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敘拉古之惑：猴子撈「岳飛」
原標題：讀文||敘拉古之惑：猴子撈「岳飛」
敘拉古之惑案：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南宋和金朝的和戰》一節。第二部分我介紹一下，呂著出版後的爭議、風波。第三部分，我討論了公眾史學的鏡花水月問題。
一
宋朝當南渡之初，最窘的是什麼？便是(1)盜賊的縱橫，(2)諸將的驕橫。
如今且先說盜賊。當時盜賊之多，前節已說過，請讀者自行翻閱《宋史·高宗本紀》和岳飛、韓世忠、張俊等幾個人的傳，本書無暇一一詳敘。其中最強悍的，是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張用、據襄漢。孔彥舟、據武陵。楊太、洞庭湖裡的水寇。范汝為在福建。等幾個人。都給張俊、岳飛、韓世忠打平，而孔彥舟、李成都降齊。
劉豫既然為金所立，就想自固其位。於是請於金，欲立其子麟為太子，以窺探金朝的意思，到底打算不打算永遠保存他這齊國。金朝說：替我伐宋，能勝才許你。於是劉豫就利用李成、孔彥舟的投降。一一二三年，十月，叫李成南侵，陷襄陽、唐、鄧、隨、如今湖北的隨縣。郢、如今湖北的鍾祥縣。信陽，如今河南的信陽縣。岳飛把它恢復。劉豫又乞師於金。九月，撻懶穆宗的兒子。帶著五萬人，和齊兵同寇淮西。步兵入淮東，韓世忠敗之於大儀（鎮名，在如今江蘇江都縣西）。騎兵入淮西，攻廬州（如今安徽的合肥縣，）岳飛派牛皋救卻之。不多時，金太宗死了，金兵引還。先是宋朝很怕劉豫，至於稱之為大齊。這一次，知道無可調和。於是高宗從臨安進幸平江，起用張浚視師，頗有振作的氣象。金兵既退，張浚仍竭力布置。一一二六年，分令張俊屯盱眙，如今安徽的盱眙縣。韓世忠屯楚州，如今江蘇的淮安縣。劉光世屯合肥，岳飛屯襄陽。高宗又詔諭三軍，說要親征。劉豫聞之，便告急於金。金朝人的立劉豫，本是想他做個緩衝國，使河北、河東，不煩兵力守御的。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如何肯答應呢？於是劉豫自簽鄉兵三十萬，叫他的兒子劉麟、出壽春，犯合肥。侄兒子劉猊自渦口犯定遠（如今安徽的定遠縣）。和孔彥舟自光州（如今河南的潢川縣）犯六安（如今安徽六安縣）。三道入犯。劉猊到藕塘，鎮名，在定遠縣東。為楊沂中所敗。劉麟、孔彥舟皆引還。於是金人知道劉豫是無用的，並不能靠他抵禦宋人。一一二七年，十一月，就把他廢掉，而在汴京立了個行台尚書省。
於是和議開始了。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參看《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六《和議》條。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當議割三鎮的時候，集百官議延和殿，主張割讓的七十人，反對的三十六人；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金人要立張邦昌，秦檜時為台長，和台臣進狀爭之。後來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時雍，用兵迫脅百官，署立張邦昌的狀，秦檜抗不肯署，致為金人所執。二帝北徙，檜亦從行。後來金人把他賞給撻懶。一一三O年，撻懶攻山陽（楚州），秦檜亦在軍中，與妻王氏，航海南歸。宋朝人就說是金人暗放他回來，以圖和議的。請問這時候，金人怕宋朝什麼？要講和，還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個人回來，暗中圖謀。秦檜既是金朝的姦細，在北朝，還不能得富貴？跑回這風雨飄搖的宋朝來做什麼？當時和戰之局，毫無把握，秦檜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任之處。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除韓、岳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後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真冤枉極了。請看當時諸將的情形。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悵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燮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台廝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裡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燮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注意！後來邀擊宗弼，無風不得動的，就是這海舶。因為要裝載資儲，又要預備入海，所以不得不大。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燮，卒不為用；光世亦晏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呂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燮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鐙高會。……燮自信入閩，所過要索千計；公然移文日：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案此疏上於一一三O年，即建炎四年。讀者可自取一種編年史，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參考。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今之賞功，全陣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歷，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煮海榷酤之入，遇軍之所至，則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設則盡出於縣官。……總兵者以兵為家，若不復肯舍者，曹操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參看第五章第三五六節。觀此可知當時所有的稅入，為諸將分割殆盡。
以上都見《文獻通考》卷一五四。馬端臨也說：「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偏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張、韓、劉、岳之徒，……究其勛庸，亦多是削平內難，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即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韓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優勢，幸而獲勝；然亦終以此致敗。大儀之戰，只是小勝；當時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歸，和世忠無涉；參看《金史》便知。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據他《本集》的捷狀，金兵共只一萬五千人；岳飛的兵，合前後的公文算起來，總在二萬人左右，苦戰半日，然後獲勝，並不算什麼希奇。《宋史》本傳，巧於造句，說「兀朮有勁兵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倒像單拐於馬就有一萬五千，此外還有無數大兵，岳飛真能以寡擊眾了。以下又鋪張揚厲，說什麼「磁相、開德、澤潞、汾隰、晉絳，皆期曰與官軍會」；「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真是說得好聽，其實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對看，就曉得全是瞎說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傳》可惜他「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然而據《本紀》所載，則還軍未幾，就「諸軍皆潰」了。進兵到朱仙鎮，離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無之事。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時候，岳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傳，還說他清水亭一戰，金兵橫屍十五里，那麼，金兵倒好殺盡了。——韓、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戰績如此。至於劉光世，則《宋史》本傳說他的話，就已經夠了。依我看，倒還是張俊，高宗逃入海的時候，在明州，到底還背城一戰。
這種兵，好靠著他謀恢復否？
然而既不能言和，這種兵就不能去；留著他又是如此；真是載胥及溺了。幸而當時有一個機會。原來金朝的王位繼承法，從太祖以前，只好說是生女真部族節度使的繼承。是不確定的。把王位繼承，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掉合法應繼承的人以外，都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意思；這是君主專制政體，幾經進化以後的情形。像女真這種淺演的國家，當然沒有這種觀念。景祖就舍長子劾孫而傳位於世祖；世祖、肅宗、穆宗，都是兄弟相及；《金史》說都是景祖之意。世祖、肅宗之間，又越掉一個劾孫。康宗以後，又回到世祖的兒子；世祖共有十一個兒子，三個是做金主的。太宗又傳太祖的兒子；大約是只憑實際的情勢，毫無成法可言的。那麼，就人人要「覬覦非分」了。至於實權，這種侵略主義的國家，自然在軍人手裡。金初用兵，常分為左右兩軍。其初都元帥是遼王杲；左副元帥是宗望，右副元帥是宗翰。遼王死後，宗翰以右副元帥兼都元帥。宗翰就有不臣之心。宗望死後，代以宗輔。這時候都死了。軍人中老資格，只有宗弼和撻懶。而撻懶輩行又尊，和內里的宗傳、右相。宗磐，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斡上。都有異志。干國政的宗斡、斜也，制不住他。這種人，自然是不關心國事的。於是宋朝利用這個機會，差王倫到金朝去，「求河南地」。一一三七年二月。就是這一年，金朝把劉豫廢了。十二月，王倫從金朝回來，說金朝人答應還二帝的梓官，及太后，和河南諸州。把時間核起來，金朝人是先有還宋朝河南之意，然後廢掉劉豫的。王倫的外交，也很為有功，不過《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壞人了。明年三月里，高宗就用秦檜做宰相，專意言和。十月里，王倫聞著金使蕭哲、張通古來，許先歸河南諸州，徐議餘事。
平心而論：不煩一兵，不折一矢，恢復河南的失地；這種外交，如何算失敗？主持這外交的人，如何算姦邪？卻不料金朝的政局變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預料的事；就能預料，這種有利的外交，也總得辦辦試試的；如何怪得辦這外交的人？把河南還宋，宗斡本是不贊成的，但是拿這主持的人，無可如何。到後來宗弼入朝，形勢就一變了。於是宗磐、宗雋，以謀反誅。撻懶以屬尊，放了他，仍用他做行台尚書右丞相。誰想撻懶走到燕京，又有反謀。於是置行台尚書省於燕京，以宗弼領其事；而且兼領元帥府。宗弼遣人追殺撻懶，大閱於祁州，如今直隸的祁縣。把到金朝去受地王倫捉起來，一一三九年七月。發兵重取河南、陝西，而和議遂破。
宗弼入河南，河南郡縣多降。前鋒到順昌，如今安徽的阜陽縣。為劉錡所敗。岳飛又在郾城如今河南的郾城縣。把他打敗。宗弼走。還汴京。婁室人陝西，吳磷出兵和他相持，也收復許多州縣。韓世忠也進兵復海州（如今江蘇的東海縣）。張俊復宿（如今安徽的宿縣）亳（如今安徽的亳縣）。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勝利的。然而順昌、郾城，宗弼是以輕敵致敗，再整頓前來，就不可知了。陝西不過是相持的局面，並無勝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總是不利，這是通觀前後，很可明白的。當時諸將的主戰，不過是利於久握兵柄，真箇國事敗壞下來，就都一鬨而散，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於是召回諸將。其中最倔強的是岳飛，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然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一二O-年，和議成，其條件是：
宋稱臣奉表於金。金主冊宋主為皇帝。
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賀。
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
宋朝二十六路，就只剩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廣東西十五路；和京南西路襄陽一府，陝西路的階、成、秦、鳳四州。金朝對宋朝，卻不過歸還二帝梓宮及太后。
這種條件，誠然是屈辱的。所以讀史的人，都痛罵秦檜，不該殺岳飛，成和議。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單大言壯語無用。我且再引《金史》酈瓊的一段話，見本傳。案酈瓊是劉光世部下。南渡諸將中，劉光世最驕蹇不用命。一一二七年，張浚做都督的時候，把他免掉，以大兵隸都督府，酈瓊就叛降齊。以見當時儻使續戰，到底能勝不能勝？
語同列曰：瓊常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案指宗弼。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揮三軍，意氣自若。……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觀之，孰敢愛死？……江南諸帥，材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在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習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斂怨將帥；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才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邪？
和議既成，便可收拾諸將的兵柄了。當時韓、岳、張、劉和楊沂中的兵，謂之御前五軍。楊沂中中軍。常居中宿衛。韓、後軍。岳、左軍。張、前軍。劉、右軍。都駐紮於外。劉光世的兵降齊後，以吳玠的兵升補，四川離下流遠，和議成後，仍用帥臣節制。對於韓、岳、張則皆授以樞府，罷其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飛到得最晚，不多時，就給秦檜殺掉。這件事，本書篇幅無多，且莫去考論他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據《宋史·張憲傳》，則憲的謀還岳飛兵柄，並不是莫須有的事。從三宣撫司罷後，他的兵，都改稱某州駐札御前諸軍，直達朝廷，帥臣不得節制。驕橫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強立國了。我如今請再引《文獻通考》所載葉適論四大屯兵的幾句話，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韓、岳、張和吳玢的兵。以見得當時的情形。
……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階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廩稍惟其所賦，功勛惟其所奏；將版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今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
看了這一段，也可以知道當時的措置，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總而言之，古人濫得美名，或者枉受惡名，原不同咱們相干，不必要咱們替他平反；然而研究歷史，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便是根據著現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根據著歷史上較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真相）。這麼一來，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得了這種原則公例，就好拿來應用，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所謂「臧往以知來」。歷史的用處，就在這裡。倘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譬如後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卻有禪讓的堯、舜；現在滿眼是驕橫的軍閥，從前偏有公忠體國的韓、岳、張、劉。那就人的性質，無從捉摸；歷史上的事實，再無公例可求；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二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教科書的經典，史學大師呂思勉的《白話中國史》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多次出版，期間多次再版。但是到了1935年，上海市國民黨黨部，責令商務印書館對這部影響甚大的教科書進行修改，原因是「醜詆岳飛，推崇秦檜」：「按武穆之精忠，於秦檜之姦邪，早為千古定論，該書上述各節摭拾浮詞，妄陳瞽說，於武穆極醜詆之能，於秦檜盡推崇之致，是何居心？......際此國勢衰微，外侮憑陵，凡所以鼓勵精忠報國之精神，激揚不屈不撓之意志，在學術界當方交相勸勉，一致努力。乃該書持論竟大反常理，影響所及，何堪設想。」
1935年3月5日，南京特別市市長石瑛簽發訓令第2315號，訓令社會局嚴禁《白話本國史》未刪正前在南京銷售，並簽發公函第2316號致教育部，函請嚴飭呂著刪改修正，未刪正前禁止其發售，禁止各級學校學生閱讀。
訓令要求修改的部分有：1.「大將如宗澤及韓、岳、張、劉等，都是招群盜而之……」2.「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3.「岳飛只郾城打了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都是莫須有的……」等語。
3月12日，南京《朝報》「每日談話」專欄發表署名「沽」(作者趙超構)的短文《從秦檜說起》，為呂著被禁喊冤。南京《救國日報》總編輯龔德柏看到後，火冒三丈，在報上以初號大字「真憑實據，證明呂思勉為漢奸」為標題，痛加斥責。
5月，龔德柏一紙訴狀，以呂在《白話本國史》「宋金和戰」一節的議論失當，危害民國，將犯有《刑法》「外患罪」和違反《出版法》的商務印書館、呂思勉、《朝報》經理王公弢、主筆趙超構，告上江蘇上海地方法院。
按照民國《刑法典》，外患罪最高可判死刑。以刑法論處學術，何其不公！趙超構深感：「此種奸偽言論之製造者，但圖一己之行文快意，不惜陷他人於漢奸至惡之名……戕害他人之名譽猶不足，且進而欲毀其生命。吾今詞而辟之，肅清此種言論界之敗類，為整個社會人士，爭取生命與名譽之保障。」
同月12日，呂思勉與商務印書館代表人李伯嘉、律師徐百齊至南京，13日午後至法庭應訴。20日，江蘇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宣布判決：「呂思勉所著《自修適用本國史》不依據確定正史推崇岳飛等，乃稱根據《宋史》本紀、《金史》、《文獻通考》、趙翼《廿二史札記》以褒秦檜而貶岳飛等，其持論固屬不當，無怪人多指摘。但在民國十二年初版及十五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各續版皆然，有初版及各續版書可證其間未曾修改，其就古人之臧否加以評論與以現代事實推想古代事實之說，雖未適當，要皆在我國東北之地未失以前，與現在情形不同，自非別有作用，既系個人研究歷史之評論與見解，呂思勉無通謀外國，危害民國獨立與領土完整之事實，故不構成外患罪。」（在此之前，因為相關的爭議和時代變化，呂思勉已經在1933年出了一個修改過的版本，但市場上各種舊版本仍在流行。）
判決承認：「以法律言……不構成《出版法》第十九條第三十五條之罪。商務印書館印刷人、發行人李伯嘉自亦同無犯行可言……王公弢、趙超構見南京市政府禁止該書，即於《朝報》發表《從秦檜說起》一文，為呂思勉辯者，亦不過系私人之見解，謂蓋棺定論之難，岳飛、秦檜等之毀譽難定，並有同時譽此人同時毀此人者，有意弄文，非藉抗令，均不成立違反《出版法》第十九條罪刑，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二款為不起訴處分。」（以上「教科書案」內容參考俞飛，劉超二文所列材料編寫。）
雖然國民黨的訓政看起來有些噁心，但是最終法院還是能堅持司法獨立，所以從結果上來看，也不算太壞。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從這本書出版到被起訴的12年時間內，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呂思勉對岳飛的詬病，雖然有充分的學術理由，但我們也不可以忽視「第一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故呂氏對擁兵自重的軍閥沒有好感，而延及岳飛。然1933年之後，「九一八事件」爆發，國家存亡又成當務之急，所以，社會上對呂氏對岳飛的非議評價適時發酵，也是情境使然。合乎科林伍德「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
事實上，每個時代對歷史評價都存在差異，對此我們也是屢見不鮮，比如說民國時期對宋朝的評價和今人對於宋朝的評價，反差就極大。在《國史大綱》中號召讀者「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的錢穆，自己卻在《國史大綱》的第六編兩宋之部中採用了「貧弱的新中央」，「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這樣的標題來形容宋朝。而今人，在對宋朝的評價上，調子卻頗高，有趣的是，其中更不乏錢穆學術的追隨者。究其反差原因，無非是今日之處境與民國之處境，存在著一個「安全秩序」VS「尊嚴慾望」兩極政治變奏的轉換。而史家之識論，亦囿拘於時代價值。
三
關於岳飛的評價，其實爭議還真不少。比如宋人的私家筆記中，有一則記載是說，岳飛是「豬精」轉世，而朱熹對岳飛也有謾訾。可以說，在道學未定於一尊之時，岳飛的地位並不是很高，雖然南宋在一個時期內，出於軍事北伐的需要，追授了岳飛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其實要到明代，岳飛在民間的觀念地位才至高無上。（參見劉子健《岳飛——從史學和思想史來看》一文）現在我們關於岳飛的歷史形象，其實是一個層累式的結果。其中包括岳飛手書「還我河山」，「出師表」，以及《滿江紅》，都是後人假託於岳飛的形象製作。至於《說岳全傳》中帶有神話性質的演義，更不必言。（此處，我只是簡要總結岳飛的形象製作。已有論文，未刊）
原本關於岳飛的評價及其形象變遷問題，如果具有足夠的認知理性，那是完全可以心平氣和對此辨析的。但是，事實上就算是相關學術專業的歷史學家也不見得能夠做到相對認知理性的進行辯論，遑論既缺乏相關知識積累又不具備史學本體反思的公眾史學層面了。所以，在此有必要對於史學建構的原理進行展開，交代一下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學是怎麼樣一個結構。
按照我的劃分，政治史研究存在三個建構路徑，第一種是真實發生的歷史，這個不可改變，猶如一個人的天生顏值。第二種是當事人或者利益相關人的建構，出於一種自我服務的心理，當事人或者利益相關人員在述及自己或者利益相關者經歷時，會有意無意的進行重構，猶如人的整容、化妝一樣（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當事人重述自己的經歷，精準度大概在70%左右）。第三種，則是他者眼中的歷史，因為價值、情境的諸多差異，在他者眼中看出來的歷史異化程度也不小，因為所有的歷史敘事結構，即以價值前設為原點，然後用邏輯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記載中串聯起來。所以，價值前設不同，視野也不同，結論也就不同。如果讀者意識到這一層，那麼對於所有的政治史評價的爭議，亦可淡然一笑。
這裡就以岳飛為例，其孫岳珂後來搜集了大量的材料編著了《金陀粹編》一書，但是作為岳飛的孫子，這種自我維護、美化的成分有多大，幾乎不用動腦子，就可以想見。後世《說岳全傳》根據《金陀粹編》中對岳飛的神話，繪聲繪色的演義了一段岳飛和金兀朮的交鋒史，但事實上，岳飛和金兀朮統帥的軍隊根本就沒有發生交鋒，更不存在什麼「十二道金牌召回」之事。除此之外，連岳飛的頭號粉絲王曾瑜教授也指責岳珂的敘述對於宋高宗多有避諱。所以，岳珂編著的這本書，可靠性是相當低的。且不管岳珂是否在事迹上有造假，光敘述上的誤導，就是禿子頭上的跳蚤。而關於他者眼中的岳飛，前面已經簡單述及，就此不做展開，無非是危急存亡之時，公眾呼喚岳飛式的人物；而歌舞昇平之時，則把岳飛拋之腦後。所以，岳飛的形象和時代變遷有著升降關係（丘吉爾45年不就是這樣敗選的嘛）。
現在回到政治學層面，史學的三重建構之外，還有一種等而下之的「記憶編程」。在西方已經有史學研究者喊出了「一切歷史都是記憶史」，雖然我對此多少有些保留。但是我認為記憶編程這個問題還是很重要的。對於公眾而言，首先缺乏足夠的慾望，再者也缺乏足夠的方法去理解歷史。但是，歷史對於一個政治共同體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歷史決定了共同體的自我理解方向，或者說是一種合法性。所以，無論是統治者有意的會塑造一段歷史記憶的編程，還是社會無意中自發形成的記憶編程，都是維繫一個共同體必不可少的條件（人類早期歷史敘述，往往帶有神話色彩，其實這也是一種歷史，解決「我是誰？」"我從哪裡來？」這類終極問題）。
通常，基於共同體自我理解的記憶編程，只是一種粗暴，簡單的敘述，公眾所接受的歷史，只不過是一種線段式的理解，比如說，關於中國的近代史，公眾基本上只是對一些特殊的年份有所敏感，比如說1895年、1912年、1927年、1937年、1949年。但是如果提到另外的一些年份，比如1914年、1929年、1941年、1954年，大部分人則會茫然無知。但是，另一方面，這種記憶編程，又足以建構一個穩定的認知架構。
公眾對於歷史的簡單認知，如果用一種心理學的術語，就是「認知協調」。就拿岳飛和秦檜為例，岳飛和秦檜兩個人的形象，一「正」一「反」，這種歷史形象，其實還是一種美學的建構，岳飛是「大英雄」，是「美」的，但秦檜是「大奸臣」，是「丑」的，人們用「丑」來反襯「美」。這一「美」一「丑」，構成了一種認知協調。現在A說岳飛是好人，B也說岳飛是好人，A說秦檜是壞人，B也說秦檜是壞人，這就是一種非常簡單的認知協調狀態。但是，如果A既說對B說岳飛是好人，又拿出一大堆理由對B說秦檜也是個好人，那對於B而言，他的認知架構和A就發生了衝突，B就會拒斥，因為他的認知架構面臨了，這時候的B存在兩種選擇，一種是進行辯論，重新恢復認知協調。另一種則是順著A的思路，站在另外一個角度進行認知的調整，然後重新達到協調狀態。
本文標題，戲謔的取名「猴子撈岳飛」，靈感就是來自童話故事「猴子撈月亮」，猴子看到水中倒映出月亮，心想不對啊，月亮不是應該在天上嗎？怎麼掉水裡了？這就是一種認知不協調，於是就拚命的撈啊撈，結果月亮還是在水裡。這其實就是一種最簡單的認知不協調及其調整過程。岳飛作為一個符號，很多人也不願意接受他被貶低，於是拚命的抵抗這種「翻案」性質的研究。就像我們知道的這幾年，楊天石和沈志華兩位老師的一些歷史研究結論，不同於過往，於是就被人罵做是「買辦學者」，「漢奸學者」，其實這就是一種認知協調被破壞的心理抵抗行為，通過認定對方是「買辦學者」，「漢奸學者」，於是自己的認知又獲得了一種平衡，只不過相對來說，這比較低級而已。
不要以為這種認知協調僅僅是個人之事，在宏觀的政治層面，共同體的集體認知協調其實關乎於共同體的維繫，就我們一般接受的通識性的歷史教育，大概除了名字和日期是正確的之外，敘事層面大都會存在很大的問題。所以，從性質上來說，美國的公民讀本中的歷史和你們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其實放在歷史學科檢驗的角度來說，二者並無不同。我們最好意識到一點，記憶編程之後，隨之而來的可是行為編程！
結論
歷史學固然需要和史料打交道，但是歷史學這個學科的建立並不能脫離哲學層面的方法論。我們在接受歷史的時候，不要武斷的採取的偏信或者拒斥態度，而更多的是要進行一種反思。
本文轉自：無英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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