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過敏的皇帝和他的天朝
愛新覺羅·弘曆
乾隆三十三年，是西曆的公元1768年。這一年距離愛新覺羅·弘曆登基已經過去了32年，距離歷史上著名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還要再等25年。
1768年的北京之夏酷熱難當，跟往年一樣，57歲的乾隆皇帝於7月底從北京的紫禁城移駕到承德的避暑山莊辦公。朝廷里主要的軍機大臣在炎熱的北京幫助乾隆處理日常政務，不過重要的文件或機密要事需要向乾隆當面陳述。
10月18日，距離乾隆返京僅有十天左右的時間，乾隆的老臣，已經六十八歲的大學士劉統勛按耐不住急切的心情啟程欲到承德面聖。在其他的軍機大臣看來，有件棘手的事也只有劉統勛能辦到，因為他是乾隆非常尊敬的老臣。這件事連日來弄得這些在京的軍機大臣焦頭爛額，也讓正在承德避暑的乾隆龍顏大怒。
事件源於浙江省清德縣的一起被稱作「叫魂」的妖術。據稱，術士們通過作法於受害人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便可讓受害者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自己而服務。這樣一起簡單的迷信事件，引起了當地人的極大恐慌，並且廣為流傳開來。
在此之後，與浙江臨近的江蘇省也發現了類似事件，緊接著，山東、直隸、陝西等地都發生了「叫魂」的系列事件，天子腳下的北京和承德也時有發生。
乾隆皇帝在前往承德之前就已經通過機密情報得知了此事，當時事態還沒有擴大化。他讓自己的大學士傅恆、尹繼善和劉統勛起草上諭，下達給浙江、江蘇和山東的官員們，並在上諭中說「此等造作訛言，最易煽惑民聽，理應留心查禁，以杜澆風」，並告誡那些總督、巡撫們「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嚴拏重治其罪，否則將倡播之人查拏一二，嚴加懲治，以儆其餘。」
午門獻俘
乾隆對於「叫魂」這件事是神經過敏的，因為「叫魂」這一妖術中有一項是剪人的辮子，這對於滿清入關後的第四任執政者乾隆皇帝看來，無疑會跟清初的「剃髮令」扯上關係。
清初「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硬性規定觸怒了當時的民眾，對於一個滿洲外族來說，這件事是非常敏感的種族事件，不自信的乾隆皇帝害怕事件擴大化，進而危機到自己王朝的合法性。所以，他在這封上諭里說「並須不動聲色，妥協查辦。」
因而，在乾隆和各地官員的通信中避免使用跟「剃髮令」相關的敏感字眼，以防這類事件升級為類似於「反清復明」的政治風波。但是，事件並沒有像乾隆所設想的那麼容易平息，這次「叫魂」事件愈演愈烈，從江南地區發展到北方一帶，事件從5月間初露端倪一直持續到10月末，這讓乾隆皇帝十分惱火。在乾隆看來，一件小小的事件是考察一個官員是否合格的關鍵，難道這群官吏是一群酒囊飯袋？
於是，乾隆皇帝在與各省的巡撫之間的溝通之中，一直斥責他們辦事不利，枉得朕的信任。官員們則認為，這件不同尋常的事件已經驚動了皇帝，皇帝在各省的眼線時時向他彙報自己辦事的情況，並且鄰省的巡撫也有權力向乾隆遞奏摺，別人說了什麼對自己不利的話，自己完全不知道。
在這場政治的「囚徒困境」中要想取悅皇帝，那麼他們自己一定要有所作為，進而向乾隆有所交代，否則自己頭上的烏沙不保。
於是乎，在最高權力的直接推動下，包括浙江、江蘇、山東等省開始了一場剿滅「叫魂者」的行動。就在各省官員行動起來以後，「叫魂」事態也隨之愈演愈烈，乾隆不得不面對此次事態的嚴重性。
9月7日，乾隆在給七省督撫發出的一道上諭中，終於十分不情願地把剪辮妖術和「剃髮令」聯繫起來。乾隆認為，「叫魂」事件背後是一個更大的陰謀，男子「留辮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髮辮即非滿洲臣僕」，所以說，此次事件已經由民間的妖術問題升級為謀反。
清時期版圖
在此之後，各地官員開始在自己的轄區內廣泛搜羅妖黨，官府所抓獲的妖黨主要是以流浪乞丐和一些沒有營業執照的道士以及和尚居多。
清朝規定，和尚出家皆由官府許可，並給其頒發度牒，由於年多日久，這項不易操作的制度漸漸廢弛。這些貧苦大眾因吃飯問題落髮出家，無照營業已經不合規矩，沒成想又跟「叫魂」案件聯繫起來，許多個湊巧的懷疑和尷尬的巧合讓他們碰上了官府的釘子。
這些被抓獲的妖黨因為懼怕衙門裡的刑具，幾乎都在用刑之後編織關於「叫魂」的故事。知縣將重犯送交巡撫，巡撫再將其送交總督。最後，乾隆命令將各省的重要罪犯押送京城和承德，由軍機處的大臣連堂會審，必須將犯人提到的妖黨首腦張四儒等人抓獲。
然而，無一例外的是，送交京城的這些犯人幾乎都在地方官府輪番用刑之下非殘既廢，死的死，病的病，早就在鬼門關徘徊了。翻供，是這些犯人幾乎同時使用的手段，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是被逼無奈下才承認了自己跟妖黨相關。
根據他們的供詞，從中央到地方開始了細緻的案件追查。然而，結果並不樂觀，要麼是人名對不上，要麼是地址錯誤，還有的純屬是地方衙役為報私仇陷害栽贓。各地官員最終也沒有找到這些人提到的所謂的「妖黨首腦」。
北京和承德關押著相當數量的要犯，軍機大臣面對這些前言不搭後語的供詞一籌莫展。身處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幾個月以來處於深深的焦慮之中。
給犯人上夾棍
這起時間之久，跨度之廣的「叫魂」事件眼看著就要無果而終，成為了一出鬧劇，大學士劉統勛認為是時候向乾隆攤牌了，否則乾隆會處於更大的尷尬境地。也許這位老臣認為，乾隆也非常需要一個台階讓自己走下來。劉統勛從北京出發，於三天后，也就是10月21日抵達承德。在接下來的五天中，他與傅恆伴隨乾隆左右。
現在，乾隆已經不再迴避可能的冤案，對於翻供也不再感到勉強。10月26日，乾隆攜同大學士劉統勛回京，傅恆留在承德完成對叫魂案犯的審訊。11月1日，乾隆抵京，兩天後，他便降旨停止了對叫魂案的清剿。
這一無果而終的案子就此結案。案犯中除了案中病死之人外，餘下的都被無罪釋放、發還原籍，跟本次「叫魂」案牽扯上關係且確有其他罪的案犯都受到了嚴懲。為了維護朝廷的權威，也為了維護乾隆的顏面，朝廷並未承認「叫魂」案件本身是有問題的。
恰恰相反，朝廷或者乾隆本人始終相信「叫魂」的主犯是確實存在的，之所以沒有最終破案，歸根結底是各省官員的失職。於是，乾隆以拿自己的屬下開刀這種方式來報復那些最初掩蓋案情，中途辦事不利的官員。
因玩忽職守而被罰的有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等，儘管這些人與乾隆有親戚關係，但是他為了以儆效尤，也象徵性的對這些「省長」們進行了處罰。而那些州縣官員，因為最初釋放了「叫魂」的嫌犯而遭到革職查辦，一些低級官員因為對無辜嫌犯刑訊逼供也受到彈劾，不少傑出官員的仕途前程就此毀於一旦。
「叫魂」這樣一起事件，在清朝歷史上看似無足輕重，它與康熙平定三番叛亂，雍正首創軍機處，乾隆平定準格爾大小和卓叛亂等載入史冊的歷史事件不可同日而語。人們關於清代的「康乾盛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遐想，在盛世之下，此等小事可等閑視之。
然而，這樣一起事件被一個叫孔飛力的美國學者寫成了一本書，中文譯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孔飛力於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當那個著名的「中國通」、《劍橋中國史》的主編費正清於1977年從哈佛大學榮譽退休之後，孔飛力接替了費正清的職位，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而這本《叫魂》便是孔飛力的代表作，於1990年出版。
該書曾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獲獎評語這樣寫道：本書對於專治統治的原動力做了細緻、強有力卻依然十分準確而又得體的探討。
探討一：很鐵不成鋼的八旗子弟
這個效仿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乾隆爺對於江南美景、美人流連忘返，並且把江南大量的建築風格移植到北京的頤和園、圓明園以及承德行宮。乾隆自己也對孕育於江南的漢文化由衷喜愛。他是古代寫詩最多的詩人，可惜沒有一首詩被後人傳唱的，但是這毫不影響這位自戀的皇帝以「十全老人」自居。
即使如此，乾隆從內心深處還是對江南的文人，以及江南的文化充滿了鄙夷和厭惡。滿洲旗人入關前是馬背上的民族，旗人應該在勇氣、儉樸、堅毅等方面具有高水準的典範，然而，一個接一個的事例向乾隆表明，那些舊日的美德正在漸漸褪去。
曾經有一位臨時服役在綠營的旗人，由於未能平息一場叛亂，又不願意麵對制裁，便懸樑自盡。乾隆得知此事之後非常生氣，並且痛斥這一行為，並在其他場合認為滿洲人已「漸染惡習，浮靡囂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滿洲人已經「幾與漢人無異」。
這是乾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滿洲人在入關後甚至把自己的語言都丟了，在滿洲任職的官員本來主要是應以滿文來撰寫奏摺的，但是他們卻只是使用漢文。乾隆因而指責這些滿人「竟染漢人習氣，有失滿洲舊風」。
這個曾經馳騁塞外的馬背民族，已經拉不開弓，射不得箭，已經滑入漢人的泥潭不能自拔。在「叫魂」案中，各省巡撫和兩江總督等高級官員，幾乎都與乾隆有親戚關係，大部分是旗人子孫。他們在處理該案的時候辦案程序和辦案心理太過「漢化」，拖泥帶水，所以乾隆經常在奏摺硃批里用蠢豬的同義詞「廢物」來斥責這些已經被漢化的滿族旗人。
探討二：乾隆和官僚的博弈
在處理「叫魂」案的時候，最尷尬的不是底層民眾，也不是皇帝，而是夾雜中間的官員。孔飛力指出，當時的中國是一種官僚君主制的社會。那麼，官僚君主制包括常規權力和專治權力。說的簡單易懂一點就是：官場的正常司法程序和個人干預官場司法的權力。
滿人出獵圖
在常規權力中，官員總會把非常急切的事情程序化，互相踢皮球，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進程相對較慢，效率較低；在專治權力中，皇帝希望擺脫這種正常程序的掣肘，跳出官場的「套路」，直接對相關人員進行指揮，進而加快事件的辦理進程，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讓官員聽命於皇帝。
乾隆是「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他在當時的社會扮演國父的角色。但是官員也有自己的需求，他們在表面上必須對皇帝三跪九叩，但是心中卻有著自己的算盤。
因而這樣一個專制的「政府還有另外一個作用……它要以社會中的『事件』為原料來推動制度內部各種關係的運作。官僚君主制的內在機制則對所有這些『事件』進行加工，使它們轉換為權力和地位。」「叫魂」案件的發生，案件的發展，最終的結局，很好的詮釋了官僚君主制的內涵。
探討三：冤案的產生和民眾的自我賦權
關於「叫魂」案為何在官府審理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證據，但是經過後來的查證發現，這些案件的證據普遍不足，很多都是案犯畏懼刑具而胡編亂造，而故事的起因多為個人公報私仇，以「叫魂」案為借口進行栽贓陷害。
其中一個犯人為了爭奪家裡的財產而「六親不認」，將恐怖的罪名加在長輩身生，後來官府查實並無「叫魂」之事，乾隆下令將此人斬立決。
孔飛力指出，當時中國的普通民眾並沒有基本的權利，因而他們會伺機抓住來之不易的空隙，公報私仇。「施行妖術和提出妖術指控所折射反映出來的是人們的無權無勢狀態。對一些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來說，弘曆（乾隆）的清剿給他們帶來了慷慨的機會。」
冤案產生於普通民眾的自我攻擊，對於很少獲得權力的廣大民眾來說，一旦他們心中有所不滿，就會以公共的名義施行報復，也體現出普通民眾對於權力的「饑渴」狀態。
乾隆戎裝像（郎世寧繪）
官僚，或者說是官員，與民眾是不同的層面，民眾的自我賦權在1768年並沒有對官僚階層產生什麼影響。然而，孔飛力明確的指出，「那種由睚眥必報的領導人和狂熱激動的民眾勾結起來對付共同敵人的狂暴結合，還是一件要到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的事情，十八世紀的官僚們還沒有受到這樣的致命夾擊。」
孔飛力點到即止，沒有過多鋪陳。然而，從中國的18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歷經二百年之後，孔飛力所提到的那種「狂暴結合」才真正上演。
探討四：「乾隆盛世」的不同側面
一件由民間興起的「叫魂」案件是一顆石子，它在投入帝國平靜的水中之後激起了層層漣漪，進而形成了巨浪，驚動了坐在龍椅上的乾隆皇帝。這件案子的案犯幾乎都是乞丐、游僧、道士，說白了就是要飯吃的貧窮百姓。
乾隆沒事的時候可能也在想，老子的帝國可是天朝上國啊，是盛世啊！天朝上國，哪裡來的如此之多的乞丐？
帝國的表面金玉其外，社會結構內部已經敗絮其中。孔飛力指出，乾隆時期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欣欣向榮，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
以「叫魂」案發生地長江下游為例，這一地區經濟達到了高度的專門化，但是以至於糧食產量過低，難以滿足當地人口的需要。從明朝開始的稅制改革，通過將地稅和勞役稅合併，統一以土地為基礎收稅即「攤丁入畝」制度，勞動力得以空前解放。
但是，這些勞動力多大程度上獲得了「自由」是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大概，『自由』還意味著他們可以加入政府為完成各種工程而僱傭的勞工大軍，或可以在內河船埠以及外貿海運碼頭找到工作。但是，在這個經濟成長的時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買主來購買他們的勞力？這些人又該幹什麼？」
「1768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
這是孔飛力該書開篇的話，作者圍繞著「叫魂」這一主題，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闡述。但是，作者主要探討的是中國的官僚制度，分析透徹不乏真知灼見。
孔飛力說，「沒有人會哀悼舊中國的官僚制度……沒有這樣一個應急的錨碇，中國就會在風暴中急劇偏航。在缺乏一種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況下，統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
如此看來，這種被乾隆所厭棄、鄙視的官僚制度也有其有利的一面。那麼，這種官僚制度的魅影在現代中國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運作的呢？（完）
註：本文觀點及引言摘自《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上海三聯書店，2017重印）；圖片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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