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

一直以來，人們對 1640 年代英國革命的解釋，是認為那是一場從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中獲益的群體，與保守的國王和舊貴族之間的衝突。換言之，英國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

資產階級主要包括哪些成員呢？按照傳統的解釋，資產階級包括土地所有者中的農業資本家，和來自海外貿易公司中的商業資本家。對於當時封建主義君主制和貴族政治對他們生產經營活動施加的限制，資產階級感到非常憤怒，而日益上升的資產階級與保守的封建階級之間的衝突，正是革命發生的原因。

然而，美國學者傑克·戈德斯通則認為，英國革命更多是一場早期現代危機，是一場主要由人口增長引發的一系列危機的總和，其性質和導致中國明清一代的變局差不多。

乍看之下，這個說法有點兒荒誕不經，但戈德斯通一路推演下來倒也頗能自洽。首先，戈德斯通通過論證表明英國國王和不少貴族本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資本家。對皇室土地管理的研究表明，英國國王並不反對圈地，1630 年時，英王可能是英國最大的圈地地主。不斷增長的財政壓力使得斯圖亞特王室帶頭圈地，把荒地變為可耕地，而且常常是與地方貴族合作進行圈地。在英國北部，1600 年之後，國王帶頭提高租金和准入金，把它們調整到該地區最高的市場化租金。如果圈地是為了提高租金，如果利潤是商業發展的一個標誌，那麼從國王的行為來看，幾乎很難把17世紀的英國危機描繪成一批不斷壯大的的商業貴族，與保守的反對商業的國王之間的衝突。

此外，直至 1640 年，大部分精英，不管他們獲得貴族頭銜時間長短，都參與了各種商業活動，因為一個半世紀以來的通貨膨脹，如果不妥為投資，資產很容易縮水，那些沒有把土地租金市場化的地主，其身家幾乎縮水到一無所有。

對英國革命中商人的忠誠問題進行的研究發現，在英國革命中，許多「新興資本家」並非國王的敵人，而是國王的緊密盟友。英國的海外貿易掌握在一些由王室頒發許可證的壟斷公司手中。從這些壟斷貿易中獲益的那些人一般都支持國王，而支持國會的是那些國內貿易商。國王的支持者還包括那些「新興家族」，這些家族得益於國王賞賜的官職，他們為了商業利益而投資於從國王那裡購買的土地，並且與國王一道參與一些地方項目，比如沼澤排水和森林改良。

雖然後來國王與倫敦市民和士紳們反目成仇，但從 16 世紀中葉到 17 世紀 20 年代，皇家政府與商業化首都之間相互支持，並且都從彼此的發展中獲益。在斯圖亞特王朝早期，國王與商業化寡頭政權之間建立了緊密的夥伴關係：國王依靠倫敦市長和市議員來籌集借款，分派皇家債券，作為回報，這些寡頭得到稅收優惠、皇室專賣權以及貿易合同。

動搖了這種相互支持體制的，是 17 世紀二三十年代英王面臨的棘手的財政困難。查理一世需要錢，他找出的那些名目幾乎誰都知道破綻百出，許多專賣權被取消或被宣布為到期終止，要再次取得這些專賣權，只有提供借款或用現金購買。這無疑激怒了此前樂於為其提供信貸和融資便利的商業資本家們。

還有一個佐證是，與英國革命關聯緊密的許多變數，比如物價、社會流動和社會競爭、社會動員潛力，在英國革命之後卻呈現出明顯相反的發展趨勢。英國革命前，物價不斷上漲，社會流動以及土地流轉十分普遍，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實際工資不斷下降。但是 1660 年以後，物價逐漸下跌，進入貴族階層和紳士階層的人數迅速減少，城市人口增長率下降，實際工資逐步上升。英國革命之後，英國的海外貿易，特別是與亞洲和美洲的海外貿易急劇擴張，圈地運動的發展速度加快，農業商業化也在不斷發展。人們通常認為，這些發展趨勢證實了英國革命是資本主義的勝利。但是，儘管經濟發展在加快，人口增長卻十分緩慢，物價也相對穩定，城市化速度在下降，社會流動實際上停滯了。

因此，戈德斯通指出，在分析英國革命中國家崩潰的長期性社會原因時，必須把人口變化而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種種後果置於中心位置。換言之，與早期現代英國那些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社會發展趨勢和經濟發展趨勢具有緊密聯繫的，並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人口的變化。

1500 年到 1650 年，英國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從 200 萬多一點增加到 500 多萬。人口增長導致了包括糧食在內的資源的緊張和長期的通貨膨脹，進而引發了包括王室財政危機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危機。

在早期現代英國的制度體系中，維繫社會穩定的關鍵制度有支撐國王統治的稅收制度，規範地方權威以及家庭關係的等級制度，提供就業和收入的土地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如果這些制度同時失效，社會就會遇到大麻煩，面臨解體危險。而這正是英國革命前出現的情形。由於人口增長快於經濟增長，土地和勞動力市場就無法維持穩定平衡，結果是物價上升，這種情況在 16 世紀早期顯而易見。由於飽受 1620 年代以來沉重的社會生態壓力，英國的許多制度已經陷於癱瘓。

隨後出現國家財政困窘、精英流動和競爭以及社會不滿。工資已經下降到新的低谷，這使得工人以及中低收入階級都惶恐不安。職業崗位的競爭不僅使得一代有教養的人幾乎沒有希望進入皇家政府和教會機構，而且導致各個郡縣的新貴為了優先權而展開激烈的競爭。國王尋求新的財源，並希望這些財源擺脫議會的控制，從而激化了兩者間的衝突。

儘管沒有人想要革命，同樣也沒有人想要維繫 17 世紀早期那種社會狀況：為了自我維持，國王不得不撇開議會尋找募集資金的各種辦法；由於精英數量不斷增加，而這些精英都你爭我奪試圖在一個極不穩定的社會地位結構與利益網路中尋找一席之地，因此，朝廷和各郡中的許多小集團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貧困、失業、流浪、犯罪等問題日益嚴重。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國王與精英之間緊密合作，以改變政府財政制度、精英吸納制度以及經濟組織制度。但是在當時既有的資源條件下，並不存在一個使各方均能獲益的解決方案。當物價不斷上漲、王室土地幾乎出售一空、精英們又不予以合作的時候，查理一世怎樣才能提高財政收入？當精英的數量如此眾多卻又四分五裂，給予一個精英家庭以王室恩惠，就會得罪另外兩個精英家庭的時候，查理一世如何才能贏得精英的合作？在極其艱難的時刻，如果精英們不團結一致真心維護國王的權威，查理一世又如何能控制社會動亂？

社會危機之所以出現，並非人們盼望危機，而是因為一些長期社會變化因素已經使得現存政治制度難以為繼。此後，圍繞著誰應該為局勢惡化負責、如何收拾殘局這些問題，衝突和政治就會產生。

至此，一段歷史公案似乎以頗為自洽的邏輯形成了一個解釋閉環。不過，戈德斯通，意猶未盡，主動引起了另外一個話頭。如果說早期現代世界中的歐亞王朝如英法和奧斯曼及中華帝國都經歷了類似的由人口危機而非資產階級革命引發的國家崩潰，那麼為什麼後來東方和西方還是出現了大分流，後者為何未能向前者那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呢？

對於這個經典問題，剛剛用人口決定論解釋了英國革命的戈德斯通又搬出了文化決定論。他認為，文化結構決定著人們對於國家危機的反應並形塑著國家重建。植根於17世紀危機後國家重建過程中的不同的意識形態遺產，對於此後東西方國家之間的發展差異具有深刻的影響。

那些當時並未能完全戰勝傳統習慣，但卻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擯棄傳統以及意識形態創新的革命，比如英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給國家崩潰後的社會留下了豐富而又有活力的遺產。儘管清教徒和雅各賓黨人在革命後逐漸衰弱，但是他們的觀點依然在傳統符號、傳統制度和傳統思想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這些國家的重建不是原樣復原，那些曾要求限制絕對權力的主張，對復辟政權構成了持續挑戰，兩者間的妥協導致的議會制的鞏固為後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打開了制度空間，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在後來英法再次遭遇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時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

與此相反的是，在國家崩潰過程中傳統因素不斷得到增強的國家裡，比如奧斯曼土耳其和中華帝國，意識形態的反應是試圖純潔並重申傳統制度。在這些國家，危機被指責為對正統思想的離經叛道，新政權竭力消除現存文化結構的多樣性，清除那些被認為是異端思想的成分。國家重建和社會制度的重建使得傳統思想再度復甦，但是人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削弱了未來社會發展的活力之源以及實施根本變革的基礎。也因此，當後來這些國家再度遭遇人口壓力導致的危機時，類似的劇目又一次次上演。

歷史總是因為新的解讀而被「翻新」，這並不必然導致歷史虛無主義，而是讓人們能夠更深刻地意識到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都始終試圖掙脫簡單的從一而終的詮釋，從而不斷更新和豐富人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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