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從閣樓中出走的女作家，天知道她們經歷了什麼

英國女作家伍爾夫。圖/網易

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為，在女性能夠寫作之前，必須「殺死」「屋子裡的天使」，以及天使的對立面「怪物」——逃離男性創作的文本，不再成為「無足輕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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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桑德拉·吉爾伯特與蘇珊·古芭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像》（下文簡稱《閣樓上的瘋女人》）出版。

在成為20世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聖經之前，它已經成為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的經典成果。而它首次與中國讀者見面，是在2015年2月——世紀文景將南京師範大學外國文學教授楊莉馨的譯本，帶入了讀者視野。

「詩人的筆就是一個陰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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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同一個時間段，2015年2月18日晚的春節聯歡晚會，掀起了女權主義的辯論風潮——在微博中檢索「女權主義」，可以在一秒之內得到近400萬條發言，其中不乏以長微博形式顯現出的各式獨立文章。

而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中提到的那些女性作家如瑪利亞·埃奇沃思、簡·奧斯汀、瑪麗·雪萊、艾米莉·勃朗特、喬治·艾略特、艾米莉·狄金森，卻並沒有這樣的機會——在她們所處的世界裡，缺席的不僅僅是網路，還有對世界發聲的權利。

2015年春晚小品《喜樂街》中對女性外貌調侃的橋段，掀起了女權主義的辯論風潮。圖/搜狐

1886年，英國詩人傑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作為藝術家最為本質的素質，就是能夠技藝嫻熟地把自己的思想傾注到紙上、傾注進詩行中，或者傾注於任何其他文類之內，而這是一種僅僅屬於男性的天賦，是將男性與女性區分開來的標誌。這種嫻熟的技藝並非像青春期一樣，無論男女，發育到一定時候就會擁有，創造性的天賦僅僅是男性擁有的品格。」

這個理論構成了《閣樓上的瘋女人》的起始段落，同時引出了兩位作者從中引申出的意義：「詩人的筆就是一個陰莖。」

這種說法在男性作家與學者眼中自然說得通。耶魯學派大咖哈羅德·布魯姆就認為，「上至荷馬之子孫，下至本·瓊森之後代，詩人們之間發生的影響被描述為一種父子關係」。

當然，文學上的「父子」關係不需要母親：「在體現出父權特徵的西方文化中，文本的作者便是一位父親，一位祖先，一位生殖者，一個審美的父權家長，他的筆就和他的陰莖一樣，是一種體現出創造力的工具。更有甚者，他的筆的權威，就和他的陰莖的權威一樣，不僅能創造生命，還是一種能夠繁衍子孫後代的力量。」

英國詩人傑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圖/搜狐

男性掌握筆頭的結局就是，女性不能成為作者，不能修正男性筆下的女性形象，並在父權制社會中被降格為純粹的財產、被囚禁於男性文本之中的性格與形象。

而執筆的男性呢，則不辜負同胞，創造出了「女性的美德」，比如約翰·羅斯金在1865年所說，女性的「權力不是用來統治的，不是用於戰爭的，她的智力也不是為了創造發明而存在的，而是為了甜蜜地服從於家庭生活的需要」——這也印證了彼時的一個普遍觀念：「男性是需要被人取悅的；女性的快樂，正在於取悅男性。」

被惡魔化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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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奧斯汀曾在《勸導》中，讓安妮·埃利奧特與哈維爾上尉辯論「女性是否天生反覆無常」。

安妮表示了激烈的反對後，哈維爾上尉說：「所有的歷史都是反對你的意見的——所有的故事、散文和詩歌都是如此……我可以一下子找出50條支持我的意見的證據來，在我這一生中，我還從來沒有看過一本書，上面說女性沒有反覆無常的毛病的。」

當然，我們都想像得出安妮的答案——情況之所以會如此，正是因為筆握在男性手中。

英國小說家簡·奧斯汀。圖/92to

男性筆下的女性，究竟是一副什麼樣的形象？桑德拉·吉爾伯特與蘇珊·古芭從《聖經·舊約》開始講起。

「根據次經所記載的猶太人的傳說，莉莉絲是亞當的第一位妻子，她並不是從亞當的肋骨中創造出來的，而是和亞當一樣，由大地而生。因為她認為自己和亞當是完全平等的人，所以不願意臣服於其下。因此，當亞當迫使她服從時，她就很生氣，口中喊著那個需要避諱的名字，飛到了紅海的邊上，和魔鬼們住到了一起。上帝派來天使傳遞旨意，要她必須回去，否則每天里她會有100個和魔鬼所生的孩子死掉，莉莉絲寧願接受這一父權制婚姻所帶來的懲罰，於是通過傷害自己的嬰兒來向上帝和亞當復仇——她傷害的主要是男性嬰兒。」

莉莉絲的故事充分說明，在父權制文化中，女性一旦擁有話語權，能夠反抗男性霸權，就「膽大妄為」並「形同惡魔」。莉莉絲所得到的結局是被驅逐出了人類社會，同時被驅逐到《聖經》中所記載的半神聖的公共歷史之外——「女性被告知，假如她們膽敢為自身進行定義，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什麼樣的代價？被惡魔化，被消失掉。

同時，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同為反叛者，女性莉莉絲的名氣遠不如男性撒旦。與撒旦相比，莉莉絲的反叛孤獨而無助。「她的抗議所採取的是一種拒絕和離開的形式，是一種逃離，而不是一種類似於撒旦的反叛行為。」

根據《聖經》的記載，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女人夏娃是用亞當的肋骨做的。圖/搜狐

男性作者創造莉莉絲這樣的「魔鬼」，其目的在於同時創造「屋子裡的天使」。正如克里斯蒂娜·羅塞蒂所認識到的，男性藝術家對女性面容的「描摹」，經常「並不是根據她們實際上的樣子，而是根據他們對她們的夢想」創造出來的。

從18世紀以來，年輕女孩就被要求做到順從、謙遜、無私。從《禮儀之書》到「親愛的艾比」系列專欄，一套「永恆女性」的美德典範被打造出來：謙遜、優雅、精緻、純潔、恭敬、馴順、緘默、禁慾、和藹和殷勤。

那個時代的女性行為指南是這樣的：「我們所有的行為都必須遵循一定的規範，即便是在躺下來睡覺的時候，也必須保持優美的儀態。」而這些規範也演變成為女性在面對丈夫時所應盡的職責，因為「假如說女性從男子們那裡獲得舒適和利益的話，她小心翼翼，努力讓自己的丈夫滿意，爭取他的歡心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當然，「要把一個人訓練得完全能自我剋制，幾乎無異於將他/她訓練成病態，因為人類這種生物最初和最強烈的衝動，即是要努力求取他/她自己的生存、快樂和自我維護」。

所以在19世紀，女孩們最大的願望，就是變得脆弱。1895年，瑪麗·帕特南·雅各比博士這樣寫：「人們普遍認為，如果是由於下面所有這些可以想像的緊張或負擔，女性會昏厥過去，是自然的甚至是值得讚美的事——比如冬天的某樁毫無意義的消遣行為、一屋子的僕人、與某位女友的一次拌嘴，等等，更不用說因為什麼更有意義的原因了……由於被那些抱有善意而目光短淺的顧問敦促著而不斷想到自己的神經，（女性）很快就變得一無是處，而只是一束神經了。」

法國作家波伏娃，著有《第二性》。圖/新浪

這種以脆弱為美的「潛意識」，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波伏娃認為，女性由於以典型的受害者的面目出現，會因自身不敢面對現實的恐懼心理而變得自戀。「這種自戀無可避免地會與性受虐狂聯繫在一起，因為她們已經被成功地進行了社會化，相信她們在社會中的低下地位正是她們自己渴望獲得的東西。」

所以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通俗的浪漫主義小說中，女性的人生目標總是在於捕獲和得到男性的愛。（這種人生目標一直持續到了今天的霸道總裁系列小說和影片中。）而通過奧斯汀小說之中所顯現出的，「在爭奪有限的優秀男子資源的競爭中，女性將自己憤怒的對象由擁有權力的男子，轉向了缺乏權力的同類」這一現象，亦同樣以「女漢子」、「女神」、「綠茶婊」、「剩女」等定義形式，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逃離男性創作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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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為何熱衷於將女性塑造為二元對立的「天使」與「魔鬼」？

按照波伏娃的觀點，這些女性形象所折射的恰好是男性矛盾的感情。

「如卡倫·霍尼和多蘿西·迪納斯坦已經告訴我們的那樣，男性對女性的恐懼，特別是他們在嬰兒期對母性的主體力量的恐懼，都歷史性地具體化為對於女性的詆毀，而男性對女性『種種魅力』的矛盾心態則造成了一系列保守的女性形象的出現，她們是十分可怕的女巫&女神，比如說斯芬克斯、美杜莎、喀爾刻、時毋、大利拉和莎樂美，她們身上都擁有兩面性，這種兩面性使她們既能誘惑男子，又能偷去他們身上的創造性能量。」

男性熱衷於將女性塑造成二元對立的「天使」與「魔鬼」，比如無比美麗卻讓人不能直視的美杜莎。圖/堆糖

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為，在女性能夠寫作之前，必須「殺死」「屋子裡的天使」，以及天使的對立面「怪物」——簡言之，逃離男性創作的文本，不再成為「無足輕重的人」，轉而建構起屬於自我權威的主體性。

但在女性拿起筆的同時，遭受到的是來自於男性和社會的雙重壓力。英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女作家阿弗拉·貝恩一直被看作是「名聲不好的有失體統的女人」；17世紀英國女詩人安妮·芬奇則被當成是一個「徹頭徹尾毫不謙虛、沒有歉疚之心的叛逆者」。

在愛德華·菲茲傑拉德、愛默生、馬可·吐溫等一大幫男性作家的批評之下，從來沒有擁有過自己書房的簡·奧斯汀不停地強調，她的小小作品是中規中矩、帶有瑕疵的，她的快樂僅僅在於對「居住在鄉村中的三或四戶人家」進行描寫。

「她不斷通過自我貶低的方式，表明自己用『小小的象牙微雕』，是根本無法創作出『強悍有力、具有男性氣概、充滿了豐富性與熱情的、體現出精神性的篇章』來的。」

女性在拿起筆的同時，遭受的正是來自男性與社會的雙重壓力。圖/《傲慢與偏見》

而與奧斯汀同時代的瑪麗·布倫頓亦更加情願「默默無聞地從這個世界滑過」，不願「受到人們懷疑說有任何文學上的野心的——因為文學女性在同性面前會遭到訕笑，而在異性面前則會招致厭惡！——我很快就要像一個走鋼絲的雜耍演員一樣丟人現眼了」。

但是，在《諾桑覺寺》中，熱衷自貶的簡·奧斯汀這樣寫：「對女性來說尤其要做到的是，假如她不幸有了某種知識，她就應該盡其所能地把它隱藏起來。」儘管「女性的愚蠢是造就她們個人魅力的重要因素」，某些男子卻因「過於通情達理、過於自我感覺良好，以至於對女性的指望除了無知，就沒有別的了」。

男性這種對於女性無知的指望，並非只存在於奧斯汀的小說里。1645年，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總督約翰·溫思羅普在日記中寫道，安妮·霍普金斯「陷入了悲慘的動搖狀態，失去了理解力與理性，這一情形發生在她身上已有好幾年了，原因正在於她痴迷於讀書和寫作的緣故，她寫了好多書了，如果她能更多地關心家庭事務，還有別的那些屬於女性操心的事兒……那她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神志不清了」。

19世紀，一位哈佛出身的醫生在一位德克利夫女性畢業生的屍體解剖報告中寫，她的子宮已經縮成一粒豌豆那麼小了。

「對女性來說尤其要做到的是，假如她不幸有了某種知識，她就應該盡其所能地把它隱藏起來。」圖/《呼嘯山莊》

女作家嘗試在文本中尋找出路。《呼嘯山莊》中，凱瑟琳的父親在臨死前問她：「你為什麼不能永遠做一個好姑娘呢，凱蒂？」她回答：「你為什麼不能永遠做一個好男人呢，父親？」然後，她充滿敵意地對他唱起歌來，「讓他入睡」——讓他死去。然而，死去的父親並不代表父權的終結——更為乖戾的長子辛德雷成為山莊下一位繼承人。他直接摧毀了凱瑟琳與希斯克利夫的世界。

執筆女性在陷入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觀察到的，「僅僅是一個女人」和堅稱自己「像一個男人那樣出色」的雙重困境之中時，瑪格麗特·富勒寫過這樣的思索——「存在於我內部的女性在溫柔的歡呼聲中跪下、啜泣；而存在於我內部的男子則左奔右突向前沖，卻總是會受到阻礙。然而，那一天會到來的，這位悲劇性的國王和女王將結合為一體，從中誕生出一個榮光煥發而又至高無上的自我來。」

《簡·愛》中，閣樓上的瘋女人伯莎送給羅切斯特一把火，摧毀掉象徵著身份地位的桑菲爾德莊園——她被解讀成簡在內心之中最為黑暗深沉的慾望：摧毀以男性為中心的一切，讓女性成為新世界的掌權者。但簡卻並沒有摧毀羅切斯特本身，也並沒有想要塑造「天使般馴順、乖巧、忍耐、無私的男性」。

簡（或者說執筆女作家）想要塑造和成為的，是「可以將男性的思想與女性的心靈合為一體的人」——如同簡·愛在男權廢墟上所得到的那個結局：她獲得了尊嚴與愛，成為堅強的妻子和溫柔的母親，以一隻麻雀的力量，拯救了被鏈條鎖在棲木上的那頭巨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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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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