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每個人都有那麼一點精神病：長期嚴重精神病患者的疾病與自我表述》

Sue E. Estroff with William C. Illingworth,Anna Johnston 1991Everybody』s got alittle mental illness: Accounts of illness and self among people with severe,persistent mental illness.MedicalAnthropology Quarterly

《飛越瘋人院》劇照

這篇醫學人類學頂級期刊（MedicalAnthropology Quarterly）的論文標題不免讓人覺得有些困惑，因為主標題是「每個人都有那麼一點精神病」，這意味著這篇文章調查的對象可能是大眾以及他們在精神方面的「小狀況」，但副標題又指示出其調查的對象是長期且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的患者，這彷彿給人一種「每個人都會患感冒——肺癌患者的自述」的既視感——主、副標題之間的巨大裂縫，實則透露了精神病人在個體與個體、「自我」與「他者」的不同看待方式之間所產生的表述差距。

正如該文開篇指出：精神病既是強烈的私人體驗，又是深刻的社會範疇，是由幾個世紀里為之著迷的學者與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共同編造出來的社會過程。歷史學家邁克爾·唐納德（Michael MacDonald）精神病，對當事人是最痛苦的折磨，對旁觀者則是社會弊病。幻覺帶來的個人困惑與孤獨，乘以貧窮與排斥他人，導致被社會邊緣的狀態。幻覺帶來的個人困惑與孤獨，乘以貧窮與排斥他人，導致被社會邊緣的狀態。公共領域與個體層面的失序導致他們的邊緣狀態，邊緣的狀態則會再一次造成失序，二者惡性循環。

對於精神病的命名，並將其納入到醫療體系中是一個過程。在現代性的語境里，對各種各樣的精神病進行分類、命名和採用不同的治療方案是對精神病本質的發現，而在後現代的語境里這種發現或許成了建構。無論如何，生物醫學範式都在這一過程中佔據主導和權威作用。

《飛越瘋人院》劇照

這篇文章展現了與自我有關的精神疾病記述的多樣性。有些報道人認為精神疾病是對正常情緒、思想和行為的誇大，或者是被誤認為是混亂的社會問題。也有人則接受精神疾病的診斷，或者在接受與質疑之間來回動搖。例如以下表述：

我想每個人都有一點精神疾病。只是有些人知道, 有些卻沒有。

也許我真的病了。我試著不去面對這個事實, 但看起來我真的病了, 你知道。我可能有這個殘疾好幾年了。我不知道……

我想證明我是正常的或者可以處理的事情, 但是直到判決生效,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認為我有分裂情感紊亂症, 我認為他們應該非常小心地使用這種診斷。我已經問過我的病歷了我想這會證明的我想我不會滿足帝斯曼病的標準。我的意思是, 當有人告訴你你有精神分裂症的時候, 這就像是死刑, 我想把這句話傳給我的醫生。

自我標籤，或者在什麼情況下，個人自稱是精神病或有精神疾病，也是學術調查的主題(湯森1976；華納et. 1989；溫斯坦1983)。在患有主要精神障礙超過一年的時間的人當中，該文討論了對精神疾病與自我的記述與解釋，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自我陳述，包括癥狀，特別是癥狀作為主體的一部分，是一種解釋自己目前狀況的方法。癥狀也可能被描述為對象，而不將它們直接鏈接到自己。這種疾病的說話並不明確地標註標籤，而是傳達個人的經驗。

「我有」和「我是」是更直接的病症—身分聲明。

「我是」的陳述如下：

我不正常

我是啤酒酒鬼

我想我的精神有病, 它使我身體下降。我都病了, 真噁心。

「我有」陳述如下：

我有情緒失調症

我有情緒波動和很多混亂.....。一個遊離紊亂就是問題所在。

「我有」和「我」的陳述可以由同一個人作出，未必是截然分離的表述。他們是指個人如何定位自己的疾病或診斷，是疾病談話的一個方面，揭示了調查對象的自我標記的立場和疾病的解釋。

《飛越瘋人院》劇照

從另一種角度講，精神疾病與其他疾病不同，其成因既有可能是生理性的，也有可能是來自精神的，既可能是先天的某種化學要素過少，如多巴胺、血清素等，又有可能由於後天的遭遇導致壓力過大，以致精神受挫或崩潰，一個人的狂躁或抑鬱情緒。以上兩種也是精神病人在自我表述時考慮的因素。除此之外，還有用宗教進行解釋的，如「我被鬼附身了。我無法擺脫他.....。」本文對所有自我標籤劃分為五類：

醫療/臨床 (MED)

情感/發展 (EMOT)

社交/情景 (SOC)

無問題 (NPR)

宗教/精神 (REL)

以及：複合記述 (MD + EM)

該文通過對錶述的分類，將169個案例進行統計。認為最引人注目的是種族/性別與診斷、記述類型和自我標記之間的強烈關聯。這些數據結果如：整體非洲裔美國人男性是最不可能的自已標籤作為精神疾病(4.2%),而白種人是最可能的(43.6%)。非裔美國人和白人婦女自我標記在幾乎相等的比例(分別37.5%和36.4%)。除此之外，該文還對婚姻狀況、有無子女、社會經濟地位與精神疾病自我標籤狀況的進行統計分析。

該文同時也反思其方法的合理性，幾乎所有被訪談的對象都在精神病院,而不是在任何其他採訪期間。需要進一步的調查，以澄清語境對自我標記的影響。

這篇文章與筆者推介的前一篇《作為文化體系的照料：美國城鎮子女盡孝義務與父母依賴的觀念》一樣，寫於1990年代的美國，且兩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很類似，都是在做了大量訪談基礎上，將訪談文本作為數據資料，首先進行對文本中出現的關鍵詞進行分類，然後研究這些關鍵詞與其他可能相關因素的分布狀況，最後得出相關性結論。這種方法可以視作定性與定量的結合。

推介：復旦人類學 張路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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