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後主的「擔荷」 ——由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中的一句話說開來
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王靜安先生對南唐後主李煜推崇備至，稱其詞正足以應尼采所言「以血書」之文學。「以血書」，則其文學作品之一字一句，必從心底涌發而出。不獨如此，更兼有一種悲劇之力量，因而感發讀者之共鳴益深。關於李煜的真性情，我們從他一系列詞作中不難體會到，而且對於他文字的悲劇力量，我們也不難感會，他身為亡國之君，身處囹圄，而一吐家國之恨，真可謂字字血淚，其中的悲劇情懷深深觸動我們的內心世界。
但值得我們注意並深思的是，王靜安先生接著更進一步，給予李煜以超乎尋常的評價，認為李煜「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靜安先生這一評價可謂一擲千鈞，在之前「以血書者」的評價基礎上又呈現了一種飛躍與升華。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靜安先生給予李煜如此高的評價呢？我們都知道，佛祖的大慈悲，基督的大捨身，都可謂是對人類罪惡和苦難的大擔荷，而其擔荷之重之大，又恐非尋常人可與比肩。而靜安先生以一詞人而比類之，個中當有大緣由。
首先，我們先回到靜安先生所論的文本之初，來對李煜詞中的「擔荷」之意做一番探討。原文中這一論斷的提出，是在與宋徽宗趙佶相比較的條件下得出的。「宋道君皇帝詞略近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靜安先生認為趙佶的詞「略似」李煜，然而「不過自道身世之感」，那麼這其中的「略似」在哪裡呢？而二者相比較，一個「不過自道身世之感」，而另一個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負人類罪惡之意」，其不同在何處？而靜安先生認為「大小固不同矣」，這其中的「大小」之別又在何處？下面我們帶著這三個問題，試略舉李煜和趙佶的兩首詞，以作闡明。
李煜《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趙佶《燕山亭》：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胭脂勻注，新樣靚裝，艷溢香融，羞煞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閑院落凄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首先，我們看這兩首詞流露出的基本情感基調，都是亡國之君回顧往昔而發出的家國之思，其中有深重的身世苦痛。同為一代君主，都享受過無上的尊寵和榮耀，而一朝淪為階下囚，這其中的身世和經歷是二人所同。而李煜詞中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與趙佶的「天遙水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同樣流露出深刻的今昔境遇對比。這是兩首詞情感基調的相似之處。此外，二人都寫到夢，李煜的「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趙佶的「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二者都通過夢，回味往昔的繁華，都通過夢暫時超離苦悶，然而，一夢醒來，終不免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的冷酷現實。這些都是二人詞境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然而靜安先生也只是說二者「略似」，仔細讀來，二人的詞境終有不同，而且有很大的不同。下面，我們來深入地分析這種不同。
我們試讀後主的詞，起句「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入眼便是一幅春夜雨窗獨坐的凄清畫面。在這幅畫面中，我們看到一個孤獨詞人的形象，而他舉手投足之間，呈現給我們的是內心深沉的無法排解的「恨」。「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詞人剛剛從一場睡夢中醒來，他在夢中依然是昔日的天子，醒來時驀然發現，那不過是「一晌貪歡」。繁華不再，眼前有的只是薄衾冷被，而耳畔聽到的只有窗外淅瀝的雨聲。詞的下闋，完全回到現實中來，「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江山故國在萬里之外，而此生此世，再難相見，只堪在夢裡回味，一切的繁華，一切的理想和抱負，一切的青春光景，都如同這春色一般，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這詞裡面，可謂字字帶血，字字滲透著深沉的離恨。我們結合李煜另外一首詞《相見歡》一起品讀，就更容易體會其中的深味。
李煜《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這首詞的末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正和「流水落花春去也」一樣，流淌著的是詞人無法遏止的家國離恨。
那麼下面我們來看趙佶這首《燕山亭》。起句「裁剪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胭脂勻注，新樣靚裝，艷溢香融，羞煞蕊珠宮女」，這起句和李煜全然不同，李煜是在一片春雨聲中展開他的故國離恨，而後面將他的繁華往事插入夢中，也不過「一晌貪歡」四個字一筆帶過。而趙佶往複長久地沉浸在他的故國夢中，而且他又不厭其煩地描寫舊時宮中的生活細節。所以我們讀他的詞，開始便感覺到一種瑣碎和甜膩的味道。後面接著寫到「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閑院落凄涼，幾番春暮」，這時他看到眼前的暮春光景，才漸漸回到現實中來。下闋進一步深化了現實的身世之感，「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這一句由雙燕起興，發故國之思，差可與「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相彷彿。末句由夢做結，表現出深沉的無奈和悵惘。縱觀全詞，詞氣節奏緩慢，雖有下闋一轉，然終不免於瑣屑滯澀，未能一氣貫注。而其情感流露未免如兒女之悲，誠如靜安先生所言「不過自道身世之感」。然而我們再回過頭讀李煜的詞，感情從心而發，一氣流淌直下，從始至終，真有滔滔不可止之勢。蓋其恨之深、傷之重，可謂大矣。徽宗家國之恨不能說不重，然較後主之言，詞中已見出「小」處。倘使其恨之大而深，其於故園往事，種種細節，自不暇作細瑣描繪。以我們尋常人之經歷體會，當生離死別之後，於過去人事之點點滴滴，豈能不一一過於腦海。然而傷痛所及，竟欲避之，唯恐勾起更深一層的傷痛。故李煜的詞，於故國時光，真如浮光掠影，才一碰觸，旋又拋開，正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更是「欲說還休」。而趙佶乃專註於往昔之生活細節，又不吝筆墨描繪之，此見其恨似不及後主之深且大也。就詞法而言，起首細述往昔生活亦是一法，然必在後面詞句上「發力」，方可「四兩撥千斤」，使其細節描繪成為今日無盡仇恨之砝碼。如李太白詩「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唯有鷓鴣飛」，正是此法。太白「只今」一句真是力可扛鼎，這一句的冷意直壓倒那前三句的暖意，使其為此句所用，反從對比中生出無盡滄桑意味，是以詩意大增，此趙佶未能辦也。
我們看李煜的詞，真是字字句句不可拆解，不可句摘，渾然一種傷恨瀰漫於字裡行間，而其間全然無遮掩，坦露出一個亡國之君內心的不盡悔恨。從其「一晌貪歡」四字，我們讀出多少故國繁華往事，社稷之興衰，人民之苦樂，皆繫於我之一身，家國之敗、故土之喪，皆由我之「一晌貪歡」所致。此正毫無掩飾地表達出自己內心的無限苦痛，同時也是深深的懺悔，雖欲以一身之苦贖家國之復安可得哉？此恨何極！對自己內心無限悔恨的和盤托出，此正是靜安先生所謂「以血書者」之所在，亦所謂「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之所在，同時也是李煜和趙佶詞境「大小不同」之所在。
關於李煜，王靜安先生又言「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我們於先生所言「為詞人所長處」雖未能完全贊同，但對於先生所評價李煜的「赤子之心」，在他的詞作中卻可以深刻地體會到。李煜之詞，句句從心中流淌而出，不加遮掩，不加粉飾，身為亡國之君，吐露出的卻是同於普通人的最真摯的內心情感，此時的李煜，去掉了一切外在的包裹，呈現出自己最真實的內心世界。正因如此，他才當得起這「赤子之心」。倘使李煜不為人君，為一普通人，亦必是有深情摯意之人，故出身境遇誠有偶然，而其詞人之「真」是天賦必然。
詩人詞人，唯「真」可貴。「赤子之心」，非大詩人大詞人不能如此。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實則是有真性情的人，有大胸襟的人，有大境界的人。若屈原、杜甫、蘇軾，皆是有「赤子之心」的詩人詞人，也唯其如此，其詩其詞方能感人至深，千載流傳。我們在他們的作品中，同樣能讀出一種「擔荷」之意。屈子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直將楚國的興亡擔荷起來，而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心懷家國蒼生，其詩篇處處流露出悲憫情懷。蘇軾雖幾遭貶謫，而未嘗以身忘國，心繫社稷興衰。此種皆大詩人大詞人所超拔眾類所在。故總而言之，詩人詞人之所作，其情感驅動首先是來自自己最真實的內心世界，然而又不止於此，他在作品中完成一種超越和升華，即由個人感情升華為人性的普遍認同，因此才完成境界的升華，才能引起我們內心深刻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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