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錢桂森之翰林院舊藏：究竟是購自廠肆書攤，還是竊自翰林院？

錢桂森（1827—1902），原名桂枝，字辛白，一作辛伯，號犀庵、鄦盦，江蘇泰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後典試貴州、廣東、浙江等地，督學安徽，晚年曆主江寧鐘山書院、揚州安定書院、泰州胡公書院。富藏書，室名教經堂、學有用齋、小天目山館。

錢桂森最為「知名」的事迹就是被認為曾大量竊取翰林院藏四庫進呈本。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為編纂《四庫全書》而廣徵天下書籍，此後各省督撫送呈購進、借抄之書以及轉呈私家獻書總計達一萬三千餘種，每種書首葉鈐有「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文印，首冊書衣加蓋「乾隆×年×月×督撫×送到×家藏×書壹部計書×本」戳記，這些書稱作「四庫進呈本」。《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未經發還的進呈本一直存於翰林院，庚子之變時慘遭兵燹損失殆盡。有學者估計，目前存世的四庫進呈本近九百部。吳格從《藏園群書經眼錄》《嘉業堂藏書志》《中國善本書提要》等輯錄整理而成的《錢桂森教經堂藏書知見錄》，共收書五十九部，其中四庫進呈本達四十部，數量可謂十分驚人，難怪有前輩學者言之鑿鑿地稱錢桂森「竊書」了。

「公認」：錢桂森曾竊書於翰林院？

被認為曾大量竊取翰林院藏四庫進呈本是錢桂森最為「知名」的事迹。所謂「四庫進呈本」，即乾隆時為編纂《四庫全書》而廣徵的天下書籍，包括各省督撫送呈購進、借抄之書以及轉呈私家獻書，總計達一萬三千餘種。這些書每種首葉均鈐有「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文印，首冊書衣加蓋「乾隆×年×月×督撫×送到×家藏×書壹部計書×本」戳記。據查，吳格從《藏園群書經眼錄》《嘉業堂藏書志》《中國善本書提要》等輯錄整理而成的《錢桂森教經堂藏書知見錄》，共收書59部，其中四庫進呈本達40部，數量可謂十分驚人，難怪有前輩學者言之鑿鑿地稱錢桂森「竊書」了。

錢桂森「竊書」之說最早源於1916年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昔時翰林前輩充清秘堂差者得觀藏書，然往往似攜官書出。泰州錢辛盦在館最久，精於鑒別，故所攜多善本。宣統庚戌（1910）津估張蘭亭至泰州，在錢氏家中捆載十餘笈以還，其中鈐院印者十有九。」十餘年後編撰的《嘉業堂藏書志》中，吳昌綬撰《雪窗集》提要云：「錢桂森值清秘時，儲存之書多被攜出，此其一也。」董康撰四庫存目底本《黃文簡公介庵集》提要亦云：「書經進呈，發交翰林院清秘閣儲待領回，光緒初錢桂森直清秘時攜出者。」

1934年趙萬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稱留存翰林院的《四庫全書》底本「日久為翰林學士拿回家去，為數不少，前有法梧門，後有錢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轉輾流入廠肆，為公私藏家收得」。上世紀40年代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則說四庫底本《樂府雜記》為錢氏從翰林院竊出者。

這些近代藏書大家、版本目錄學家一致認為錢桂森監守自盜，竊取大量翰林院藏四庫進呈本。而他在翰林院任職十多年，確實具備「竊書」的客觀條件，但事實果真如此嗎？不妨看看錢桂森的前輩與同僚的說法。

自辯：翰林院舊藏多購自廠肆書攤

「前有法梧門」之法式善，仕途經歷與錢桂森頗為相似，被認為是「不告而取的健者」。梧門自著《陶廬雜錄》載：「十年前，余正月游廠，於廟市書攤，……得宋元人各集，皆《永樂大典》中散篇采入《四庫》書者，宋集三十二種，元集二十三種，統計八百二十三卷。……書寫不工，似未及校對之本。余維物少見珍，什襲藏之。」法式善聲稱其四庫底本多是購自廠肆。

除了法式善、錢桂森之外，曾任職翰林院，也藏有四庫進呈本者，為數不少。據不完全統計，有黃宗漢、路慎庄、朱學勤、龔顯曾、周星譽、沈家本、袁芳瑛、許乃普、繆荃孫等人，其中路慎庄被認為「藏書多出翰林院及宮內」，袁芳瑛也被認為在清秘堂時竊攜書以出。但無一例外，這些人都自稱家裡的翰林院舊藏得自廠肆書攤。

新疆大學藏明萬曆刻本《蒲陽黃御史集》，為四庫進呈本。從書內朱彭壽題跋可知，此書約是在光緒中從翰林院流出而售賣於京城書肆，光緒戊戌（1898）被朱彭壽購藏。又如清華大學藏清康熙抄本《周易闡理》，末有光緒二十九年（1903）桂芬跋：「光緒癸卯歲來京師，偶於街市以錢五百購得是書及《遺忠錄》《禮賢錄》《忠獻別錄》《龍川別志》等書，皆完善五缺，為范氏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撫所進者也。」

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均藻》卷末翁同龢手跋云：「《四庫》開時，四方獻書者，經採錄後，以原書發還其家。其發而未領者皆儲於翰林院。院有瀛洲亭五楹，列架比櫛。余於咸豐己未（1859）院長命與清秘堂諸公同檢書時，插架尚十得六七。後於廠肆往往見散出之本，蓋管鑰不慎，為隸人所竊也。迨光緒中再至，則一空如洗，可勝嘆哉。」咸豐己未，錢桂森已「以言事回翰林」，應該也參與了檢書，得以上手、經眼大量的四庫底本，成為錢桂森精於版本鑒別的重要經歷。

錢桂森自己對書的來歷也有說明。浙江大學藏明正德刻本《止齋先生文集》卷首有桂森題識：「此翰林院佚出本，辛酉正月朱修伯員外得於琉璃廠火神廟，歸以見贈。犀庵識。」朱修伯即結一廬主人朱學勤，咸豐三年（1853）進士，藏書甚富，有《結一廬書目》。

旁證：以賤易貴，嘗將秘藏化身千百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以葉昌熾《藏書紀事詩》無錢桂森之名，稱桂森藏書鮮為人知，其實不確。《藏書紀事詩》「不錄生存」，成稿時錢桂森尚在世，故而不錄。咸豐八年（1858）錢桂森的同年、藏書家孫衣言即稱桂森「富藏書」，賦詩稱犀庵耽於閉門讀異書而識見過人，詩云：「玉貌先生尚自如，清驄無事閉門居。尊前花石圍高館，賬里煙煤得異書。同輩聲名誰早達，後人富貴只才疏。秋風更切將離感，昨日論文最啟予。」同治七年（1868）孫衣言嘗以普通乾隆刻本《水心文集》與錢桂森換來珍稀的明正統刻本《黎刻水心先生文集》。孫氏在兩部書上作跋詳記此事，盛讚桂森嘉惠書林之舉，跋曰：「同年錢樨庵侍御，乃有黎本，予以此為我鄉先生書，請以今本易黎本，侍御不予靳也。」孫衣言於杭州、京師遍訪《杜清獻集》而不能得，同治九年（1870）借錢桂森藏明抄本為底本翻刻。光緒丙子（1876）川東道姚覲元致信京中繆荃孫，提到聽說錢桂森藏有《類篇》全帙，請繆轉借影抄。這些事例足以證明錢桂森藏書並非秘而不宣，而是與當時藏書界多有來往和交流。很難想像，如果錢氏藏書中多有來歷不明者，他怎敢坦蕩示人？而一個因愛書而「竊書」，監守自盜的人，會大方地同意以賤易貴，捨得將秘藏化身千百嗎？

因此不能根據錢氏在館最久，又精鑒別喜聚書，藏書中有不少翰林院舊藏，就簡單地歸結為錢桂森「竊書」。自咸豐年間翰林院藏書的大量外流，實際上是廠肆書賈與院內「隸人」互相勾結的結果，如光緒年間執琉璃廠書業之牛耳的正文齋譚錫慶，就以內監盜賣內府藏書起家。這些書的經歷並非「錢桂森自翰林院竊為己有——散入廠肆——公私購藏」，而應該是「翰林院流出——廠肆收購——錢桂森購藏——散出再入廠肆——公私購藏」的過程。法式善、錢桂森、朱學勤等文人因知道這些善本的價值，不忍其流落而購之藏之，書賈則在兩進兩出中間賺取了高額利潤。所謂錢桂森「竊書」之說，亦當正本清源，還他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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