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轉型的動力與方向：基於新結構主義的視角

巴曙松 鄭軍

東北大學

摘要：在新結構主義的框架中，產業轉型的終極方向由要素稟賦結構及要素相對價格所決定。基於中國的人口稟賦將由人口總量因素轉身人口的區域流動和人口質量，土地稟賦將由廉價大量供給轉身昂貴有限供給，以及中國技術追趕的空間仍然存在這三個基本事實，並進一步考慮中國區域縱深廣闊、產業光譜連續這一特殊情況，中國產業轉型將呈現出「一個國家、三個特色產業區」的分化格局，即東部進入產業服務化階段、中部六省和西三角承接東部產業轉移、西部資源帶則成為中國的資源「大後方」。然而，這種「三元分化」格局並不會自動形成，只有在一個競爭性的要素市場、靈活的金融市場及彈性的勞動力市場中，素稟賦結構的不斷變遷才能最終驅動中國的產業結構往這個最優方向轉型，為此，我們需要啟動一系列必要的結構性改革。

關鍵詞：人口稟賦、稟賦結構、技術追趕、產業轉型

JEL Classifications:O11, O14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從國際經驗觀察，伴隨著一國經濟發展和人均GDP上升，產業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動，而變動的趨勢通常包括幾個方面：1）第一產業產值佔GDP的權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權重先上升，其後經歷一個緩慢的下降，最終趨於穩定；第三產業權重則處於一個持續的上升態勢。2）不同發展階段，一國的主導性產業經歷顯著的轉換，通常會經歷一個由農業主導、工業主導最終變成信息產業主導的過程。3）從對資源的相對依賴程度上，一國不同的產業階段通常出現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密集、再到技術密集的轉變。4）從產業所附加的技術成分講，產業結構的變遷則是由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演變過程。

從數據上觀察，美國產業結構從1839年到大蕭條之前的這段時間，農業產值佔GDP權重持續下降了32個百分點，工業和服務業則分別上升了15和16個百分點，直到2000年美國網路泡沫破滅前後，農業佔比已回落到1%左右的水平，而服務業佔比則達到74%的絕對高水平。更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這些時間，美國GDP絕對規模和人均收入也都處於持續的上升過程，儘管期間美國曾先後遇到來自於日本、德國和中國強勁的「經濟趕超」，但至今為止，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美國GDP全球份額佔比21%，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和最有活力的國家。

另一方面，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即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還是過去10年迅速崛起的「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曾相對成功的實現了從原本落後農業佔主導的經濟沿著產業階梯逐步實現了產業的升級、經濟的增長和收入的提升。相反，另外一些發展中地區如拉美、非洲和東歐和亞洲一些國家則仍然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和相對低級的產業結構之中，未能實現增長和收入的收斂。

基於產業結構變動的國際經驗規律和不同國家產業結構演變的成功或失敗案例，經濟學界曾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而且這些研究均致力於解釋一個核心問題：即產業結構變動的驅動力是什麼？為何有的國家可以成功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而有的國家卻沒有。針對這一問題及本文的研究重點，這裡重點介紹幾篇最新文獻，提供一種新的分析視角。

林毅夫教授在《新結構經濟學—重構發展經濟學的框架》一文中，在回顧發展經濟學，吸收過去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分析產業結構變遷、經濟發展過程的新思路。在他看來，一國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邏輯起點是經濟的稟賦即一個國家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的相對稀缺程度和相對價格水平（林毅夫，2009、2011、2012）。在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框架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幾個核心命題：

首先，一個經濟體的稟賦結構隨著發展階段而不斷升級，因此，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也相應存在著不同的最優產業結構，而每一種最優產業結構都內生性地對應著一種特定的硬性（電力、通訊、道路、港口等）和軟性（金融、規制、法律、文化價值系統等）基礎設施結構，而金融結構則是軟性基礎設施結構中最為核心的構成。

其次，不同的稟賦結構決定不同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對於一些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國家，要素稟賦結構通過會呈現勞動力、自然資源相對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的態勢，因此，處於這一階段國家的產業結構也更多地集中在勞動和資源密集型行業（他認為主要集中於維持生存水平的農業、畜牧業、漁業和採礦業），同時，他指出生產和交易所需要的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置相對有限且簡單初級。作為一個自然結果，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充足但資本相對稀缺的發展中國家，只有勞動力密集和資源密集型產業才會在開放的競爭性市場中具有比較優勢，並形成優勢產業、促進增長和收入的提高、趕超發達國家（Heckscher and Ohlin, 1991; Lin, 2003）。

相反地，發達國家則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這些國家多已完成工業化，資本而不是勞動力或自然資源處於相對充裕的狀態，因此，能夠利用規模經濟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這些國家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另外，由於處於全球技術前沿，這些發達國家需要依靠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新技術、新產品的發明來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Schumpeter, 1942; Aghion and Howitt, 1992）。同時與這種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相適應，這些發達國家適合的金融安排往往是有能力動員大量資本並能在更大範圍內分散風險的大銀行和股票市場，這些發達國家所需的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置都可能完全不同於低收入國家。

再者，處於不同稟賦結構的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所要求的配套政策也完全不同。在發展中國家，由於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充裕，合適的政策應當是通過財政補貼、資金支持和稅收優惠的形式鼓勵產業和企業進入這類產業，從而促進勞動力逐步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提升產業結構。相反，產業和企業家的產業升級驅動力來自於創新和技術，試圖升級的單個企業需要承擔巨額的研發成本和風險，而研發活動本身所創造出來的、公共知識卻可能使經濟中的其他企業受益（Jones and Romer, 2009; Rodrik, 2004; 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在此情況下，發達國家的政策往往是資助大學裡的基礎研究、對新發明授予專利、以及提供稅收優惠和其他好處，補貼單個企業的研發活動。

總體上，林毅夫教授認為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相對豐裕程度）決定著要素相對價格和最優產業結構，並進一步決定企業大小、水平和風險性質的分布。在現代社會，決定結構變遷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稟賦從資本和勞動力比率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的提升（Lin, 2003, 2009b）。

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來自於青木昌彥(AOKI Masahiko)，他於2011年發表的《經濟發展的五個階段及中日制度演化》這篇文獻界定了產業結構及經濟發展的過程表現為一個從馬爾薩斯狀態向內生性增長模式轉變的連續發展過程，而不同階段的內在驅動力來自於：1）人口—經濟的變化，即就業人口佔總人口比重的變化；2）結構變化，即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轉移；3）非農產業人均產出的變化，這一階段的產業結構變化與人均收入增長的動力來自於非農部門的資本存量，而資本存量的化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化和資本—產出比的變化。

基於這樣的驅動力來源，青木昌彥將一國產業演變與經濟發展的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1）M階段，這一階段農業佔主導地位，由於農業技術邊際報酬遞減，所以並沒有促進人均GDP的提高，這被稱為馬爾薩斯狀態，它結束的標誌是農業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2）G階段，這一階段被稱為國家工業化階段，它有兩個幾個標誌性事件：農業人口向非農的結構轉變已經開始，人均GDP溫和提高，政府對工業資本積累存在顯著的干預。因此，這一階段金融市場對於工業提供資金的角色可能並不重要，財政體制和大量的非農補貼則發揮十分突出的作用。在中國，在1951—1978年，農業為工業化提供了6000億人民幣，而對農業的國有投資為1760億元（Wu，2005）。在日本，1928—1932年，非農部門補貼佔總稅收收入的比例為31.8%。3）K階段，這一階段的典型特徵是更為迅速的結構轉變、人均GDP的快速提高，結構變遷和收入增長的關鍵驅動力是不斷下降的死亡率、不斷提高的出生率及人口的迅速轉移導致的「人口紅利」。4）K階段結束之後進入H階段，這時人均收入提高和結構持續改進的驅動力來自於非農產業人均產出的能力，這種能力的提高伴隨的是產業的不斷升級和TFP、人力資本在這一升級過程中發揮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學上，這一階段通常被稱為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內生性轉變。

對於日本和韓國而言，K階段向H階段轉變的標誌是農業就業人口比重低於20%。到目前為止，中國沿海城市的農業就業人口略高於這一水平，內陸省份約在45%左右。如果將20%作為一個經驗性標準，那麼中國沿海地區很可能已經或即將度過K階段，但對於不少內陸地區而言，實現這種轉變尚為時過早。

簡單總結，兩位學者對產業結構變動和經濟發展階段的研究共同點可以概括為：第一，產業結構變動的驅動力是人口、資本和技術要求的相對充裕度和結構轉變。第二，產業結構的變動事實上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分散的演變過程， 同一時期適合於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未盡適合於發展中國家，一國不同時點的最優產業結構取決於勞動、資本和技術要素的結構組合。

二、中國產業轉型的動力：基於新結構主義的視角

基於新結構主義的視角，一個經濟體不同階段的稟賦總量、結構和相對價格變動是我們分析產業結構變動的起點。通常，在經濟學的體系中，一國的稟賦由土地、自然資料、勞動力和資本構成，這些組成經濟中的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用於生產和資源配置的要素稟賦。雖然一國稟賦結構在給定時間是既定的，但在不同時間會逐步發生的變化，從而構成產業結構變遷的基礎。

在稟賦結構引發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不同要素稟賦的相對價格變動發揮著關鍵作用，事實上，正是相對價格的變動在市場機制的驅動下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和實現最優的產業結構。

基於新結構主義的論斷及我們的分析，本文將產業轉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三條支柱：第一條支柱是要素稟賦結構和要素相對價格變動；第二條支柱是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第三條支柱是技術追趕的空間。

（一）人口稟賦

人口稟賦有三個維度，分別是：人口數量、人口分布、人口質量。

首先，現有的文獻分析過多集中在人口數量和人口年齡分布上，他們最常用的分析指標是總和生育率、人口撫養比、老齡化率。在這種分析邏輯中，當生育率處於高峰期使得人口總量持續增長、15～59歲勞動人口佔據絕對比例使得生產人口遠遠多於消費人口時，處於這一階段的經濟體要素稟賦結構一般會呈現出勞動力較為豐富、同時資本較為稀缺的特點，因而生產也多集中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農業產出佔比處於較高權重。

其次，現有研究成果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忽略人口稟賦的其它維度，對於人口流動即人口的區域重新分布和人口的質量這兩個維度的關注不夠。事實上，正是隨著人口稟賦由總量因素向區域分布和質量因素的轉換才從根本上決定了產業結構的變動方向。

綜合人口稟賦結構的三個維度，我們發現：

第一，單純從人口結構的視角看，中國早在2004年前後已跨越「劉易斯拐點」，將於2015前後跨越「人口紅利」拐點，最遲也將於2020前後人口總量開始下降。這意味著中國廉價人工的終結是必然趨勢，人工成本的上漲是永久性而非周期性的，作為一個結果， 勞動相對於資本的溢價效應會自然持久地發生，勞動者報酬的份額會上升，資本報酬的份額會下降，從而使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不斷向資本密集型轉變。

第二，人口流動事實上是中國勞動力市場最大的自變數，這是中國特有現象。過去20年，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從內陸遷移到沿海，加入全球產業鏈是影響世界和中國經濟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那個時候，農民從最窮的省份流出，如貴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間，有10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在1995-2000年間，有32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在2000-2005年間，有38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廣東、深圳，然後是浙江、江蘇。目前，這兩大省的人均GDP在2010年已經和瑞士、澳大利亞差異無幾。

第三，下一個十年，在中國大地上，已經上演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大故事是人口流動趨勢的大逆轉，這將對產業結構的變動、產業在區域間的重新配置產生顯著的影響。從當前的情況看，重慶、武漢、鄭州、瀋陽、西安、成都成為當前流動人口回遷的方向。在重慶，2011年在所有外出務工的人數當中，在重慶市內區域內的務工人數比例首次超過了去省外的比例，早在幾年前，有70%的外出者都是去省外務工。另一個流動人口大省——河南，在2008年，在全部的2千萬外出務工者當中，有58%是去省外務工，但是在2011年已經下降到了52%.農民工群體自身逐步完成了代際變遷。

第四，「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 而且「新生代」農民工當中，有44.4%的人在從事製造業工作，商業服務佔比21.6%，而相應的從事建築業的人佔比僅9.8%。從這個角度目看，流動人口的區域分布和就業分布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已經產生。

第五，人口質量將取代人口總量成為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主要因素。1992-2008，中國高中毛入學率從26%增長到74%；大學毛入學率從4%增長到23%，由印度的一半到超過印度一倍，預計2020年將增加到40%。大學本科畢業平均年齡在22-23歲，在未來十年，這些青年人將成為中國製造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核心就業人口。

（二）土地稟賦

土地是最原始的生產要素。一定程度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本身就是農業用地向城市工商業建設用地的轉換過程。因此，農業用地向城市用地轉換的數量、速度和成本便決定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速度。從數據上看，中國城市建成區22%的土地為工業用地、30%的土地為住宅用地、48%的土地為城市倉儲、公共設施用地，在過去10年，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促使農業用地以極快的速度轉換為城市用地，為製造業、房地產和城市基礎設施奠定了基礎。然而，展望未來，土地稟賦結構的變化將成為產業結構變動的驅動因素之一。這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土地供給約束越來越緊，使得製造業轉移和升級成為必然趨勢。隨著18億耕地紅線的約束越來越緊，土地供給的潛在空間開始收窄，尤其是過去20年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代表的區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土地的供給空間，這正是這些區域必然要推進位造業轉移和升級的驅動力之一，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化地集約利用土地。

第二，土地供給的成本越來越高，只有高附加值的產業才能彌補日益提高的土地價格。通常，城市建設用地的三大供給來源是佔用耕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城市改造，這三種土地轉換為城市建設用地的成本存在顯著的差異，耕地補償標準最低，僅在3～5萬元/畝，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補償標準大約在10～20萬/畝，但是城市改造的成本即使在二三線城市也會高達100萬元/畝。對於北京、上海、深圳這些一線發達城市，「長三角」和「珠三角」這些沿海發達省份，未來的土地供給空間將主要來自於舊城改造，土地供給成本將劇烈上升，一個自然的結果是這些區域的產業結構也將被迫發生調整，只有高附加的產業才能彌補攀升的土地成本。

第三，中西部省市作為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區域也同樣面臨嚴格的土地指標約束。過去10年，「長三角」和「珠三角」發展製造業時，工業用地供給是十分充足的，工業用地價格極低，甚至為了吸收一些產業，當地政府會以零地價、負地價的形式「招商引資」。但是今天中西部省份發展製造業時卻面臨嚴格的土地用地指標約束，即使是一些高科技產業也面臨「項目落地」的困難，而且目前工業用地的出讓必須通過公開的「招拍掛」程序進行，使得製造業的用地成本顯著加大。

（三）硬性及軟性基礎設施

原則上，基礎設施對於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和企業的生存能力都至關重要，因為它能影響市場主體的交易費用和投資邊際回報。而且對於單一個體而言，絕大多數硬性和軟性基礎設施都是外生供給的，通常由政府提供。因此，政府提供基礎設施的能力和成本也將對產業結構和企業決策產生重要的影響，這表現在幾個方面：1）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對於交易費用的大小具有重要影響，資源得不到最優化配置的一個潛在原因即來自於基礎設施的滯後。2）隨著產業結構的拾級而上，不同產業和企業的規模、市場範圍和風險特徵都將發生相應的變化，這也要求基礎設施發生相應的調整。

對於中國而言，硬性基礎設施的發展較快，部分省市的公路、鐵路和機場建設甚至存在「過度」的可能，但是軟性基礎設施的發展如金融市場的發展仍顯不足，金融管制大量存在。特別是2008年之後，全國整體而言基礎設施投資已經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尤其是中西部投資增速更快，這為未來承接產業轉移提供了條件。反之，如果不能順利提升產業轉移和升級的速度，中西部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將會下降。

從數據上看，基礎設施投資向內地傾斜的趨勢十分明顯，對全社會投資的區域結構變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近十年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地區分布變化看，以2005年為分界點，東部地區投資比重開始回落，而此後則是內地投資比重開始上升，並且出現內地投資增速持續高於沿海的情況。從FDI投資中也可看到基本一致的趨勢改變。促使這一比重變化的重要原因，是先期投入的基礎設施改善了投資環境，提高了投資收益，基礎設施投資所帶來的各區域在投資收益、風險等方面的變化，改變了社會投資的區域選擇。從數據上來看，內地基礎設施投資佔比已在持續上升，平均增速也高於東部，去年內陸交通設施建設已接近東部水平，這將為內陸省市承接東部沿海區域的產業轉移奠定硬性基礎。

（四）技術前沿和技術追趕空間

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而言，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來源和路徑是：

第一，全球技術前沿的變化及中國對這個前沿的追趕。研究表明一國的追趕速度與該國和世界領先國家的相對收入差距成反比，如果把美國當作世界領先國家的代表，隨著中美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中國技術追趕的速度會緩慢下降。從數據上看，如果將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代表一國的技術水平）視為100，從圖表4.4可以看出，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十分有限，相反，2008年中國的TFP水平不足美國15%、人均收入不及美國的10%，而且全球技術前沿仍然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在改進，中國作為後發國家的追趕空間仍然存在，但作為一個結果，隨著TFP差距的收窄，趕超速度會放緩，世界銀行和IMF的測算表明未來5—10年中國的TEP平均速度較之以前將下滑0.5個百分點。

第二，然而，不同國家技術水平向全球技術前沿追趕的速度往往會出現極大的反差（如俄羅斯和巴西的TFP增速甚至低於發達國家），這種反差的出現取決於一國所處的不同產業階段及技術提升的不同路徑。具體而言：1）從低收入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技術提升的關鍵是將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轉移到更高生產率的製造業。這個轉移部分通過城市化在供給端實現，部分通過出口導向在需求端實現。2）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轉型則有所不同。技術提升的關鍵是將現有製造業的生產要素需要轉移到更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中、實現勞動力和資本在城市內部的再分配、以及資源向新產品和新工藝的流動，從而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而對新產品的需求可以來自國內或國外。從這從這個角度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之所以在經歷快速的經濟增長，人均收入與美國的收斂程度分別達到90%、50%、60%之後順利進入平穩增長階段，由中等收入國家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實現以上第一階段的技術追趕和第二階段的結構轉型；相反，巴西、南非、敘利亞、菲律賓在經歷類似的追趕式增長，從貧困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之後，之所以出現資源配置效率難以持續改進，增長陷入停滯並落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美國人均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是因為這些國家雖然實現了第一階段技術的追趕，卻未能實現第二階段的順利轉型，技術的提升後續乏力。

第三，基於中國第一階段技術的快速追趕以及中國廣泛存在的區域差異，最富裕的東部省份目前需要實現第二階段的追趕和技術的繼續提升，從而實現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轉型，而相對貧困的中西部省份仍然繼續完成對全球技術前沿和中國東部省份的技術追趕，從而全面提升投資效率，實現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轉型。因此，從最終結果看，中國要想成功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同時進行上述兩種不同路徑的對全球技術前沿的追趕，這需要東中西部不同省市推進不同的產業政策，實現產業的階梯式升級。

三、中國產業轉型的方向及政策選項

在我們的框架中，中國最具競爭力的產業或產業轉型的終極方向是由我們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原因在於，要使經濟產出的成本最小、利潤最大，那麼中國的產業結構必須要與相應的要素投入結構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水平則取決於本國的稟賦結構。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產業轉型，通常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內生變數，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只有啟動在一個競爭性的要素市場、靈活的金融市場及彈性的勞動力市場中，素稟賦結構的不斷變遷才能最終驅動中國的產業結構往最優方向轉型，為此，我們需要啟動一系列必要的結構性改革。

（一）中國產業轉型的方向

基於中國的人口稟賦將由人口總量因素轉身人口的區域流動和人口質量，土地稟賦將由廉價大量供給轉身昂貴有限供給，以及中國技術追趕的空間仍然存在這三個基本事實，並進一步考慮中國區域縱深廣闊、產業光譜連續這一特殊情況，本文認為中國產業轉型將呈現出「一個國家、三個特色產業區」的分化格局。具體而言：

第一，中國東部省市將進入製造業升級和產業服務業階段。東部地區在土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等要素的約束下，中低端製造業高速發展的瓶頸已經顯現，未來產業轉型只能強調發展的結構、質量、效益將是未來東部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從產業就業結構來看，當前東南沿海與1985年的韓國、1968年的日本、1977年的台灣相似，而接下來，80、90年代的韓國、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台灣均無一例外的進入產業結構服務化階段。

第二，製造業產業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轉移。從產業就業結構來看當前我國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地區與21世紀初的東南沿海、70年代的韓國、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台灣和20實際初期的美國相似，而接下來這些國家均處於產業結構快速工業化階段。東南沿海區域土地缺乏和要素成本上升驅動的製造業產業將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轉移。

第三，西部資源帶將成為中國的資源「大後方」。從產業結構來看，當前西部資源帶與70年代的韓國、60年代的台灣相似。但由於資源稟賦等比較優勢的不同，預計中國西部資源帶將難以重複亞洲新興工業國和東南沿海的發展路徑。可以參考澳大利亞、俄羅斯、巴西、智利、中東北非等資源輸出國的發展路徑，發揮自身的能源優勢，例如：新疆、陝甘寧等石油天然氣生產基地；黃河、長江上游的水電基地；陝北、蒙西、寧夏和雲貴等煤電基地；甘肅、雲南鉛鋅、四川釩鈦、內蒙古稀土開發基地；青海、新疆鉀肥生產基地等。

（二）推動產業轉型的政策選項

為了順利推動中國的產業轉型，充分發揮中國已經變化的要素稟賦的變化趨勢，我們需要開啟諸多方面的結構性改革，這包括：

第一，推動金融業改革，使金融服務於產業轉型、服務於實體經濟。為了促進和服務實體經濟的結構轉型，金融體系也要改革轉型，溫州的試點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要加快金融市場多層次建設和推進金融主體多元化參與，從而支持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企業多元化融資需求。中小企業是驅動我國經濟轉型的先鋒軍，針對其特點，推動債券創新，發行集合債，垃圾債等，將會為其提供難得的直接融資渠道。此外，還要完善現代融資租賃、直接引用外資、項目融資、商業票據、出口信貸等其他融資方式，建設多層次金融市場才能有效結局中小企業融資困境，推動經濟轉型。

第二，放開行業准入限制引導民間投資進入國有集中度高的領域。如果把中國工業行業按照利潤率和生產效率分類，國有企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多是上遊資源和原材料等高利潤率行業，也是生產效率最低的行業，如果放鬆這些行業的准入管制，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將有極大的提升。這些低效率的國有壟斷行業分別是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礦採選業。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如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製品業、紡織業、文教體育用品製造業、皮革、毛皮、羽毛及製品業，雖然效率最高，但由於激烈的市場競爭，利潤率處於較低水平。因此，放鬆行業准入管制，將民營企業引入高利潤率、低效率的壟斷性領域，是當前最為重要和迫切的促進產業轉型的結構性改革措施。

第三，擴大營業稅轉增值稅試點範圍優化產業結構。通過稅制改革帶動企業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推動增值稅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允許企業把更新改造投資和研發的投入從增值稅的稅基中脫離出來。這將對企業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技術升級，有利於提高我國產品的競爭力。從長遠看，增值稅擴容將扶植第三產業，可有效避免服務業重複徵稅，推動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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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4） 林毅夫，「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經濟學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1月，269－300頁。

（15） 林毅夫和李永軍，2001，《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經濟研究》第1期。

（16） 張春，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對金融體系的信息要求和政府對銀行的干預：來自韓國的經驗教訓，經濟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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