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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中的廣德方誌佚文(二)

原標題:《永樂大典》中的廣德方誌佚文(二)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60期

《永樂大典》中的廣德方誌佚文


陳 驊


3


《桐汭志》與明、清志書無相對應記載。

1.《桐汭志?官署》:「嬰兒局,收養遺棄小兒法也。紹定三年。通判趙善璙以歉歲貧民有子弗育,棄之道旁,呱呱而泣,終日不食,至飢而死者有之。乃捐己俸五百緡及措置到五百緡,共一千緡,創局置田,募民收養。倉使袁甫亦給常平錢五百緡添置田產,仍月支常平米五石以助。今具規約於後。詳見《規約碑》,今立於教授廳。郡侯古括潘大臨,以開慶改元,來牧是邦。政以教先,捐資闢軍學講堂西廡祠。治平間清修之士笪清容,紹興初孝行之士李元老,親題二賢扁額,仍擇二賢后以主祠。視事才三月余,即召還,竟未畢。奉安郡侯天台陳訓踵至,喜契於中,下車即躬率僚屬,燕集韋布,奠禮安靈,桐人益知所趨向。」〔冊一百七八卷一九七八一頁八〕


《嘉靖志?公署》記有「養濟院,在州治東南文淵坊巷,永樂十年知州楊幹重建。」《萬曆志》該部分殘缺,無這方面記載。《乾隆志?公署》無「嬰兒局」一目,僅《公署?附錄》有養濟院與育嬰堂,所記述內容與《桐汭志?嬰兒局》也不相同,為明、清兩代重建記述與收容鰥寡孤獨情況。《光緒志?公署》記載同《乾隆志?公署》。


《桐汭志?官署?嬰兒局》保留了宋代史料,可與清《志》連在一起看,可大略勾畫出這方面的簡史。


要指出,該則明寫為「紹定三年」事,也與麥「一莖四穗」一樣,也應歸入《桐汭新志》,而不應列入《桐汭志》。


2.《桐汭志?倉廩》:「軍倉,在軍衙前街之東,名九儲。」〔冊八一卷七五一六頁一〕


《嘉靖志》記有和豐倉、預備倉、水次倉等倉名與地理位置。《萬曆志》該部分殘缺,無這方面記載。清乾隆《廣德州志?倉廒》、光緒《廣德州志?倉廒》羅列很多倉名,如和豐倉、預備倉、常平倉、兵餉倉、馬田稻倉、九鄉義倉、舊水次倉、水次倉、社倉、豐備義倉等,但無「軍倉」 。不知兵餉倉是否與之有關連?


3.《桐汭志?宮室》:「觀政堂,在軍桐川堂之東北,舊名濯纓。淳熙十二年,郡守趙亮夫建。開禧二年,郡守今知樞密院事薛極易此名,作詩云:『野水瀰茫春更多,文昌觀政意如何。了無慚色清相照,試聽當年襦袴歌。』」〔冊七一卷七二三九頁七〕


《嘉靖志》記有敬義堂(後改為進思堂),建後樂堂,為知州宅。《萬曆志》無記載。清乾隆《廣德州志?公署》、光緒《廣德州志?公署》所記有州署、同知署、州判署等,記述較詳,所記內容均為明、清間事。


3.《桐汭志?古迹》:「古梅,在玉溪之北,俗號曰千枝梅。枝柯盤屈,姿態奇古。築亭其上,扁曰回春,騷人雅士,多載酒賞焉。宣和間,用事者嘗圖以進。淳熙六年,郡守趙希仁摹刻於石。梅今不存。」〔冊三五卷二八○八頁十三〕

明嘉靖、萬曆《廣德州志?古迹》與清乾隆、光緒《廣德州志?名跡》所記項目很多,但無「古梅」內容。《桐汭志?古迹》既云:「梅今不存。」明、清無記述,理所當然。


4.《桐汭志?詩文》3則,有:「趙汝談《題劉明叟浩重梅》:薄羅不障春風面,數竹扶疏月斷腸。昔日單衣今御裌,非關仙骨怯冰霜。 白衣居士亦多身,冷淡家風祇本真。百萬億千無不可,莫教一片落驚春。 花得道腴凝遠度,枝緣詩瘦絕孤標。風裳水佩已魂斷,練帨縞裾何處招。 雙頭綠萼頗蠻觸,百葉緗苞亦孔壬。鉛華剝落唯真色,表裡分明祇此心。添香傳白護春寒,可奈檀心半點酸。乳眼莫生雙葉想,道人只作一花看。 重重著意天公巧,字字鍾情我輩工。弄影供愁半窗月,含顰索笑一簷風。」〔冊三六卷二八一○頁四〕


明嘉靖、萬曆與清乾隆、光緒《廣德州志?詩》中均未查到趙汝談的詩。趙汝談旳《題劉明叟浩重梅》,別有一番風味,州縣誌若收錄,可留下一點文化氣息。


5. 「周必大撰《重修譙門記》: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緜》之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為商諸侯,故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義昭然。先儒釋《爾雅》亦引《周禮》註:天子諸侯同此三名。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之臯門,雉門為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皋門,正門為應門,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皋、應,自是諸侯正法。又雲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皋、應,制二兼四,特褒周公以傳毛氏。予謂《詩經》聖人所刪,《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於箋有取焉。或曰:『魯史書雉門何也?』曰『禮。』天子諸侯台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應門何也?』曰『在周為王門,在岐為侯門,鄭氏固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復何疑焉!』本朝帥藩督府,參用周制,其門三重,餘二而已。儀門之外,譙樓巍然,以高為貴,殆皋門之遺制歟!按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遂以是名門。其數則節鎮十有二,列郡用十,著於甲令。視漏刻以警昏昕,蓋一邦之耳目也。廣德為軍,名隸江東,實鄰浙西,素號樂土。熙寧戊申,守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為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子,魏侯安行始再螢之,距慶元丁巳,復五十四年,枝傾補陋,不可以久。會承議郎曾侯栗,被命分符,有絕人之才。百廢具舉(興),謂萬乘行在,吳中郡乃近輔,華麗嶕嶢,當應古義。適歲豐人和,鬻材僦工,興役於暮春,落成以季夏,輪奐之美,與創始均。其外兩亭,東以宣詔,西以頒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嘆服。侯以予與其世父原伯、先君仲躬,同朝相善也,不遠二千里,請記其事。唯南豐古文在前,婁(屢)謝不敢,而請益勤,姑為考眾說之異同而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四年三月望日記。」〔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三〕


鼓角樓系宋代所建。《嘉靖志》收有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萬曆志》殘缺嚴重,不知有無收錄《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乾隆志》與《光緒志》也均收錄了《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這四部《廣德州志》,內容涵蓋了明清兩代廣德方誌的主要特點,具有代表性。記述中一處景點基本上只收一篇代表性文記,未收錄周必大《重修譙門記》似在情理之中。但周文所寫的《記》中,特別指出:「熙寧戊申(1068),守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為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子(1144),魏侯安行始再螢之,距慶元丁巳(1097),復五十四年,枝傾補陋,不可以久。會承議郎曾侯栗,被命分符,有絕人之才。百廢具舉(興),謂萬乘行在,吳中郡乃近輔,華麗嶕嶢,當應古義。適歲豐人和,鬻材僦工,興役於暮春,落成以季夏,輪奐之美,與創始均。其外兩亭,東以宣詔,西以頒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嘆服。」所記之事,涉鼓角樓(譙門)重修,這一史實似不可忽略。查兩部清《志》,記有「元知州偰文質重修」,《胡文銓題鼓角樓》附於後 ,,明「知州段猷顯重建,夏思記。」將夏思《記》、段猷顯《詩》作為附錄。連乾隆三十六年恆豫修、五十六年胡文銓又修,一次也未漏記。故宋「紹興甲子(1144)」、「慶元丁巳(1097)」兩次修建,似也不可闕漏。惜這些史實,都付之闕如。我猜度,清《志》編纂者,似未查閱到周必大之《記》。若查到,他們當會收錄或記載的。在宋代,周必大是一位有一定寫文記之名的,他的《重修譙門記》收入了《平園續稿》卷一八,清同治《安福縣誌》卷一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五也收有此文。不過明、清兩代,編纂《廣德州志》時,不一定有條件查到該文,詩也一樣,也難求全責備。筆者也是直到最近才讀到此文的,否則在今版《廣德縣誌》中當有記述。下次《廣德縣誌》再續修時,建議補上這兩段史實。該文現收入《全宋文》第236冊卷5149第236至237頁。



1994年重修後的鼓角樓


6.周必大詩:「《次韻曾守述和刪定鮑倅喜譙門復舊觀》:公家文字足搜尋,周覽容陪暇日臨。句里江山元自舊,筆端造化速宜今。朱扉對啟宜潭府,秀氣平分入泮林。青佩龍門行在望,躍鞭莫負史君心。」〔冊四九卷三五二五頁八〕


同樣,廣德明、清四部《州志》也未查到周必大《次韻曾守述和刪定鮑倅喜譙門復舊觀》的詩。周必大《次韻曾守述和刪定鮑倅喜譙門復舊觀》與《重修譙門記》一樣,則補充記述與頌讚廣德鼓角樓修葺歷史,俱重要的史料價值。


7.《桐汭新志?土產》:「提壺。」〔冊十七卷二二五六頁十七〕


因僅錄兩個字,不知為何類壺,也無法與明、清兩代志書查較。事實上現存明、清兩代六部志書都無提壺之類記載。


8.《桐汭新志?人物》:「趙如歷,奉議郎,在任轉承議郎,淳祐十年六月初三到任。十二年四月除司農丞。增創釣台書院。」〔冊二百一四卷七三二三頁七〕


9.《桐汭新志?人物》:「季鏞,承議郎,淳祐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贊拯溺有大功。修學舍,采齒飲,郡政綱目悉舉。」〔冊二百一四卷七三二三頁七〕


10.《桐汭新志?人物》:「趙親夫,朝奉郎,嘉定九年閏七月到,十一年七月除軍器監丞。易清霜門曰通津。」〔冊二百一四卷七三二四頁九〕


《嘉靖志?名臣傳》、《萬曆志?名宦》,無趙如歷、季鏞、趙親夫這三位知軍事的記載。查《乾隆志》、《光緒志》的《守令》與《宦績》,亦無趙如歷、季鏞、趙親夫記載。《桐汭新志》所載可補充明、清《廣德州志》之缺。


11.《廣德軍志》則為清代尚不知志書名的一部宋志,該志名下僅錄「[宮室]:思賢堂,在廣德軍學。繪文正范公仲淹、紫微錢公公輔、敷文洪公興祖,皆以興學校之功也。」〔冊六九卷七二三六頁一〕


查明志,有敬義堂、後樂堂、進思堂之名,俱為知州宅、州同宅、判官宅。清志亦然。儒學中有先師廟、明倫堂,無思賢堂。內容不好比對,但明、清志對「文正范公仲淹、紫微錢公公輔、敷文洪公興祖」興辦學校在各人傳略中均有反映。《廣德軍志》所載當為真實歷史。


對於《桐汭志》與《桐汭新志》,清《乾隆志》《光緒志》經考證,屬南宋時期編纂的兩部地方志;而對《廣德軍志》,則連志書名都無從提起過,然既編入《永樂大典》,至遲也應是明初或南宋時期所編纂。不論其內容多寡,但足已證明明萬曆間郡人所云的「廣德故無志」見識的短視。在南宋及明初以前,廣德不僅有地方志,且有三部。所輯佚出史料,不論明、清廣德多部地方志是否有無記載,他們都可補充明、清以來志書的不足,都俱有無可比擬的史料價值,切不可以井底之見,應當加以珍惜,故推薦以讓世人知曉。



(作者系廣德中學退休幹部,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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