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先輩致敬！大眾日報整版解密臨沂這個紅色家庭的傳奇故事

文史 03-25

原標題：向先輩致敬！大眾日報整版解密臨沂這個紅色家庭的傳奇故事

巍巍沂蒙山，

聳立著沂蒙山人的脊樑；

滔滔沂河水，

訴不盡沂蒙兒女的英勇。

3月23日《大眾日報》周末人物刊發專版，

講述了沂蒙青年劉曉浦、劉一夢的故事。

現本公眾號予以轉載

劉曉浦、劉一夢：燕翼堂前飛雙烈

記者盧昱

劉曉浦、劉一夢叔侄，出身於蒙陰縣垛庄鎮的大地主家庭——— 燕翼堂，家境優渥。本可安心做富家少爺的他們，卻視富貴如浮雲，一心跟黨走，奔波四方，為革命壯烈捐軀。他們用信仰鑄就的火炬，也照亮整個家族。劉氏一家有30多人參加革命，舉家跟黨走，前後有7人為國捐軀……

今日的蒙陰縣垛庄鎮，依稀繁華如昨。在蒙山沂水間，山河形勢未變，氣象卻萬千波折。在蒙山東麓，由西北向東南橫陳著一條大道。這條道，是古時官道，從北京到江南，往來行旅都要路過垛庄驛。如今，205國道和京滬高速仍踏著當年的走向，與舊官道重疊延伸。垛庄鎮西的蒙河順著山根南流，匯入沂河。從垛庄燕翼堂飛出的劉曉浦、劉一夢叔侄，插上共產主義的翅膀，不斷擦拭著閃亮的初心，用壯烈而短暫的一生作答最初的諾言……

雙雙立下報國之志

1900年，劉曉浦出生在山東省蒙陰縣垛庄鎮（當時屬沂水縣）一個有名的大地主家庭，號「燕翼堂」。當時，燕翼堂擁有土地5800畝，山林千畝，在濟南、青島等地還設有商號。

燕翼堂的房子，至今仍被當地人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清道光年間，燕翼堂十二世祖劉家音在今垛庄鎮政府駐地一帶，建造了佔地40餘畝的八卦宅。

燕翼堂建築遺留物：柱礎石雕

據當地傳說，八卦宅只建成了一半。而這僅一半的宅院，就足夠氣派：僅廳房就有百餘間，用料精工，樑柱都是楠木的；燕翼堂宅院龐大，據說能駐一個整編團；院牆高築，院牆四角各有一個哨樓，如同天然的軍事堡壘，且按八卦圖形與原理布局，不熟悉的人進去找不到出路。

1895年初春，李鴻章的二女婿、晚清名臣張佩綸自京南下，路過垛庄時，借住在燕翼堂中。見過大世面的張佩綸在日記里，如是評價劉家的房子：「（劉氏）饒於貲，屋甚敞大，殊有閑適之樂。」

在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垛庄，見證過不少風雨。歷史記載，康熙皇帝曾在此驛站休息一晚。民間傳說則將南巡的乾隆皇帝，安排在劉家歇息。他看到劉家詩書繼世，忠厚傳家，揮筆題寫了「燕翼堂」賜予劉家作為堂號。其寓意有二：一是表彰劉家家風醇厚，德貽子孫；二是希望劉家子孫能夠匡扶社稷。

在燕翼堂牌匾之下成長的劉曉浦，在兄弟中排行最末，人稱四少爺。原名劉昱厚的他，幼時在家中讀私塾。劉一夢是劉曉浦三哥劉景厚的孩子，比劉曉浦小四歲。二人名為叔侄，實似兄弟，自幼一起玩耍，性格相投。加之劉一夢的父親早逝，劉曉浦對劉一夢更是疼愛呵護。

青年時，劉曉浦帶劉一夢，從垛庄出發，到百里外的臨沂五中（山東省立第五中學）讀書。那時的臨沂五中，系舊時考院改建，位於縣城中心，僅容200多學生。「平平的一排房子，中間加一層擱板，『樓上樓下』，下面自習，上面睡覺。所謂樓上，僅有兩個出口，不同於監獄者，只是沒有禁卒把守。」1917年與劉曉浦同時期在五中讀書的劉惜愚，曾回憶上學的艱苦。

作為地主家的孩子，叔侄二人對外部條件不以為意。他們忙活著學習各種新知識，關心政治。當時臨沂境內的土匪日漸猖獗，道會紛起，各種「綁票」、劫掠的小道消息亂飛。1917年，張勳率兵從徐州出發進京復辟，隊伍中有不少臨沂人，這些人在失敗回鄉後，將所見所聞傳於百姓。

在新與舊的撕扯中，劉氏叔侄在城鄉間奔走，見識兵禍匪患，痛惜民命輕於草芥。臨沂五中相對自由民主的管理，年輕人在一起的思想碰撞，加之五四運動後受愛國主義思想影響，劉氏叔侄雙雙立下報國之志。

劉曉浦決心走實業救國之路，中學畢業後考入南通紡織專門學校，想成為一名紡織工業工程師。劉一夢則立志以文學喚起民眾的覺醒、提高國民素質，從而實現民族的復興，考入南京金陵大學文學系。

「我視富貴如浮雲」

從沂蒙山到江南讀書，劉氏叔侄的抉擇，在當時地主家的孩子中並不多見。年輕的他們肩並肩南下，踏上人生新征程。

在紡織學校讀書的劉曉浦，受新文化、新思想影響，組織進步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結果被開除學籍。而劉一夢則在南京閱讀各種書籍，當時不同思潮的刊物也被他一網打盡。在此期間，二人先後認識了黨的一大代表王盡美，並由王盡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後，劉氏叔侄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當時，在李大釗推薦下，共產黨人鄧中夏任總務長，瞿秋白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學校的目標是培養社會科學和新文藝方面的幹部，以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劉氏叔侄所在的社會學系逐漸成為學校最大的系，該系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為主，瞿秋白為社會學系制訂的教學計劃提出著重勞動問題、農民問題、婦女問題的研究。

在這種形勢下，劉氏叔侄逐漸深化了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要改變那種人壓迫人的制度，為勞動人民謀利益。

「聽我祖母講，祖父在外上學的時候，就頻頻給家中寫信，勸家裡把土地分給佃戶和貧苦農民，不要再過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參加革命之後，更是殷殷勸導家人，要為勞苦大眾著想，放棄剝削生活，把家產分給窮人，過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的日子……」劉曉浦的長孫劉長琨回憶道。

覺悟，並不是人人都高。在劉氏叔侄投身革命之初，有的親友規勸過他們，要珍惜眼前的一切，去當官，求取「正路功名」。劉曉浦也已娶沂南縣大家閨秀高琪媛為妻，「溫柔富貴之鄉」，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很多人勸他好好享清福。可劉曉浦卻斬釘截鐵地答道：「我視富貴如浮雲！為了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復興，我甘願獻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本名劉增溶的劉一夢，外號「劉大腳」，對外稱劉大覺、劉一夢。他入黨後，也積極踐行黨的主張，深入農村。「在1923年前後，劉一夢在家鄉一帶進行革命活動，被沂水縣舊政府察覺，派了兩個衙役去抓他。但舊政府搞不清劉大腳、劉一夢、劉星厚是何人；也不知劉大腳、劉一夢、劉星厚同垛庄社長是什麼關係。」劉一夢的叔伯弟弟劉露泉曾回憶。

「這時劉一夢的伯父任社長。那兩個衙役到了垛庄，照例先找地方社長聯繫。其伯父一聽是來抓自己的侄子，便非常客氣地把衙役讓到客廳，好好地招待了一番，臨走時又給了他們一些錢。這樣擋過去了。」劉露泉說。

養成明白的頭腦

革命如潮，有起有落。1925年，黨組織派劉曉浦到南通等地從事地下工作，後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劉曉浦的工作性質，讓當下的研究者無法深究其具體內容。他的諸多化名，如劉太和、劉星厚、劉小坡、劉小浦、石玉河等，則讓人想像到，不同場合下的他，是如何隨機應變，圓滿完成黨組織安排的任務的。

劉曉浦存世的文章極少。1926年《語絲》雜誌上，刊登了一篇他與著名民俗學家江紹原的對話——— 《大家的小品：三十、薄餅外加豬肉和大蔥》。

在文章中，江紹原介紹了希臘的迷信風俗：在建房豎柱上樑時，如果匠人把棄發放在柱之上下，梁之左右，主人會被詛咒，遭遇不測。

劉曉浦則將自己幼年時聽到的故事分享給讀者：說有富人修房時，有匠人意氣用事，將卷著豬肉和大蔥的薄餅放在樑上。主人家自此不得安寧，每到夜裡，有個穿白袍子的人，用一根白色的棍子，趕了兩個豬，在新修好的房子上面來回地跑。

劉曉浦說的薄餅，其實是他自幼所食的煎餅。近一百年前，人們往往會將自己無法解釋的現象託付神靈或神話，利用頭髮、鬍鬚、指甲進行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動。劉曉浦對於如何解決這個迷信，學以致用，給出自己的思考。這封寄給江紹原的信件落款為「1926年10月23日，於上海」。

這場與江紹原的互動，觸動了江紹原《發須爪——— 關於它們的迷信》一書的出版。正如周作在《發須爪·序》中說：「紹原的研究於闡明好些中國禮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於學術以外，還能給予青年一種重大的暗示，養成明白的頭腦，以反抗現代的復古的反動，有更為實際的功用。這也契合了劉曉浦的訴求，他用明白的頭腦，咀嚼著自幼及長的所見所聞。

老家，是劉氏叔侄魂牽夢繞的地方。燕翼堂忠厚傳家，土地上收穫的糧食與佃戶五五分成，賦稅由燕翼堂承擔。佃戶借錢借糧不收利息。每遇災荒，開倉以低價售糧賑災，並設粥棚救助過往行人和斷糧者。

燕翼堂前的所見所聞，也被文學功底深厚的劉一夢糅進文章中。1927年夏秋之際，作為文學社團「太陽社」的主要成員，他開始頻繁寫作，基本一周一篇短篇小說，積極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反映工農大眾的生活與鬥爭。

而他擷取的素材，則回溯到千里外的老家。在1927年7月19日寫的第一篇小說《斗》中，他寫縣長下鄉收牛頭稅，結果被百姓扣押，鄉紳故意拖延數次方去解救。

一周後，劉一夢寫下《谷債》，又重回故鄉：催租子的趙太爺紫黑色的臉上發威嚴的光，像一個吸足血的臭大蟲……秋天午後的太陽，炎炎的光輝依然曬得人有些昏沉；正忙著收穫的農夫，汗流氣喘地往場里擔送田裡割完的穀子，擔在紫黑色肩上的扁擔被重量壓成了弓形，口中不住地發出一種疲睏的「呵——— 咳」聲音。場里滿堆著黃青色的谷堆，雜亂有如蓬鬆的頭髮。

如一組組長鏡頭，劉一夢將故鄉的人物寫活了：地主催租如催命，尖酸又刻薄；農民累死又累活，畏懼而默恨。

在險難的社會上干

以筆為槍的劉一夢，在叔叔的關心下，創造出數篇吹響革命集結號的短篇小說。在《沉醉的一夜》一文中，他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講述在上海的經歷。其中，可以看到不少當時的真實場景：「我照例是睡得很晚，而況又加以樓上簌簌地落塵土，加以隔壁的煙氣的發送，更使我不能安寢。」

被國家形勢愁得失眠的「我」，也常常讀起那封家書：「溶兒，我每天擔心你，挂念你，我知道你是個性情熱烈的人，你千萬不要干那些危險的事情，加重了我的憂慮！你父早亡，兄弟中為你年長，你當念我扶持你們的苦心，必須在外慎重做事……」

想起家中的母親和兩個年幼的弟弟，「我」數次想提筆回信，卻一字也寫不出來，手愈顫抖，心裡也愈紛亂。

「是的，母親為我盡的苦心，我都深切地感到，深切地了解，但是母親，我負了你這片期望我的苦心了！我已經認識了社會，認識了自己，我一定就這樣干，這樣在險難的社會上干去！母親不要傷心，不要憂慮。你兒子為自己計算，不這樣干又有什麼出路？母親，你還能希望你兒子去陞官么？發財么？隨同著社會上的一般人去作殺人的勾當么？？？」其實，「我」如是想。

「我」自己堅定革命信念，也覺醒家人，率領他們奔向革命，「我每想——— 時時想———把他們都領到外地，在這混亂的社會上，去踏著鮮紅的血跡，走向光明的前途。」

「我」的叔叔來看望，看了家書和窘迫的生活後，給了一些錢，幫著過渡難關。「我」表示道：「我們要奮鬥下去！在艱苦的生活中才能夠得到人生的真義，我們還得干！一個青年人總歸不會餓死，我相信！」

在上海街頭轉來轉去，半夜回到住所的「我」，看到床頭擺著一本《War and Revolution》（戰爭與革命），思緒中就浮出了「還得干」這幾個字來。

「時候已經到了夜深，我在床上翻來覆去還是睡不著。呵，我今晚又是一個失眠了！」在這篇落款為「1927年10月1日於上海」的文章中，劉一夢把自己的影子擺了進去。

大革命的形勢，推著年輕人朝前進。1928年4月14日，劉一夢寫完小說《失業以後》，並沒有像其他作品一樣，在文末註明寫作地點，而是匆匆收尾，被黨組織派到北伐軍馮玉祥部到達濟南。劉一夢所寫的八篇小說，於1929年由上海春野書店以其力作《失業以後》為名結集出版。1930年，魯迅在《我們要批評家》一文中寫道：「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劉一夢的《失業以後》，總還是優秀之作。」

到濟南後，劉一夢擔任山東團省委書記。1928年5月3日，日軍製造「濟南慘案」。濟南西城門一帶，毀於日寇炮火的濼源門及順河街，斷牆殘垣，瓦礫堆中，還有日軍的街壘和鐵絲路障，橫陳道旁。

目睹此景，劉一夢和其他數十名進步作家公開發表了《中國著作家文藝家自由聯合對濟南慘案的三個宣言》，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號召全民抗戰。同年7月，根據中共山東省委指示，劉一夢等到諸城一帶從事農民運動，成立了「山東省第四貧民會」，組織領導抗糧、抗稅鬥爭。

一夢大亮寫「曉風」

「劉一夢的到來，對於開展團的工作，帶來了生機。我按照他的意見，建立了自己三個活動點。這三家有的是官紳，有的是民族資本家。我利用舊社會『世誼』的關係，混跡其間，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他們毫不懷疑我是共產黨人。」半個多世紀後，當年以《濟南日報》「曉風」編輯為掩護的余修曾撰文回憶道。

「因為工作關係，他幾乎每天都和我會面，有時到我的住處來檢查工作。工作餘暇，他就和我談論文學，談了不少當時文壇上的花絮，我很感興趣，他能把當時著名作家的生平歷史介紹給我，使我了解到某個作家的代表作的特點以及寫作的技巧問題。他有時到我住處圍爐閑話，吸著香煙，竟娓娓動聽地談到深夜。我與他過宿，兩人抵足而眠，過從甚密。」劉一夢與余修的同志之情，穿越時空。當時，余修組織一部分年輕人成立進步文學社團———「曉風社」。「他親自撰文寫稿，指示文藝活動的方向。當時他以『大亮』的筆名寫過《論文學上的實主義問題》。他對『曉風社』所團結的青年朋友，主張區別對待，對思想進步的應不失時機地發展為團員，並指示我應有重點地培養核心力量。」余修回憶道。

只可惜，曉風周刊因叛徒出賣而被發覺。1929年4月中旬，叛徒派張玉弟以訪友為名，到《濟南日報》印務處偵查，適值「曉風社」送稿人韓大華入內，張即在報社門口守候。不久韓大華走出，張便尾隨其後，盯至館驛街，第二日將韓逮捕。韓是《濟南日報》記者，並非共產黨員，但敵人從他口中得知了團員李天鈞的線索。

李天鈞系濟南院后街八旗會館小學教員，是「曉風社」撰稿人的聯絡員。按約定，每周二下午二時，在齊魯大學西郊外墓地與劉一夢接頭。李天鈞被捕叛變，答應以照常接頭方法暗引敵人誘捕劉一夢。

當時劉一夢已準備調往上海，由宋佔一繼任。因宋與李天鈞之前無直接關係，劉一夢便與宋佔一商定，在接頭處向宋辦理移交，同時介紹宋與李天鈞接頭。接頭時，李天鈞照舊坐於墓地一墓丘之上。一會兒，化裝為商人的宋佔一乘車到達，當即被埋伏在這裡的王復元帶領的「行動組」所捕；劉一夢後到，發現情況異常，便急忙穿過鐵絲網進入齊魯大學宿舍逃脫。

當劉一夢跑回機關，打算把文件銷毀再行轉移時，敵人由叛徒的線索指引，追至團省委機關所在地——— 四大馬路三里庄。劉一夢前腳剛到機關，敵人後腳趕到，劉一夢當場被捕。

「太陽是從哪邊出來！」

1928年2月15日，劉一夢以農民暴動為題材，創作《雪朝》一文。文中，他這樣寫主人公被捕後的想法：「並不去想到將還要從這間屋子裡提出去，經過嚴刑拷打的審問，而且要赴斷頭台的判決，他對於這一切心裡只是很沉實而又簡單地給自己定下了一個字：「死！」但是對死前定要身受的一切的苦痛，他卻是毫不在意了。

在獄中，劉一夢成了他筆下的人物。敵人審訊他時，企圖誘降，但他堅貞不屈地說：「你們看，太陽是從哪邊出來！」

劉一夢被捕不久，山東黨組織遭到多米諾骨牌般的破壞，劉曉浦被中央派往山東任省委執行委員兼秘書長。七八月間，因叛徒出賣，劉曉浦和省委書記劉謙初夫婦等六人一起被捕。

劉氏叔侄被捕後，黨組織在展開全力營救的同時，派人面見了燕翼堂當家人，通報了相關情況，商討營救方案。劉曉浦的兩位哥哥表示全力營救，傾家蕩產，在所不惜。

多年後，劉曉浦的哥哥劉雲浦依然忘不了關押自己兄弟和侄子的「第一模範監獄」情景：地勢低洼，與世隔絕，陰暗潮濕，蚊子、臭蟲、蠍子、蚰蜒滿地爬，夏天酷熱，腐臭熏人，冬天寒冷，暗無天日。

親人過著非人的生活，豈能坐視不管！劉氏兄弟決定賣掉隋家店1200畝土地，買通關節，救人出來。有錢能使鬼推磨。本是死刑的叔侄，改判了徒刑。可1931年，和蔣介石矛盾重重的韓復榘，為保存實力，不願出兵給蔣效勞，聲稱山東也有很多「共黨」要剿，便匆匆從獄中提出政治犯22名，於4月5日在濟南緯八路刑場全部殺害。其中，除了劉氏叔侄，還有鄧恩銘、劉謙初等共產黨員。

劉一夢在《雪朝》結尾處，寫道：「霎時，他們都睡在雪地下了，腿還顫動著，像要掙扎的樣子。朝影射著在他們的身上，潔白的雪地沾浸上了他們頭部流出的鮮血。他們還直睜起眼睛向著太陽的冷凄的紅光……」他彷彿早就預料到和叔叔的命運。

1931年4月6日夜，心如死水的劉雲浦和當差人解玉林，牽引著兩輛大車，載著兩口沉甸甸的棺木連夜出了濟南城。當靈車駛入垛庄時，燕翼堂前一片嚎啕悲憤之聲，街坊鄰居無不動容。

按沂蒙山的習俗，劉曉浦、劉一夢的靈柩應厚葬。但劉曉浦的兩位哥哥和劉一夢的母親等商定：暫時浮厝在家廟裡，讓全族人永遠牢記二位親人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是為國為民犧牲的。「我二伯祖痛心地對家人說，他們叔侄二人都是共產黨員，是為共產黨的事業犧牲的，要等共產黨勝利了再正式出殯下葬！」劉長琨講述著家族的悲壯往事。

劉氏叔侄犧牲後，燕翼堂的族人們共同踐行了他們的遺願，舉家跟黨走。「盡全力支援八路軍抗日，要人出人，要錢出錢，要糧有糧。家中年輕後輩有30多人參加八路軍，又有5人壯烈犧牲。為支持八路軍反掃蕩，還自願炸毀了具有悠久歷史、佔地四十餘畝、房屋160餘間、聚族而居的燕翼堂老宅。」劉長琨一直被這種精神感動著、鼓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