，完全依靠投資、回報一類的商業原則，加上股票、保險等金融工具來獲取利潤。

但是奧圖曼帝國缺乏銀行系統，他們在伊斯坦堡也不能進行安全投資，而是時常暗地到歐洲投資，輸入昂貴的歐洲奢侈品，而沒有投資本國教育、公共建設和軍事遠征的意識。

馬可波羅的故鄉威尼斯有健全的銀行體系和公正的律法體系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曾謂：「在那些不幸的國家，人民隨時有受上級官員暴力侵害的危險，於是，人民往往把他們的大部分財產藏匿起來，一旦災難來臨，就能轉移到安全地方。據說，在土耳其和印度這是常有的事，我相信，在亞洲大部分國家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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