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已落後於時代，「人臣無外交」體制崩潰，清廷該何去何從？

作者：王開璽

在英軍的軍事打擊之下，辦理夷務的耆英、伊裡布等人認識到，僅派中下級官員與英軍商討議和之事是不行的，英軍往往恃強「藉詞推諉」，必須改變「人臣無外交」的舊制。1842年8月，耆英奏報道光帝稱，「縱使奴才愚味糊塗，尚知慎持國體」，但若仍如從前那樣，僅派陳志剛「往來傳信……實屬棘手」，因此自己將直接與英軍代表「面見善定」中英議和事宜。

但是道光帝卻不肯輕易放棄中外禮制之大防——「人臣無外交」之舊制，同時對居心叵測的夷人又頗為警覺，立即諭知耆英等人，如英國人意在通商，雙方派遣親信之員互相傳話，即可「商議妥協」。身為大清欽差大臣的耆英本人，直接與英軍代表「面商一層」，則「尚宜斟酌」。

8月13日，兵臨南京城下的英軍揚言，將於「次日開炮攻城」，形勢突變。耆英為險惡形勢所迫，奏報清廷稱：英人「狡譎異常，辦理大不易易」，自己必須「面見該夷酋，以定大局」。

身在京城的道光帝，無論是思想還是行動總是落後很多。他於8月18日指示耆英：「逆夷狡譎異常，該大臣等不值以身試驗，朕意總以不見面為是」。如若英夷受撫，議有成言，大局全定，耆英自可與英酋見面，以「昭示大信」。但前提是，「必俟該夷兵船全數退出，酌定適中地方，約定夷目前來，該大臣等方與面見」。道光帝再次提醒耆英，「切勿輕上夷船，致有意外之變」。

南京條約

8月24日，當耆英奉到這一寄諭後，《南京條約》已經簽訂。道光帝此時不欲耆英赴英船與英軍會見議和，主要是基於耆英安全的考慮，而不再是「人臣無外交」的理念舊制了。事實上「人臣無外交」的理念舊制，已經在英軍的打擊之下，開始了向「人臣辦（夷務）外交」的轉變。清廷及道光帝只能無奈地認可了這一現實。1843年6月，耆英兩次親赴香港，與英國代表會晤，並接受英人贈物等事，即是明證。

1843年6月，英國代表朴鼎查致函兩江總督耆英，要求與其「定期會晤，面商大局」。耆英認為此事重大，「非與該酋面加商榷，終難定局」，而廣州尚未開市，若邀夷國人來省，勢必引起民間疑懼，於是試探性地奏報道光帝稱：本人將率廣東臬司黃恩彤、侍衛咸齡前往香港，與朴鼎查等會商。耆英等回省之時，朴鼎查向其贈送隨身所佩洋刀一把，及妻女照片。耆英隨即將自己所佩金環及書畫紈扇一柄回贈。

耆英

耆英當然不會忘記兩年前伊裡布因接受英軍贈物，破壞「人臣無外交」的舊制而遭道光帝申斥革職之事。事後，耆英小心翼翼地向道光帝解釋說：自己之所以這樣做，「非奴才甘於抑志降心，輕身冒險，又不避嫌疑，與之酬酢，蓋不如是，則疑團不釋，彼此相持，迄難定案。且從來撫馭外夷，但當計我之利害，不必問彼之是非」。

1845年秋，英國代表德庇時致函兩廣總督耆英，要求雙方「定期定地會晤」，並稱，如耆英能親至香港，「尤所甚願」。耆英向道光帝奏陳說：當此「中外交涉各事宜，業經行之三年，規模粗定」之際，「尤須面晤該酋，詳加商定，重申要約，方可經久遵行」，表示自己將「如其所請」，「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前往香港」。

耆英自香港返回廣州時，德庇時向其贈馬一匹。耆英深知「外夷禮物，不應私受」的清廷規矩與體制，再三回拒。德庇時解釋說，此馬為自己平時所乘，並非禮物，不過聊表敬意而已。耆英等擔心，如拒之過甚，則很可能致使德庇時生疑，「於公事不無有礙」，於是「勉為收受」。回到廣州後，耆英隨即命人準備了牛羊、綢緞、茶葉、糖果等物予以回贈。

伊裡布

耆英對以上兩事的解釋，幾與數年前的伊裡布完全相同，但並未重蹈伊裡布的復轍。其主要原因大概在於，此時的清廷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此一時，彼一時，道光帝已無兩年前天朝帝王的衝天豪氣，不知是出於無奈，還是欺人自欺，竟在耆英的奏摺上硃批：「所辦甚屬正大公誠」，並寄諭稱讚耆英等人「有膽有識，甚屬可嘉」。 「親赴香港，接晤該酋……所辦甚合機宜」。

編稿編輯：姚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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