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孩子變得越來越貴了？

2017年的寒假，浙江某高校給學生布置了一項作業：回家跟父母一起算算賬，從出生到大學花了多少錢。有個學生的賬單顯示，已經花了父母200萬。

這筆帳很扎心地反映了一個問題：現代家庭撫養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從衣食住行，到學校教育和補習班，對家庭幾無經濟貢獻的孩子，儼然成了一台 「人肉碎鈔機」。擁有孩子變得越來越貴了。

實際上，美國社會早就經歷了兒童奢侈品化。在18世紀的美國鄉下，孩子也是用來幹活和養兒防老的，5~7歲就開始負責照看弟弟妹妹，協助做家務。到了19世紀，工業化的加速發展，給有經濟價值的兒童提供了更多工作機會。

然而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兒童的經濟價值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貨幣化的情感價值。

如此急劇的變化，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在《給無家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一書中，作者薇薇安娜 澤立澤從社會學的視角，探討了在1870~1930年之間，美國社會對兒童價值的評估標準，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薇薇安娜 澤立澤是美國傑出的經濟社會學家，曾任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主要作品有《道德與市場：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金錢的社會意義》、《親密關係的購買》和《給無價的孩子定價》，她的研究主要關注經濟的文化與道德維度。

這本書一方面通過公眾對兒童生命態度的轉變，以及對童工問題的爭論來探討兒童經濟價值和情感價值的劇變。另一方面，從兒童意外死亡的賠償和兒童的收養和買賣等角度，探究兒童價值衡量尺度的變化。

兒童之死：從無奈到神聖化

18世紀的美國，父母對孩子死亡的態度是順從和接受，對孩子的悼念是冷靜和剋制的，孩子通常沒有像樣的葬禮。到了19世紀，父母異常悲痛，並開始盡情地發泄悲傷。喪子之痛成為一種大眾文學類型，小孩子的喪禮也開始受到關注。

19世紀後期，失去孩子的父母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對象，促使一些社會活動者開始主張「保護兒童生命」。拯救兒童生命的組織在醫療、心理健康、家庭關係和公共福利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兒童死亡率大幅下降，主要的兒童傳染病也被消滅了。

這時候，意外死亡把公眾視線帶到了街道上。街道是兒童的主要娛樂場所，而火車、有軌電車和汽車變身馬路殺手，使意外死亡成為兒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公眾對此的反應不再是無奈地接受，而是付諸暴力，憤怒地毆打肇事司機。

前後截然不同的態度，證明人們對兒童的生命開始給予很高的重視。傳統的觀念把兒童死亡當成神的處罰；19世紀後半期，這種論調在人們的強烈指責中被拋棄了，並把責任歸咎於肇事司機和電車公司。

很多時候，中產階級和富人的孩子也不能倖免於車輪。因此，對兒童死亡的情感和擔憂超越了階級差異，讓中產階層和勞工階級站在了同一個立場。兒童的生命因為廣泛的情感關注而被神聖化了。

公眾的 「知行合一」 也體現了這一態度的扭轉。人們為了把兒童從街道上引開，修建了兒童遊樂場和運動場，並藉助卡通動畫和廣播宣傳街道的危險，還在街道上進行安全督導和交通巡邏。

童工爭論：兒童經濟角色的轉變

對於童工的爭論，能夠掙取工資的勞動兒童，和 「經濟上無用而情感上無價」 的兒童站在了對立面。

在19世紀，勞動兒童是勞工階級家庭經濟的第二貢獻者，並且在道德上有正當性：兒童在外工作被稱讚為一種美德。但是到了1900年，兒童勞動被指控為父母的剝削和壓榨。媒體開始關注童工問題，童工委員會也開始宣傳和揭露童工的狀況。

這個時候，勞動市場也開始變得對 「有用兒童」 極為不利。經濟的發展對受過良好教育的熟練技術工的需求增長，而新技術的發明大大降低了對童工的需求。家庭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提高，男人的工資足夠維持家用，不在需要孩子去勞作。這樣，勞動兒童的經濟價值被逐漸削弱。

在「有用」的兒童被驅逐出勞動市場時，「經濟上無用而情感上無價」的兒童價值開始出奇不意地綻放了。最具爭議性和代表性的，是兒童演員。

兒童演員這種在合法性邊界線上搖擺的一個特殊職業，成為雙方激烈爭論的焦點。反對者認為兒童演員與童工沒有區別，背後是一群唯利是圖的父母；支持者則辯護稱舞台表演是一種教育方式。

隨著兒童舞台明星引發的公眾狂熱，兒童演員越來越受歡迎。這個爭議，最終被兒童魅力對觀眾的征服打破了。

人們對兒童演員情感價值的認可和追捧，使兒童的價值不再由其工具性決定。兒童的合法工作範圍，變成了象徵性的和教育性的。

由此，兒童的經濟角色發生了轉變，由童工到兒童工作，由經濟性到教育性，情感價值超越了經濟價值。普通兒童的收入，從掙工資變成領取家庭補貼，也就是父母給的零花錢。

意外死亡賠償：從1美分到天價

在19世紀的美國法庭，對意外死亡兒童的定價是一個冷冰冰的公式：潛在勞動價值-撫養費用。

由於年幼的嬰兒幾無勞動能力，出現了很多令人吃驚的低額賠償。一個紐約男孩獲得6美分的賠償，一個密蘇里州的12歲兒童僅獲得1美分的賠償，還有很多幾美元的賠償案件。

這些判決激起了公眾的憤怒，但是給沒有經濟價值的孩子定價成為了一個難題。隨後，法官在裁決此類案件時，也逐漸意識到兒童的情感價值應當作為更重要的考量，承認父母失去的社交和陪伴損失，並加大了賠償力度。「兒童=勞動力」的公式被否定了。

法庭的判決，使考慮情感價值成為更明確的道德標準。法官們傾向於認為，撫養孩子的快樂，要比為孩子支付的金錢成本更有價值，而失去孩子的痛苦，也遠非金錢賠償所能彌補的。

精神損失費成為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合理要求，並且在金額上有了明顯的改觀，有的父母得到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的賠償。

當無價的孩子遭遇死亡時，他們的情感貢獻被賦予了金錢價值。這似乎是一種矛盾，但恰恰是兒童情感價值貨幣化的體現。

嬰兒買賣：從買方市場到賣方市場

19世紀的代養方式，建立在童工合法的前提上。因此，更有勞動價值的大齡兒童在更受歡迎，而年齡小的嬰兒則成了一份負債。

養不起的父母要麼選擇遺棄嬰兒，要麼交給「嬰兒代養者」，並且還要支付一筆代養費用。這時候是買方市場，大量的代養嬰兒無人問津，價格低到1美元甚至幾十美分。

隨著童工被判定為不合法，無用兒童的情感價值被肯定，「嬰兒代養」制度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20世紀初合法領養的盛行，並且在娛樂明星和政界人物的表率下成為一種浪漫追求和新時尚。

這個時候，領養者更在意外表的吸引力和個性特徵，而忽略了早期的經濟尺度。強壯、年齡大的孩子不再是首選，嬰兒，尤其是漂亮的小女孩變得非常搶手，因為女孩被認為能夠提供更大的情感價值。

對嬰兒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嬰兒市場（黑市）的出現，其市場價基於獨特的情感性吸引力，而不是經濟價值。因此，年齡偏大的孩子需求很低，在被剝奪了勞動價值後，他們被從情感市場中排除了出去。

另外，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領養機構的候選名單越來越長，設置的標準越來越嚴格，嬰兒的價格進一步提升。一個嬰兒往往有多對夫婦在等待，嬰兒市場完全變成了賣方市場。到了1950年代，黑市嬰兒售價甚至能達到10000美元。

伴隨著兒童勞動力市場的消失，為兒童的情感價值定價的市場卻發展了起來，可以說是兒童情感價值商業化非常赤裸裸的體現了。

從整本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孩子價值評估尺度的轉變，離不開社會因素的影響。

作者所研究的1870年 ~1930年這個階段，恰巧是美國社會發生重大轉變的一段時期。一些發生巨變的社會因素，比如工業化的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以及生育率的下降，都無可避免改變著美國人的價值觀。

社會因素對我國也有借鑒意義，從人民公社到改革開放，從 「人多力量大」 到計劃生育，從義務教育到教育商業化，貧富差距和社會焦慮夾雜著死而不僵的 「養兒防老」 觀念，使中國人對孩子的價值認同在矛盾和分裂中崎嶇前行。

在《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中，薇薇安娜引用大量史料，認為兒童經濟價值和情感價值關係的改變，形成了衡量兒童生命價值的獨特模式：情感價值的貨幣化和商業化。

這一模式必然使孩子變得越來越貴。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到了1980年，「情感上無價」的孩子逐漸成為美國一般家庭難以負擔的奢侈品。而這一現象，恰恰是我國這些年正在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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