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
一、士君子是對儒家理想型人格的概括
士、君子皆以社會地位和政治職位而言。「士」的原初含義是指成年男子或官名，「君子」則為貴族男子之通稱，有時也會與小人或野人對舉。至春秋戰國，作為最低級貴族的士亦漸成「四民」之首，君子的倫理意涵也開始加強。
孔子不僅經常討論君子，往往也提及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讀書人。在許多情況下，士和君子皆可指有才德之人，所以，在《論語》里，除了君子與小人或野人相對而言的場合外，君子和士多數時候可以換用。故而後世遂將士與君子合二為一，例如《禮記·鄉飲酒義》謂「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荀子說，「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唐代韓愈提到，「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昌黎集·諱辯》)士和君子合稱士君子。此外，亦有所謂士大夫之名，但士大夫擁有官職，士君子則未必，因此士君子是個適用範圍更廣的稱呼。從規範的意義上講，士君子是對儒家理想型人格的概括。
孔子對士、君子的概念的轉換，使之不僅成為一種倫理評判的標準，而且還是道的身體力行者，「士志於道」，即致力於價值系統，這又是經由學來實現的，故「君子學以致其道」，可見士君子正是通過學而成為文明的守護者和道的承載者。孟子更提出「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之說，進一步彰顯了士君子的獨立人格和道德主體性。《詩》《書》《易》之論士君子，往往多從其社會地位和政治職位而言，《論語》對君子的討論則兼具「德」「位」兩義，而更偏重於「德」，這一大調整對士君子人格的推崇，遂成為中國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特徵之一。
孟子認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士君子把道德品質視作「性」，是因為其端緒在人，能通過自身修養進行擴充而而得以完全的體現。士君子之道即仁道，須自作主宰，因為為仁由己。但士君子之目的不僅在於修身成己，而且要達人成人、仁民愛物，故須推己及人、博施濟眾，因此士君子絕非自了漢，而須經由修身層層外推以及他人和萬物。成己之事自己能完全掌控，成人之時則會受制於種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外在條件，所以孟子說，「及其成功則天也」。儘管如此，士君子不僅志於道而且承載道，且以經世為目標，懷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崇高使命感。
二、士君子與知識分子之異同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概念源自近代歐洲，意指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性探究、思索和反思並為社會規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共領域內的權威人士。
據此概念，知識分子對現實須有所保留，而總是傾向於尋求真理、批判社會，維護基本價值(理性、自由、正義等)，因而與政治權威有種與生俱來的緊張，故被稱作「社會的良心」。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刻地關懷著民眾、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的私利之上。
乍一看來，知識分子與士君子差相彷彿：士君子以「義」為原則從事社會批判和反思，並為解決社會問題採取行動並不懈努力，如《論語·陽貨》謂：「君子義以為上」，孟子說「格君心之非」，荀子更是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根據葛蘭西等人的說法，以改變世界為目標的西方現代知識分子正好起源於教士、先知和哲學家。美國漢學家狄百瑞也提出，就個人心靈自由和超凡魅力而言，士君子有似於猶太先知。杜維明則從道、學、政等幾個層面出發認為，儒家學者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學家作用，因此士君子不僅是文人，而且還是行動著的知識分子。可見，杜維明對士君子的論述較之狄百瑞要恰當得多。無論士君子還是知識分子，都有身處其中的複雜的歷史情境和自身的生存處境的問題，這兩方面的差異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採取怎樣的姿態和策略分析和批判社會現實，例如孟子在對待禮等方面之所以有別於孔子，與其身處其中的歷史情境和個體生存境遇的不同有關。儘管如此，士君子從整體上看在中國歷史上構成了一個連續的傳統，而知識分子則是近現代才引入中國的概念。
事實上，士君子與知識分子的區別十分明顯。知識分子從其誕生之初，就是意識形態化的，而士君子則不然，雖然後者可能也有其政治立場，但具有更強的兼容性和實踐品格。知識分子追求正義和真理，其中少數會投身各種運動甚至參加和引領革命。士君子則以道自任，既保持心靈獨立同時又從道的高度進行社會批判，例如孔、孟、荀對當時社會皆有深刻的批判，東漢時期的李膺、陳蕃等人所發起的清議運動、北宋范仲淹等人的政治實踐、明末東林學派之議論等。與知識分子不同，士君子通過修身來達到政治、道德的有機結合的目的，並藉此對社會的方方面產生深刻影響。士君子積极參与社會建設，故而不會像多數知識分子那樣必須通過與政治和現實保持距離來堅守其獨立性，甚至作壁上觀。在社會參與度和整合社會的功能和作用上，士君子大大超過了知識分子。「君者何也?能群也」(荀子語)，正是士君子致力於自己置身其中的社群的良序美俗形成才造就了禮樂文明共同體，這或許是比之於知識分子更加根本的不同之處。此外，士君子甚至可以進入制度，例如傳統中國的御史和諫官，這與西方知識分子完全不同。實際上，士君子的主要作用在於建立和規範社會秩序。
總之，正如孟子所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士君子以道自任，既獨立於政統，又形成批判性力量，既不必專門與政治權威敵對，亦無須持一種外在而中立的態度。所以他們以強烈的入世情懷來推動良序美俗的形成，「在朝則美政、在下則美俗。」
三、意識形態問題與知識分子、士君子
意識形態與世俗化和理性化有關，是現代性的產物。剛才張薇薇老師所提到的諸神紛爭，正是對現代意識形態多元格局的一種刻畫。意識形態適逢宗教日漸式微之際而在西方早期現代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其間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想家影響巨大：他們建構了以啟蒙理性和世俗化為特徵的政治和法律理論體系。啟蒙理性宣告了歷史的新階段，也構成了現代性最重要的標誌之一。這一切都為意識形態的出現提供了必要前提。
在經歷了從特拉西、拿破崙到馬克思，以及卡爾·曼海姆、葛蘭西、阿爾都塞到哈貝馬斯等人的轉換之後，「意識形態」有兩種含義：或者是消極的，或者是中性的、功能性的。但理論家們都認為政治意味濃厚的意識形態依託於宏大敘事，故而難免扭曲歷史，因此，理解意識形態就必須對其進行反省和批判。
近代以來部分士人在引進和實踐政治意味濃厚的西方思想觀念之後，就迅速轉變為知識分子。從曾國藩、張之洞到嚴復、容閎、康有為、梁啟超，再到陳獨秀、胡適，提供了一條從士君子轉變為知識分子的清晰線索。此一階段各種西方意識形態粉末登場，並開始塑造知識分子和民眾，從而使中國偏離了固有的士君子傳統。儘管革命與自由主義成為20世紀在中國交互作用的兩大主流意識形態，這些「主義」大都反傳統，可以追溯到啟蒙理性，儘管如此，然而儒家的倫理、政治和文化觀念從骨子裡一直或顯或隱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
各種「主義」雖然是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而被引入中國，但知識分子藉此相互攻駁、並以之為反傳統的利器，而極少對作為意識形態的「主義」本身進行反思。中國在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同時遂成為各種西方意識形態的殺戮場。由此，種種意識形態的誤植、誤用造成了一系列新問題，最終使意識形態本身也成其為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意識形態幾乎只關心態度和立場而罔顧其餘，這說明意識形態是特定的姿態和行動，而非理性反思。不過，儘管意識形態會帶來種種問題，但現代社會似乎也離不開意識形態，例如對左派、右派的區別，對激進和保守的分判，對市場和計劃的選擇等。
意識形態自有其功能和作用，又有非常消極後果，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儒家是否一種意識形態?如果將始自漢武帝所確立的以六經為中心的官學系統可被視作意識形態的話，那麼儒家只是一種很薄的意識形態。在經歷了晚清以來制度儒家的解體之後，儒家已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作為深層的精神結構和禮儀規範存在於人倫日用之間。雖然缺少了制度層面的有力支撐，但儒家在民間卻有著時隱時現的內在思想根底和牢固的集體無意識基礎，由此所形成的精神面向最能體現儒家式自然秩序的原初意義。也許可以說，正是由於遠離了意識形態，儒家才顯出其本真狀態。當前回歸傳統最強勁的動力既非來自官方也非來自學界而是源自民間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基於此，也許不應強化儒家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面，而應關注使其主要作為社會規範和文化心理的一面。
孟子提出，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以此描述20世紀中國意識形態變遷的基本軌跡十分恰當：1949年之後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是歸於墨的，80年代以後則歸於楊，這幾年來，也許可說是開始歸於儒了。儒家之道對待百家的態度是「歸，斯受之而已矣」，即兼收並蓄。知行合一、德才兼備的士君子向來是社會方向的引領者，回歸儒家、重建士君子群體對當前社會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日本學者近藤一成對《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的研究值得參考。他認為，宋儒心目中士君子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援助族人、鄉里中的貧困者;2.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6.如有官職，則作風清廉、秉公辦事。這是從功能上描述士君子的社會意義。如此，不僅士君子、士大夫必將促成社會共同體的形成，而且士君子自身的共同體也會出現，此即歐陽修所說的「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
儘管儒家會以兼收並蓄的方式淡化種種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本身絕非虛假的幻象，相反，因其對權力和民眾的控制力，它們常常真實地發揮著作用。然而，在濃厚的意識形態氛圍中，個人或團體一旦被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就意味著他或它完全被固化了，被從生活中剝離出來，化作一個政治目標或者政治符號。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僅僅是單一而平面化的政治理念，而人本身是活潑潑的，從根本上說不可能也不應該被刻板的、僵死的標籤所限。因此，當以仁義為本的士君子群體得以重建之時，既是道的回歸，也是人的回歸。孟子曾說「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今天看來，只有知識分子強化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控制才能使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而王者之民既胸懷寬廣又自得其樂，要實現此一目標顯然只能接受一種薄的意識形態，否則「諸神紛爭」後果嚴重。
(作者吳寧，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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