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別人都在和心靈對話，這本書卻在將靈魂鞭撻

曾聽人評價過俄國的兩位文學泰斗：「托如高山，陀如深淵。」可謂鞭辟入裡。

托爾斯泰的作品如高山峻岭，巍峨磅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無底深淵，幽暗深邃。

前者對外，著眼於廣闊的外部世界，結構、場面、眾生相，格局宏大；後者對內，在人物內心的複雜世界裡曲徑探幽，情緒、心理、信仰、精神，深不見底。

每次閱讀陀老的作品，都彷彿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超長旅途。信仰被衝擊，思想被敲打，靈魂被鞭撻。人物內心的那些令人戰慄的黑暗，既龐雜又精準，從字裡行間滿溢出來，讓人時而拍案叫絕，時而冷汗直冒。

常有人說，讀小說是輕鬆的，隨便翻翻就行——那必然是沒有讀過陀老的作品。

《罪與罰》的主線很簡單，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歷經糾結和煎熬之後，最終自首。

就這樣一句話的故事，陀老寫了四十多萬字。看似絮叨，其實情節毫不拖沓，節奏緊湊，主旨深刻。本文僅截取幾個角度，試以淺析。

1

殺人理論

《罪與罰》里的殺人案，並非由普通的因財起意或一時衝動而引發，而是一次有思考、有計劃、伴隨著沉重的道德拷問的殺人事件。

道德拷問存在於三個層面：

第一層，殺人犯罪與否，是否取決於個人地位。換言之，當人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後，殺人是否可以免罪？

統治者具有超然於法權的地位，自古有之。歷史上最講法權的時代，也僅止於「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再往上，君王如殺人，即使是錯殺、濫殺，也無需承擔法律責任，最多下個罪己詔了事。

這就是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殺人正當性理論」之一。在他看來，從遠古時代，「到後來的里庫爾果斯、梭倫、穆罕默德和拿破崙等，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罪犯。」但由於他們佔據著統治地位，故而可以為所欲為。無論是對平民的肆意屠殺，還是發動戰爭時犧牲的幾十萬條人命，不僅不會讓他們受到懲戒，反而使他們得到人們的歌功頌德。

正因如此，在拉斯柯爾尼科夫看來，「誰聰明、強硬，誰就是統治者；誰膽大妄為，誰就被認為是對的。誰對許多事情抱蔑視態度，誰就是立法者。」

殺死高利貸的老太婆，無疑是他希望通過強硬、膽大妄為、蔑視一切的方式，讓自己走上通向統治者的道路。

「我告訴你吧：我想做拿破崙，所以我才殺了……現在你懂了嗎？ 」

第二層，面對惡人，能否不通過法律渠道殺之而後快。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歷史上常見的「替天行道」。

從講求「兼愛」的墨家遊俠，到行俠仗義的江湖大俠，所秉持的理念，都是《水滸傳》里梁山好漢們寫在杏黃旗上的四個大字——「替天行道」。

來看「替天行道」背後的理論基礎。一方面，古人認為，上天是絕對公正的。但上天很忙，無法事無巨細地照顧到下界所有的事情。因此，上天的代表會現身於人間，在上天的授權下主持公道。

另一方面，墨家認為：「殺盜人，非殺人也。」同樣的，孟子「性善論」的論據之一，是他把人性中惡的部分，都定義為「非人」——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這兩個理論結合起來， 殺這些「非人」，就不算是殺人了。「替天行道」，也就無需承擔隨之而來的法律和道德責任。

在拉斯柯爾尼科夫看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只是一隻「可惡的、有害的虱子，她對誰也沒有益處，她吸窮人的血，殺了她可以贖四十樁罪，這算犯罪嗎？」

第三層，更進一步——為了實現「崇高」的目標或利益，是否可以殺人？

這是倫理學中的經典道德難題：在「結果論」和「義務論」之間如何選擇。

英國哲學家傑利米·邊沁的「功利原理」是「結果論」的典型代表，在他看來，道德的目標是「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為追求這個目標，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甚至是生命，都是值得的。

在中國哲學裡，後期墨家也提出過類似的理論。《經上》說：「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這是對功利主義哲學的一種享樂主義的解釋。

（作者註：關於「結果論」和「義務論」的問題，我曾在這篇文章中對這個話題有過深入的討論：《「賈玲該不該被炸『死』」和「殺人的有軌電車」，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對經典難題的思考》）

這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正當性理論」的又一佐證。在他看來，殺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不是為了貪財，而是為了一個「崇高的和有意義的目的」。他在行兇之後對老太婆的財物棄之如敝屣，證明了這個動機所言不虛。

綜上，《罪與罰》里的殺人事件有著多層次的、複雜難解的動機，這也引出了主角在殺人之後一系列內心的衝突和矛盾。

2

內心的衝突

殺人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不僅沒有感到「替天行道」的自豪，也沒有獲得權勢和地位的跡象，反而是陷入了巨大的道德恐慌，以及是否需要去自首的矛盾糾結之中。

和冷血的連環殺手或職業殺手不同，拉斯柯爾尼科夫在殺人後，完全沒有感到心安理得。

或許是內心最原始的良知，或許是在社會倫理中積累的共識和習慣，拉斯柯爾尼科夫在殺人後的第二天，就湧起了自首的衝動。這個衝動如此強烈，以致於之前在準備殺人時醞釀已久的「殺人正當性理論」，都被迅速地拋諸腦後。

然而，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個內心衝突極為劇烈的人。他既有成為拿破崙的雄心壯志，也會蝸居於斗室里懦弱不堪；既會在殺人時下手狠辣，也會在殺人後驚慌失措；時而視死如歸，時而貪生怕死；時而清醒，時而迷茫；時而狂躁，時而消沉。在兩種對立的情緒或想法之間，拉斯柯爾尼科夫搖擺不定，且會在瞬間完成兩個對立面的切換。

自首還是自由，殺人行為是對還是錯，拉斯柯爾尼科夫反反覆復的心路歷程，構成了《罪與罰》的主體部分。讀者也因此有機會對正反兩面進行思考，從而挖掘出更深刻的意義。

當然，拉斯柯爾尼科夫內心的衝突是全方位的，不僅局限於是否自首的問題。比如他既想跟人接觸，又會突然在與人接觸時感到不快和憤怒；他既會對周遭感到反感，又會對他人生起憐愛；他既會冷漠無情，又會對不熟的他人傾囊相助。

在描述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心理變化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的是他慣用的「極限細節」描述方式。大段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寫，微末的情緒和念頭，通過白描的方式，排山倒海般地奔涌而來。在流行短句、短段落、碎片化的新媒體時代，這種描述方式顯然是不討好的，很多人會嫌冗長、啰嗦、瑣碎，甚至沒有讀下去的慾望。

有趣的是，恰恰是這種「討人嫌」的方式，才更接近真實。人的內心，無論是思考的散亂程度，還是衝突的劇烈程度，都和我們自以為能控制自己內心的常識相去甚遠。

卡倫·霍尼在《我們內心的衝突》一書中舉了許多內心衝突的例子：

「比如一個非常想結婚的女孩卻不能接受任何男人對她表達的愛；一位母親很寵愛孩子，但是對孩子的生日，她卻總是記不住；一個對自己很摳門的人，在外人面前卻出手大方；一個人很喜歡清靜，卻不願意單獨待在某個環境中；一個人，對待自己很嚴酷和刻薄，在對待別人時，表現出來的卻都是包容和忍耐。」

與此同時，人們常常會找出看似合理的原因，來為內心的衝突賦予合理性，讓自己既在衝突里糾結痛苦，又覺得心安理得，或是習以為常，或是在自我安慰中完全感覺不到衝突的存在。

《罪與罰》把這些被人們忽視的衝突擺上檯面，近距離地端到了讀者們面前，自然會讓人感到不適。這種不適感，就好像在陰暗裡待久了的人突然見到陽光一樣，或是像《黑客帝國》里的人們選擇了紅藥丸之後從營養液罐頭裡蘇醒時看到外面的機器世界一樣。

在黑暗裡待的久了，便會習慣黑暗；與假象廝磨慣了，便會執假為真。

因此，我們所熟悉的、所認同的、習以為常的、自認為舒服的感覺，並不代表真實。由此引出下一層的問題：如何避免道德簡單化。

3

道德簡單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從世俗的意義來看，可以讓我們避免落入「道德簡單化」的境地。

蘇格拉底曾說過：「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

同樣的，未經審視的道德問題，不值得堅守，或者說，不值得被當成至高無上的準則。

比如，當人們在進行道德爭論時，常會被一些「大詞」震懾住，比如尊嚴、美德、義務等；或者是被所謂的原則洗腦，比如「永遠不要把人當作一個簡單工具來對待」。實際上，這些大詞和原則，都是被「簡單化」了的道德問題，既沒有經過縝密的邏輯推理，也不具備堅實的道德價值基礎。

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里將這類簡單化了的道德稱之為「媚俗」。在他看來：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的戀情。」

當我們習慣於將道德簡單化時，會出現各種問題。

一是會逾越道德的邊界。比如用前文提到的尊嚴、美德、義務等「大詞」，對他人進行道德綁架，或是以此粉飾自我行為的過失和邏輯的漏洞。

二是道德觀會逐漸模糊。比如無法分辨某些行為到底是對他人的道德要求還是道德綁架，或是在義務論和結果論之間左右搖擺，無所適從。

三是道德體系容易崩潰。比如拉斯科爾尼科夫的道德受到「殺人理論」的衝擊時，他尚不完備的個人道德體系被輕易地侵入，最終支離破碎。

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是因為我們把一些本該進行深入的邏輯思考的問題視為理所當然，把「銘刻在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當成道德準則，這就如同沙上建塔，脆弱不堪。

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能讓我們近距離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問題。他不厭其煩地絮叨著，狀若癲癇，卻字字箴言。他引導我們思考：道德的背後是什麼？倫理觀念和善惡是非的價值觀的根基是什麼？宗教神祗、最高意志、精神信仰，是否等同於正義？人類，到底是靠什麼東西，活著？

無論是《罪與罰》，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裡的罪惡、陰暗、頹廢和消極，無不是為了拷問靈魂而存在。黑塞說過：

「只有經歷死亡，進入地獄，方能聽聞來自天國的上帝的聲音。真誠而坦率地供認生存和人性的貧乏，可疑和無所希望，這就是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聽命於痛苦和死亡，面對赤裸裸現實的猙獰面目感到不寒而慄，然後，我們才能汲納另一種聲音的深邃性和真理。」

平靜地和心靈對話，只會讓我們在真相之外遊走。只有經歷過靈魂的鞭撻，直面黑暗和痛苦，並從中殺出一條血路來，我們才能到達真實的彼岸。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們在這條荊棘之路上摸索前行時，最好的引路人之一。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