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華振、馬亞琴：讀王輝斌先生《唐代詩文論集》
唐代文學是我國文學發展歷史過程中頂峰時期的產物，王輝斌先生《唐代詩文論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正是對唐代文學相關問題探討的結晶。這部論文集讓我們看到王輝斌先生在文學研究過程中錙銖必較的精神，作為當代中國將文學研究打通關的第一人，他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文獻學、輯佚學等多個方面，在漫長的研究歲月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學術研究特點，即：點面結合，專博並重，考論雙擅。他所獨創的「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治學方法，為後來的學者開闢了一條治學的新途徑。而這部《唐代詩文論集》，正是由此學術方法而結出的碩果。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光靠「死讀書」一定會停滯不前，問題意識與創新意識高度統一才能鋪開古代文學研究的康庄大道。誠如王先生在《唐代詩文論集》序言中所說：「以我數十年的研究經歷與經驗言，古代文學研究的最高境界，應該是問題意識與創新意識的高度統一，之所以會有如此認識，是因為我歷來認為，這兩個意識是檢驗一份成果，一本著作是否具有學術價值的最有效的手段。」縱觀全書，作者站在時代的角度，以獨具匠心的結構體系、嚴謹凝練的敘述話語，向我們展現了唐代詩文中所產生的種種文學現象以及唐代詩人們的日常生活、思想行為和情感風貌。在這部近40萬字的新著中，作者除了提出大量將會產生深遠影響的新見之外，其所蘊含、所體現的學術精神與治學方法，也會對後來的學者大有裨益。
一、以問題為導向的結構體系
這是一本專門研究唐代詩文的論文集，全書分上編、下編以及附錄。上編是「唐詩探論」13篇，下編是「唐文考論」13篇，加上附錄5篇，共31篇。最早為1988年春之《唐宋散文綜述》一文，最遲為2017年3月的《讀張九齡詩札記》一文，其間經歷了三十個春秋，從表面上看，此書是以前發表的論文加上新撰寫的論文的合集，實際上卻是前後相續，自成體系的。我們可以從整本書的布局上看出作者的用心之處，追蹤以往王先生所出版的唐代文學系列，如《孟浩然研究》、《孟浩然新論》、《杜甫研究論叢》、《李白求是錄》等著述，都是以作家為研究重點的，而此書的上編「唐詩探論」則是以唐詩作品為研究中心，剛好可以補作品研究之闕。作者所獨創的文學史打通關是建立在詩歌、小說、戲曲三個方面的，從文學四分法的角度來看，下編的「唐文考論」剛好填補了散文之空白。而附錄部分則是作者對唐代選人用人制度的概說，以及對一些書籍中尚存疑慮的地方所進行的考辨。
上編「唐詩探論」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對唐詩現象的專論，如《論唐代的虛擬邊塞詩》、《論唐代的制題藝術》等，都是在對唐詩中的某種文學現象作歸納總結的同時具體闡述其發生、發展、影響等方面的具體內容。作者意在通過自己的認真考察調查與細緻研究，重現某種詩歌現象發展的淵源。如《論唐代的佛境風物詩》一文，首先介紹了佛境風物詩的含義，再以例論結合的方式闡述佛境風物詩的典型性，敘述了佛境風物詩的產生過程，再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間節點，分述了佛境風物詩的發展情況以及其間產生的新變，最後總結了唐代佛境風物詩對後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整篇文章以「分」與「總」的結構展示在讀者面前，每一部分都有著中心的內容，既互相獨立，又一脈相承，讀完全文，心中便對唐代的佛境風物詩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由此可見作者的匠心所在。第二類是對唐詩題材的研究，主要以詩人的詩作品為主，如《論王績的婚姻詩》、《論張祜的題詠詩》等，選取了為研究者忽視的詩歌題材，如虛擬邊塞詩、樂府詩、婚姻詩等，以放射性的視角進而涉及詩人們的日常生活、思想行為以及情感風貌等多個方面，力圖從不同的視角將詩人的心路歷程一一展現出來。如《論杜牧的登高詩》一文，則分為了三大版塊，分別為關於三首登高詩的真偽問題，杜牧登高詩的類別與特點、杜牧登高詩的藝術精神。這三個部分分別從不同的視角以登高詩為中心展開敘述。在第一部分中，具體考察《登澧州樓寄京兆韋尹》、《題白雲樓》、《登九華山》是否為杜牧所作為其核心所在，在考察的過程中，作者將考證的根據分條列之，層次清晰，並且在必要的地方添加了編者按，增加考證過程的可靠性。在登高詩的類別與特點這一部分，則將杜牧的登高詩劃分為登樓、登山、登遊歷史遺址三類，並以具體的作品為分析對象，詳細論述了不同類型的登高詩的特點。如文中所引登高詩《九日齊山登高》，是會昌五年的秋天，詩人張祜至池州相訪，恰逢重陽節，杜牧與張祜同登齊山所作，全詩夾敘夾議，再結合典故，細緻描述出了作者登高時先樂後憂，由樂及愁這種起伏變化的心情，將詩人自己的日常生活，思想行為毫無掩飾的展現出來。第三部分則闡述登高詩的藝術精神，任何藝術都是來源於生活，杜牧在詩中則是想表達自身的一種「戀闕」之情，王先生因此得出盛唐詩人的登高詩，題旨大多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名山大川絕景的藝術描摹，一是借「重九」以對親人的思念。
下編「唐文考論」主要是針對初、盛唐時期的散文所進行的考論。「考論」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考」是針對一些名作家如駱賓王、張九齡等所作的散文中的相關錯誤，進行具有個案特點的辨正，並以標題與考證相結合的方式呈現出來，讓人一目了然，解決了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而「論」則分為綜論和分論，既有對唐初散文發展態勢，唐宋散文發展狀況論述的總論，也有對具體作家散文特點論述的分論，分論與綜論互為關聯，合為一體，更加立體地展現出唐代散文發展的脈絡與特點。而無論是綜論抑或分論，都是建立在「文學性散文」與「非文學性散文」這一基點上的，並且重點在於「非文學性散文」，究其原因，是因為有唐一代，「非文學性散文」乃為其大端。如《讀張九齡散文札記》一文，即是對「非文學性散文」所進行的個案研究的代表作。著者從一部《曲江集》入手，涉及了對唐代「十道」與「十五道」設置時間的考辨，章仇兼瓊所任官職的考辨，張九齡任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時間的考證，以及《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所作時間的考證，而所有的考證內容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點即張九齡的散文，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嚴密的邏輯建構，看似分散各地，實則聚為一體。而唐文論方面如《初唐散文的發展態勢》一文，則被細心安排為下編唐文考論第一篇，對於初學者而言，了解各個作家散文的分論，必須建立在一個對散文發展態勢有著總體了解的基礎之上，融會貫通，方能宏觀的看待整個唐初散文發展的概況。此篇文章以「總—分—總」的結構巧妙布局，並於開篇以時間順序簡單敘述唐初散文發展態勢，繼而從初唐散文三大作家群、初唐散文的基本類別、初唐散文的創作特點三個方面分而論之，最後從宏觀的角度簡要總結了初唐散文的特點，並且表達了自己遺憾。可見作者的用心之細。
縱觀全書，上編與下編看似各自獨立，實則合為一體，細讀目錄可知所涉及的研究對象相當豐富，而在各篇文章的謀篇布局上，也盡顯作者的匠心，例論結合，引文豐富，考論並行，特色鮮明，唐詩與唐文的結合，可謂完整的展現了有唐一代詩文的發展特點，讀之深感作者的造詣之高，收穫頗豐。
二、專·博·敬的治學態度
作為當代中國將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第一人，王先生的研究必然涉及考據學、文學文獻學、文學史料學以及辭章、義理等等，然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必然要求學者具有謹慎踏實的考證態度，而王先生可謂是業界學者學習的榜樣，正如他在此書序言中之所說：「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不二法門的最關鍵點，就是『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這九個字對於微觀考證是如此，對於宏觀論析亦是如此。」可見王先生謹慎的治學態度，而他的治學態度可用三個字來總結：專、博、敬。
「專」即專一、專註。王輝斌先生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可謂是十年如一日，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在出版這本新著時王先生已經七十歲，距他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已整整過去了四十個春秋。四十年的光陰，在人生的旅途中並非短暫，而這四十年王先生則是在游心書海、沉潛學術中度過的，正是這樣四十年如一日專註於學術研究的毅力，讓他在治學方面更加精益求精，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完成了近千萬言的著作，在學術領域獲得了普遍的認可，這種專註的治學精神值得後輩學習。對於四十年治學過程中所形成的治學方法，即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王先生也一如既往的遵循著，如《王昌齡詩中的幾個問題》一文，即是就王昌齡有關詩作真偽、其作年與所關涉王昌齡行蹤等問題的研究，因而與考據學、文學文獻學以及文學史料學等密切聯關。再如《初盛唐詩歌新箋》一文，作者舉出王勃、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初盛唐詩人的相關作品，提出了一系列與前哲時賢完全不同的看法，這就必然涉及到文學史打通關的治學方法。所以，作者從文獻學或者文學史的角度，對唐人詩歌及作者或者其發展狀況，進行了或校勘或箋釋或考訂，並藉此之所獲，對有關唐人詩歌進行了宏觀透視與論析。此則正如作者所說：「由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直接啟發之所獲，則為：『研究作家年譜為先，研究作品編年為先。』」這是作者對自己數十年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經驗的總結，實乃不二法門之謂。
「博」即淵博、廣博。 深厚的文學功底是治學的基礎， 而治學能力的提升則促進文學知識的積蓄，王輝斌先生淵博的知識儲備足以從《論唐詩的制題藝術》中看出，在此文中『作者提及「首句標其目」和「詩中嵌其題」這兩種制題藝術時，舉出了杜甫五言詩詩題的17種形式、七言詩詩題的6種形式，李商隱七絕詩題的形式。在樂府古題的變革與創新方面，作者給出了自己整理繪製的唐代各個時期詩人創作詩歌類型數量的圖表，並且以李白的此類詩歌為例，詳細分析了其詩歌題目的結構方式，在後面的敘述中也列出了產生變化的詩題。由此可知，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是無法將如此龐大的詩題數據恰到好處地引用到文中來。治學的另一個關鍵之處在廣博的引用相關專著，從這本新著中我們看出，此書收錄的每一篇文章皆毫不吝嗇的引用相關的書籍，如《讀駱賓王散文札記》中引用了《全唐文》、《文苑英華》、《四庫全書》、《冊府元龜》等書籍中的相關內容，《梁肅及其散文面面觀》中引用了《新唐書》《舊唐書》等書籍，《初盛唐詩歌新箋》中引用了《元和郡縣圖志》、《晉書》等書籍，可見引用的材料範圍極廣，數量極多。
「敬」即尊重，敬畏。梁啟超在他的《歐遊心蹤錄》中說「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學術是有系統的專門學問，是一種具有公共性的事物，是社會文化、社會文明和人類精神世界的建設活動，所以為天下公器，正因如此，就應當對它存有敬畏之心，不可草率為之。在王先生看來，即「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這是王先生治學的關鍵點，尊重每一份材料，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在有事實依據的基礎上進行考證，在上編與下編收錄的文章中凡是涉及到考辨的文章，作者均給出了可靠的文獻依據。尊重他人的考辨觀點。王輝斌先生與許多的名家不同，對待與自己不同的觀點並不是一味的全盤否定，而是進行具體的分析和邏輯的推理，如《王昌齡詩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涉及到的關於「李十二」是否為李白的問題，詹鍈《李白詩文系年》、岑仲勉《唐人行第錄》、譚優學《王昌齡行年考》、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等人的著作中均認為王昌齡詩中的李十二即李白，但是王輝斌先生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王昌齡詩中的「李十二」並非李白，這是根據他所考的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記載詩中的「清江」屬施州，而綜李白一生，從不曾涉足施州或者清江，因之，此「李十二」並非李白，王昌齡晚年也並沒有與李白相會於今湖南嶽陽。
王輝斌先生四十年如一日的精神已實屬不易，對待治學所持的專、博、敬的態度更是難能可貴，正是在這種精神與態度的推動下，王先生才研撰出一篇篇優秀的文章，而後才有了這一部充滿智慧與理性的學術新著。
三、嚴謹凝練的敘述話語
語言是文學藝術的載體，恰當的敘述話語將會為文章增添色彩，王輝斌先生既是一位古代文學領域的專家，也是一位人文學者，因之，他的這本新著《唐代詩文論集》，即呈現出了兩個極為明顯的特點，即一為嚴謹，二為凝練。「嚴謹」顧名思義就是嚴格細緻，就論文來說，在於思理細密，文筆周嚴，特別要求句子之間銜接呼應、總分關聯。如《初唐詩歌新箋》開篇所寫：對唐人詩歌的具體把握，大而言之，首先應從文獻學或者文學史的角度，對其進行或系年或箋釋或校勘等方面的工作，然後才可作宏觀上的透視與分析。否則，就有可能適得其反。有鑒於此，本文特對王勃、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初盛唐詩人的相關作品，就讀書之所及，提出一些與前哲時賢相佐的看法，是為「新箋」。這一段話細細讀來，每一句都彰顯著作者語言的嚴謹性，逐句來看，第一二句作者是在告訴我們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治學方法，並提示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相關的問題時必須先做好校勘方面的工作，第三句話則是告訴我們本文將會涉及哪些詩人的作品，以及所寫的文章內容是圍繞哪個方面等。整體來看，這段話可以說是這篇文章的總論，由此可以看出此篇文章是「總—分」的結構。而書中所體現之語言嚴謹性的地方，也就隨處可見，細心的讀者自可從中獲得種種教益，在此就不一一例舉了。
「凝練」意為緊湊簡練，言簡意賅。從全書的目錄來看，雖是一篇論文，但每一篇論文的題目卻一改往日的面貌，變得簡短凝練，最短的文題僅有六字，如《王勃散文綜觀》、《唐宋散文概述》，最多的文題不過十二字，如《論清詞麗句在唐詩中的演進》，這些短小的片語均能完整的體現文章的中心內容，可見作者在文題的提煉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細看新著中的文章，如《論唐詩的制題藝術》，開篇即用方法多種、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千姿百態僅十六個字來概括唐代詩人制題藝術，足以提煉出整篇文章的核心內容。文章中小標題的使用也是核心觀點的凝練，如《唐宋散文概述》，此文主要是論述唐宋時期散文的發展狀況，這是多方面的，因此在總題下設置了三個分標題，一為唐宋散文的概況，二為唐代散文鳥瞰，三為宋代散文透視，為了讓內容更加清楚明了，又在分標題下另設了小標題，如副標題唐代散文鳥瞰則細分為初、盛唐散文，韓柳古文運動及散文創作，晚唐小品文三個小標題，作者凝練的語言使文章的行文結構呈現出立體的形態，更具可讀性與審美性。
本書是王輝斌先生進行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產物，是對於平日研究時所出現的一些問題的探討，是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基礎。全書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王先生所擅長的詩歌領域，更有王先生較少涉及的散文領域，並從多個角度展現了王先生研究過程中的獨到見解，為我們在學習和研究唐代詩文的路途中打開了新的思想大門。我們從中應當學習到的不僅僅是治學的態度，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王輝斌先生四十年如一日的毅力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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