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玄閣主陳柱和他的《墨學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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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學界奇人的民國學者陳柱（1890—1944）字柱尊、號守玄，北流人。雖然他只活了54歲，著作卻達120餘種，1000餘萬字，很多著作還是文言文，且遍及經史子集。陳柱出身於書香世家，7歲就讀於蘿村小學堂，稍長受業於容縣蘇寓庸。其幼年好鬥雞走狗，多次觸怒豪強險些喪命，這樣的浪蕩子弟經母親管教居然能折節讀書，「發憤誦讀不出戶者三年」；清末參加革命，民初卻厭惡黨爭而毅然退出政壇；考入南洋大學電機系學習，卻喜歡給學長學弟們講國學，校長唐文治專門配備了大寢室給他課後「開講座」，結果還沒畢業就被南洋大學聘為國文教師；寫了那麼多書，居然還有閑暇經常出去旅遊；本來喜歡子學，民國以後，「子學朋興，六藝之言，漸如土苴，余性好矯俗，乃轉而治經」。真是個怪才！

陳柱

陳柱畢生克勤克儉，唯愛書成癖，平日教書所得薪金，除家庭開支及子女教育費外，傾囊購書。家中有藏書樓，曰「守玄閣」，又榜「十萬卷樓」。才思敏捷，出筆迅速，生平代表作有《守玄閣文字學》《公羊家哲學》《墨子間詁補正》《小學評議》《三書堂叢書》《文心雕龍校注》《墨學十論》《子二十六論》等，精闢通透、博大精深，很受學術界推崇與讚賞。國學大師唐文治對其著作的評語是「闡發宏深，切中時弊，針砭末俗，激動人心，入著述之林，是為吾道光」。平生喜歡飲酒賦詩，人稱「酒國詩人」，創作的詩歌不下萬首，現存詩集有《待焚詩稿》兩種版本共10卷，主持編纂《粵西十四家詩鈔》。

陳柱尤喜歡《墨子》，「諸子之中，於墨書研誦尤久」。孫詒讓的《墨子間詁》是一代墨學名著，陳柱在坐車時翻閱這部書，隨手就指出可商榷者多處，於是寫成《定本墨子間詁補正》，足匡孫氏之不逮，唐文治稱他為孫氏的功臣。1926年，上海大夏大學請他講《墨子》，他怕學生「徒沉溺於章句，而不能通其條貫，明其得失也。故再為之分題講論，凡十篇」。這十篇專題講稿就成了《墨子十論》一書。書中對墨子並非姓墨、《墨子》與經學特別是《尚書》的關係、《墨子》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墨子與諸子之異同、對歷代墨學專著的評論，都有所發明，成一家之言。陳柱對《墨子》評價甚高，認為《墨子》「最富義理，誠子部中之寶書」。當然，因其根本思想未脫儒家窠臼，有時不免苛評。筆者無意臧否前賢，謹擇幾處評述之。

一

《墨子》前數篇並非偽作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將《墨子》中的篇章分為五組，第一組為第一《親士篇》至第七《三辯篇》，胡適認為這七篇都是後人假造，「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之餘論而作者」。陳柱對此不以為然：「夫親士修身，諸子之言治者多不能外；墨子之偶同儒家，何足為異？且諸氏謂辭恉不近墨子，自吾觀之，其足以表墨學特別之精神者正甚眾。」比如《親士篇》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以自信者也。」陳柱對這段話的解釋是：我非無安居，但為天下有不安之故，吾心亦不安，故我亦無安居也；我非無足財，但為天下有不足之故，吾心亦不足，故我亦無足財也；此荀子所謂「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也」。君子以艱難自任，而以安樂與人。「雖處平民之位，亦無怨心，何也？在社會努力，經能自伸，不必為官也。」

這正是墨突不黔之義。這不就表現了墨家精神嗎？

筆者贊同陳柱的觀點。比如《修身篇》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這很符合墨家重實行的觀念。《修身篇》又強調：「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遍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這一段也非常符合墨家精神，墨家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榜樣，墨子更是主張有力助人、有財分人、有道教人，在《尚同上篇》中，墨子把不能互助作為人類未走出叢林狀態的標誌：「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而墨家學團實行分財互助原則，更加可以證明「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確實是墨家的核心觀念之一。至於守道不篤不足與游，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墨子「好學而博」，「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墨子心目中的聖人是親自參加勞動的大禹：「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於是墨子要求其信徒以大禹的勞苦為榜樣：「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屐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歷代學人都說墨家太刻苦，「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作為墨者，不但要苦行，還要隨時準備為群體利益和匡扶正義犧牲性命，這就是莊子說的墨者「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這就是孟子說的「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就是《淮南子》說的「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像這樣需要苦行、禁慾、犧牲的學派，如果守道不篤，豈能忍受得了並習以為常？因此說不足與游，無疑符合墨家的需要。

二

巨子並非世襲

梁啟超根據《尚同上篇》「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就說墨子主張民選天子。墨子這句話因為原文沒有主語，因此學界聚訟紛紜，各人往往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解釋。陳柱在書中對梁啟超等予以批評，並有力地論證了墨子是主張由天來選天子。筆者贊同陳柱的觀點。當然，墨子雖然反覆強調「天志」，並以天降災難與講鬼故事的方式教育人們要尊天明鬼，要按照天的意志去兼相愛交相利，天雖然看起來被他樹立成人格神，但實際上天是無法自己動手去選立和罷免天子的，難道墨子會愚蠢到連這一點都認識不到？筆者認為不能將墨子的天看成是人格神或神道設教，而可以看成一種歷史潮流或人心所向，猶如孫中山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另外，並不是說「尚同」就一點民主都沒有，在軍事民主制時期，軍事首領是由部落內部成員公舉推選的，墨家保留了軍事民主制時期的思想痕迹，而堯舜禹的禪讓傳說也可以在墨家組織中找到印證，因此顧頡剛有《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

墨家組織的首領稱為巨子。陳柱說墨家主張巨子世襲，筆者認為此言過於絕對化。巨子之傳，確實是由前任巨子指定，但接班人並不一定是自己的子女，可以是其他人。墨家雖然沒有規定巨子的子女一定不能接班，但傳賢確實優先於傳子。墨子無疑是墨家組織的首任巨子，他將巨子之位傳給弟子禽滑釐。後來有記載的墨家巨子中，也未見有傳位給子女的，比如孟勝為楚國陽城君守城而死，死前將巨子之位傳給宋國田襄子。陳柱說墨子主張世襲制，恐怕是忘了墨子對當時王公大臣偏袒父兄親戚的批判。不黨父兄，不阿親戚，這點墨家要比儒家好很多，「墨者之法」是墨家組織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的，即使巨子也不能例外。據《呂氏春秋·去私篇》記載：「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巨子可謂公矣。」年老的腹?以身作則，將獨子按律處置，這點恐非儒家所能。

舜被儒家讚譽為「大孝」之人，但這種「大孝」具有濃厚的家族本位色彩。舜的父親瞽叟殺人，舜不是秉公執法，而是私自將其父放走。孟子對此竟無半點指責之詞，相反還稱讚舜之「大孝」：「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舜的弟弟象窮凶極惡，舜非但不懲治，反而為他封邦建國。連孟子的弟子萬章都認為舜此舉有失公正：「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陳柱對此似乎視而不見。

三

節用與犧牲精神

陳柱將墨子的政治主張分為積極政策（尚同、尚賢）和消極政策（非攻、節用）兩種，他感嘆戰國時期墨子之消極政策未能行：「墨子以奢侈為致亂之源，節用為救亂之本，可謂切中時極。蓋儉則有餘，有餘則能相讓。奢則不足，不足則必出於爭，此大夫所以相亂家，諸侯所以相攻國也。烏能兼愛乎？」而墨子的積極政策「乃大行於秦，以成秦漢以後一大變局」。這個論斷或許啟發了何炳棣，他說：就全部傳統中國歷史而言，最大之事應是秦專制集權統一郡縣制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他認為從秦獻公起秦國開始轉弱為強，主要應歸功於墨者的幫助。秦獻公自始即對墨者有充分的信任，墨者似乎成為秦國軍隊中的全能幹部和嚴格紀律的執行者。「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嘔歌讚歎的永恆悲劇！」

陳柱認為墨子「節用之主義，實本兼愛而生。蓋必其人能節用而後有犧牲之精神以兼愛人也」。這個觀點很有意思。從現象上看，確實是能夠節用苦行才足以言犧牲，而且越是能節用苦行的人，越敢於犧牲自己。可否這樣來分析這個邏輯關係：能夠節用和苦行，就是將身體和外物都看得很輕；不能夠節用和苦行，一方面是把己身與外物看得很重，不會輕易放棄，另一方面也容易為求生本能與外物所誘惑而變節。因此，日常的節用與苦行，就等於是在平時鍛煉犧牲精神，以便在非常時期能夠勇於犧牲。人類還有一個有趣的心理現象：越是付出得多的人，越願意為對方付出。比如有人做過一個測試：當你的母親、妻子、孩子都掉進水裡，你只能救一個人而且必須救一個人時，你會選擇救哪個？多數人選擇了救孩子，或許是因為對孩子付出最多。是不是人類能夠從這種付出和奉獻中得到一種滿足感成就感呢？筆者難以揣測。

陳柱贊成荀子對墨子節用的批評，認為「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因為「若從墨子之儉，止求當時之足用而已，則民之勞力，唯耗於日用粗拙之業，烏有進化之可言哉？」荀子的論斷有其精闢處，如果政府強行限制人民消費，則確實會導致「天下尚儉而彌貧」。但在物質大為豐富的今天，主動的而非強制的節用，卻是人避免物質化的一個重要手段。當一個人解決了生存、尊重等需求，追求自我實現之後，其精神境界往往會得到巨大提升，會從追求物質轉化到追求精神，因此不會去計較衣食住行等物質化的東西，物質生活均以簡單為主，以便將精力注意力用在事業和精神上。這或可謂返璞歸真。比如香港影星周潤發將56億財產都捐出去，吃最普通的食物，出入於市井小店中。很多頂尖科學家的物質生活也非常簡樸。可見節用並不一定導致社會退化。即使是在現代社會中，節用也有其一席之地。

四

墨家並非重利輕情

陳柱引用《昭明文選》中的篇目說明了墨子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筆者讀其引文時，注意到張衡和曹植引用墨子的典故最多，這至少說明墨學在東漢乃至三國都還存在，因此西晉才有魯勝給《墨子》作注，而並非像一般學者所說，到了秦漢墨學就衰頹乃至中絕了。張衡在《思玄賦》中自註：「儒家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這說明張衡對儒墨兩家都有研究，因此才能一言抓住兩家要害。相比於今天某些學者在研究偉人思想時，區分不出諸子百家，儒墨道法眉毛鬍子一把抓，要高明許多。

陳柱在評述柳詒徵的《讀墨微言》時說：「《兼愛下篇》，有先利人之親然後愛利吾之親之說，柳氏斥之，以謂墨子之意，專為交易起見；人人以市道相交，必至真誠盡泯。皆為精絕之論。」對此筆者不敢苟同陳柳之見。柳詒徵看到墨子為了教人們兼相愛，告訴人們兼相愛能夠交相利，於是就批評墨子是市井之道，這和「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吃小虧佔大便宜」沒什麼區別。劉少奇為了教育人們不要怕吃虧，就用老百姓的語言來說明吃虧有好處，結果苛求者就說這是市儈哲學，吃小虧目的只是為了占更大的便宜。像這樣去批評墨子，幾乎可以視為欲加之罪。與柳氏批評的恰好相反，墨子從未以市井交易之道去做事，如果墨子講交易，何必連跑十天十夜、冒著被殺的危險去救跟他一點利害關係都沒有的宋國？鞋子跑破了，腳流血了，墨子撕下衣服包住腳繼續拚命地跑，終於在楚國發兵攻打宋國之前將戰爭制止住。魯迅在《故事新編》中對墨子救宋有很生動的描述和發揮：「墨子在歸途上，是走得較慢了，一則力乏，二則腳痛，三則乾糧已經吃完，難免覺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辦妥，不像來時的匆忙。然而比來時更晦氣：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救宋不但沒有向宋國要絲毫報酬，也沒有向宋人炫耀功勞，還白白淋了一身雨，這是哪門子市道交易？從這個角度看，柳詒徵不如孫詒讓遠甚，孫詒讓說墨子存心仁厚，勇于振世救弊，殆非韓非呂不韋之倫可比，這是比較符合墨子歷史形象的。

柳詒徵之所以苛評墨子，是因為走不出儒家範圍。這一點在陳柱身上也有明顯體現。陳柱也是囿於儒家觀念而未能多見多聞，比如喪葬一事，儒家主張三年之喪，墨子在節葬中對當時厚葬久喪批評：「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綉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幾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厚葬久喪的弊端，墨子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而陳柱處於20世紀之時，仍然批評墨子的節葬主張，認為墨子重利而忘親，可謂泥古不化。陳柱喜歡旅遊，如果他有機會去西藏見到天葬，估計以他那種儒家正統腦筋恐怕更會大不以為然，然而藏人卻相信天葬合乎菩薩捨身布施蒼生的意義，能使死者的靈魂升天。而陳柱自以為是的入土為安，在藏人眼裡則被視為最不名譽的葬法。

陳柱說：如果按照兼愛的主張，把別人的父親當作自己的父親，那麼自己每個月所得的工資就應該平分給天下人，這一點誰能做得到呢？於是狡猾者將視其父母形同路人。「是從墨子之說，將不至凍餓其親不止矣。」陳柱反對兼愛的理由看起來似是而非，其實墨子在《魯問篇》就明確反駁了這種觀點：「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反過來說，如果天下人都將自己所得工資分給天下人，天下就能太平嗎？除了衣食住行，實現天下太平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分工合作。《耕柱篇》可見這一思想：「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五

中西文化是否可以比附

陳柱將墨學在清末的復興歸為言論自由：「至於清末，文網已弛，言論自由，學者遂一反而詆孔孟，尊墨子；梁啟超著書稱為大聖人；學者向風慕義，而墨子之學遂如日中天矣。」這種說法其實忽略了最重要的時代因素：晚清的中國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得頭破血流，人們方救亡之不暇，為何忽然重視起墨子來？因為人們覺得靠儒家那一套已經無法在新戰國時代為民族爭生存，於是轉而求諸墨子。年輕的梁啟超以《新民叢報》為陣地提倡墨學救國，學界雲集響應，紛紛以墨學為然，如胡適等都是在十幾歲的時候讀了梁啟超的書而崇拜墨子，後來竟為中國的學術流變開一生面。以梁啟超當時的地位，豈謂必能過於韓愈？韓愈在唐代提倡孔墨相為用，這樣看起來很溫和的主張，以韓愈這樣的大人物提倡之，而世人莫與響應。梁啟超的一呼百應與韓愈的冷冷清清無人理睬形成鮮明對比，說到底，還是時代使然。

陳柱對梁啟超用中學比附西學的做法不以為然，頗多微詞。梁啟超做學問未免有空疏臆斷之處，但對時代潮流則非常敏感，因此以西學解釋中學，往往能使人耳目一新，不但帶給人們新思想，還說出了人們想表達而表達不出的東西，遂成思想界之巨子，常執言論界之牛耳。可見中西比附不可一概而非。蔡元培就非常贊成中西文化融匯貫通，他認為古今中外的學說有很多相同點，因此中西可以融合，當然，要融合「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他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適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徹，就是證據。孔子的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人生哲學與教育學的，也絕不能十分透徹，可以適用於今日的中國。」如果按照陳柱的說法，似乎只能像乾嘉學派那樣做小學考據功夫，如此則將西學排斥殆盡矣。文化並不是絕對不能通融的東西，文化無非是人類群體的生存與發展經驗的總結。之所以表現出地區差異性，無非是因為總結的經驗不同，因此顯示出的文化特色也不同。誠如業師劉景泉教授所言，文化是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文明，應是超階級、超意識形態、超地域、超國界，能為人類共同享用的精神財富。全球文化並無高低上下之別，將會不斷融會貫通，渾然一體。況且時代是不斷變化的，孔子這樣的「聖之時者」，也會與時俱變。人們在新的時代需求之下，又會不斷對古人和古典作出新的解釋和評價。當然，並不是天馬行空隨意曲解，而是建立在對原典一定程度的合理解讀之基礎上。正如蔡元培所言：「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後人之視孔墨，必將與今人對孔墨的理解和評價有所不同。這或許是學術得以不斷變化發展的源頭。

附帶說一句，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出版《墨學十論》時，將1928年商務印書館版的作者序言和凡例都去掉了，實在令人費解。華東師大出版社2015年重新出版時才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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