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的「人臣無外交」的舊制徹底消亡

作者：王開璽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帝繼承了道光帝有關宗室親貴及清廷大臣，不屑於，也不得與外夷交接的「人臣無外交」的思想。但是，面對兇悍的英法聯軍，咸豐帝所要面對的已不僅僅是「人臣」有無外交的問題，而是必須開始「親王外交」了。

咸豐帝

1860年9 月，咸豐帝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趕赴通州與英法議和。這是清廷第一次諭命親王直接出面與外國議和。

通州議和失敗後，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咸豐帝率文武百官倉皇逃往熱河。咸豐帝諭內閣稱：「載垣、穆蔭辦理和局不善，著撤去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著授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咸豐帝雖並非真心命恭親王奕訢直接與英軍談判，但親王直接參与外交的形式的確已經出現。

奕訢不但要親至禮部參加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儀式，而且還要與英、法代表保持互贈小禮物的必要禮儀交往。咸豐帝對於這一迫不得已的「親王外交」，深感愧憤：「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豐帝身在熱河，盡可大發「我大清朝有人無人」之感慨。但奕訢卻要與英法等國辦交涉，空懷一腔孤憤，於事毫無裨益，只得面對現實。他在給咸豐帝的奏摺中說：「前奉訓諭，不令與夷酋接見」，臣等自然「感荷聖明慈愛，寐寐不忘」，也深知自己「以天潢近胄，苟可設法推避，亦知自尊體制」。但現在的問題是，英、法等國「總以欽差為重，他人俱所不信」。如果自己借故不與英法等國代表相見，「該夷必多疑慮。萬一別生枝節，有求赴行在叩祈之事，更屬難於措手」。意思是說，清廷切不可因小而失大，更不可因堅持「人臣無外交」的舊制，而引發更為嚴重的政治問題。戰敗後的咸豐帝只能如乃父道光帝一樣，在奕訢的奏摺上無可奈何地硃批「覽奏均悉」而已。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廷被迫與西方各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外國取得了公使駐京，與清廷官員平等往來的條約依據；與此同時，清廷也開始向外國派遣常駐公使，特別是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本人也親自接見了外國使臣。清廷官員同外國使臣交往不但成為必須，而且早已成為事實。清廷「人臣無外交」的舊制徹底消亡。

編稿編輯：姚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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